作者︱王希

关键词：美国历史 政治思想 反智主义 霍夫施塔特 麦卡锡主义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的出版而变成了研究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概念，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影响。

本文以霍夫斯塔特的学术生涯和美国史研究路径为起点，叙述《反智主义》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与霍氏学术谱系的关系，通过对《反智主义》内容与观点的解析，延伸讨论“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力图揭示一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和“反智化”的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原名为《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因为篇幅较长，分成三次推送，标题为燕京书评所加。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后天将刊出后两篇。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反智主义》）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当同代学者的作品大多被人遗忘的时候，该书的阅读价值却倍显珍贵。据悉，国内有数家出版社计划在2021年推出该书中文版。一书多译并同年出版，十分罕见。无独有偶，享有盛名的美利坚人文经典丛书，2020年也推出了一部霍夫施塔特文集，排在首篇的便是《反智主义》。[2]

《反智主义》为何突然大热？除作者名气大和该书曾获普利策奖之外，近年来美国政治的乱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特朗普在四年执政中，刮起一场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旋风，搅得美国和世界不得安宁。虽然他未能在2020年如愿以偿地获得连任，但仍然在1.5亿选民中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一些铁杆支持者更是在他的鼓动下，拒绝接受大选结果，攻击国会，这一切都令世人深感震惊。特朗普的言行举止粗暴鲁莽，治理国家更是漏洞百出，为何依然能够在总统竞选中做到一呼百应？除了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全球化对美国霸权形成冲击、两党政治撕裂选民等原因之外，美国选民本身是否也是“特朗普现象”的制造者？困扰当前美国的政治分裂和价值冲突，是否有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心理原因？如果读者关心这些问题，阅读《反智主义》将会很有帮助。

事实上，《反智主义》并不直接讨论选举政治或分析选民的构成，但它讨论美国选民得以养成和建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具体讲，它讨论的是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一种“反智”（anti-intellectual）文化，其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人。霍夫施塔特将具有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称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他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反智主义”在美国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生活中的形成与演变做了详细的描述，揭示了“反智主义”如何广泛地渗透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动声色但持续不停地塑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霍夫施塔特的观察细致，研究扎实，叙述生动，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一些文字，甚至可以一字不改地借用来描述当下的美国，而当代读者更能从他关于“反智主义”危害的警告中，领悟到一种难得的先见之明。我想，这也许是中美出版界“重新发现”《反智主义》的动因所在。

诚如霍夫施塔特所说，《反智主义》是对20世纪中叶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尤其是对肆虐美国政坛长达四年（1950～1954）之久的“麦卡锡主义”——所做的一种回应，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反智主义”及其历史、“反智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知识分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等——却具有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含义。虽然霍夫施塔特自称这部著作不是“一部正规的历史学著作”（a formal history），而“更多的是一部个人作品”（largely a personal book），[3]但《反智主义》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的确代表了一种意义非凡的延续与创新。为了更好地读懂这部著作，理解它在今天的阅读意义，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此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它在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中所处的位置与意义。

一 霍夫斯塔特的学术生涯

霍夫施塔特于1916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Buffalo），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移民，母亲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他17岁入布法罗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在大学期间，他与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菲丽丝·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相识，在后者的影响下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并担任领导人的职务。1936年大学毕业后，霍夫施塔特与新婚妻子移居纽约市，先入法学院，但后来很快放弃，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美国史研究生。

初到纽约的时候，霍夫施塔特夫妇与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来往密切。他们还前往南部乡村，调查黑人分成租佃农（sharecroppers）的生活状况，为霍夫施塔特的硕士论文收集研究材料。1938年，霍夫施塔特在《美国历史研究》（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第一篇论文，讨论关税与美国内战爆发的关系。同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研究生支部，但几个月后因不愿受党内斯大林式的思想控制而退出。与罗斯福新政时代的许多都市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年轻的霍夫斯塔特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积极寻求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他又十分崇尚自由主义的原则，坚决捍卫进行独立思考的立场。这两者构成了霍夫斯塔特早期意识形态的基础。

194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美国思想史的奠基学者梅勒·柯蒂（Merle Curti）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读博期间，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兼职任教。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前往马里兰大学任教。1944年，霍夫施塔特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专著。1946年，他受聘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任教，从此终身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为伴。[4]

1970年，当年仅54岁的霍夫施塔特因白血病去世时，他已经成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26年的专著发表生涯中，霍夫施塔特一共出版了10部专著，包括《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4，此后简称《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此后简称《美国政治传统》）、《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1952）、《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发展》（1955）、《改革的时代：从布莱恩到罗斯福》（1955，此后简称《改革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与其他论文》（1965，此后简称《偏执风格》）、《进步主义历史学家》（1968）、《关于政党体制的思想：合法反对在美国的起源（1780-1840）》（1969）、《1750年的美利坚》（1971）。

在他的十部专著中，《改革时代》获1956年历史类普利策奖，《反智主义》获1964年非虚构类写作普利策奖。此外，他还独自和与人合作编撰出版了13部美国史教科书、文献集和参考书，并发表了140多篇学术论文、书评和时事评论。与大多数史学同行相比，他始终拥有一个令人望尘莫及的、同时来自学术界内外的读者群。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55年修订后的销售量高达20万册（这对于任何史学博士论文而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的《美国政治传统》的销量更是一度高达100万册，并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种语言，至今仍为许多美国大学作为长期保留的经典书目。[5]

有人曾将霍夫施塔特的学术成功归因于他一生中遇到的几个“最好”（bests）——居住在美国“最好的城市”（纽约市），任教于“最好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最好的时刻”，为“最好的出版社”（Knopf），写作了“最好的著作”，并赢得了“最好的奖项”（普利策奖）。[6]此话只能部分当真。在某种意义上，霍夫施塔特不是一位“标准的”（standard）历史学家——他自己也承认不喜欢和不善于长年累月地做“档案馆里的老鼠”（为此他没少受同行的诟病）。但所有仔细而完整地读过霍夫施塔特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他的写作展示了三种能力：原创性的思想能力，对史料的想象和运用能力，超凡的文字能力。可以说，同时拥有这三种能力，是他获得巨大学术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霍夫施塔特将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视为自己研究历史的动力。他的每一部专著，都涉及美国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进步时代的激进改革、学术自由、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进步主义史学、合法反对党制等。他对每个主题的研究，都会产生一种开拓性的效果，或者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或者将既存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或者为未来的研究设定议程和方向。他的写作拥有自己的风格，潇洒不失优雅，生动不失严谨，犀利之中含有诙谐，“文史不分家”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读他的史学著作，读者能同时感受到充满哲学意味的启示、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力度和文学的典雅。正是通过他的写作，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地位革命”以及“反智主义”在内的一些原本只在学界使用的生涩名词和概念，变成了公共思想讨论中的常用概念，难怪后世学者称他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具有公共精神但保持低调的知识分子”（a public-spirited private intellectual）。[7]

二 早期的学术路径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时间跨度大，涉猎主题多，似乎难以按传统方法对他进行专业定位。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从他发表第一部专著起，他的写作始终贯穿着两种努力：一是探索一种新的、能够取代“进步主义史学家”（Progressive Historians）学派的美国史研究路径；二是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中的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有人称他是“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a historian of ideas），但他自认为是“研究政治的历史学家”（a political historian）。显然，他对“政治”的定义非常宽泛。1966年，在解释“政治”的概念时，他提到传统的“政治”研究关注的是“谁在何时、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什么利益”（who gets what，when，how）的问题，而他的“政治”研究关心的是“谁在感知和理解什么样的公共问题，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感知和理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感知和理解”（who perceives what public issues，in what way，and why）。

换言之，人是“政治动物”，寻求和捍卫自身的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处于政治中的人并不只是在寻求和索取各自的利益，而更是通过政治来表达和界定自己的“价值观、身份认同、恐惧与志向”。[8]如果我们将“政治”划分成“硬件”（国家机制、选举政治、法律、程序）和“软件”（选民、思想、价值观、情感）两个方面的话，霍夫斯塔特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美国政治的“软件”内容，即处于政治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政治感情、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看来是“政治”研究的真问题。

霍夫施塔特的学术发展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并深受所处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和他自身学术追求的影响，包括《反智主义》在内的写作既是这个过程的产物，也见证了这个过程的发生。所谓“进步主义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主导美国史研究长达半个世纪，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等人。他们的写作，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视为推动美国历史前进的动力。[9]霍夫施塔特在学术起步阶段深受进步主义史学的影响，在本科时代甚至视比尔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即便在与激进左翼政治脱离组织关系之后，他也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首先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霍夫施塔特在书中追溯了达尔文进化论如何在工业化时期的美国被改造成为推崇“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又如何在遭遇不同的批判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他尤其揭示了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如何摘取达尔文自然演进学说的观点，将之与斯宾塞的利己主义哲学、新英格兰清教伦理观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建构了镀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他非常敏锐地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原本是一种具有“激进”意义的科学学说，但在美国却为保守派所利用，并将之变成一种阻止激进社会变革、确保资本主义的“竞争”不受政府管制的思想武器。此刻，他已经注意到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划分的，而且“思想”与“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互动。他尤其注意到了他后来将在《反智主义》中展开讨论的一种现象，即当一种新的思想被“发明”出来时，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决定是否接受新思想时所采用的首要标准并不是思想本身的“真实与逻辑”（truth and logic），而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精神需要和先入为主的期盼”（intellectual needs and preconceptions）。

霍夫施塔特的另一贡献，是指出了思想在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当强调“达尔文式个人主义”的思想（Darwinian individualism）在美国国内受到左翼力量的挑战时，这种思想会利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机会，被转化成一种冠之以“民族利益”的“达尔文式集体主义”（Darwinian collectivism）思潮，为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正名。[10]《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霍夫施塔特在史学界的亮相之作，展示了他的史学识见和能力，但此刻他并没有挑战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前提。

与进步主义史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1948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的写作中。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冷战进入高潮，美国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省美国历史上的改革传统。当时的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在罗斯福新政和“统一战线”政治的鼓舞下，希望借用进步主义史学的思路，创造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史学。霍夫施塔特则认为，左翼历史学家带有先入为主的立场预设，难以摆脱“偏见”，由此建构的美国历史并不真实，而且会继续造成一种美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以贯之的“二元对立”历史的认知误导。

1945年，霍夫施塔特应克诺夫（Knopf）出版社之邀，开始写作一些关于美国领袖和他们的思想的短篇论文。最初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左翼政治企图建构的新美国史观进行一种反思，希望寻求一种新的“左翼”解读来替代它。虽然这些短篇最终会结集出版，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建构“一种单一的关于美国政治或美国政治领导力的概括性理论”的计划。写作的过程并不顺畅，其间他经历了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的变故，若干篇章是他坐在妻子的病床旁边写成的。直到1948年写完书稿之后，他仍然不能确定如何找到将12个篇章连接起来的主题。[11]他研究的美国政治领袖包括了七位美国总统（杰斐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三位著名政治人物（奴隶制卫道士卡尔霍恩 [John C. Calhoun]、废奴主义者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以及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的严厉批评者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建国时代与工业化时期的两组政治人物。在人物选择和思想综述方面，除了文字有过人之处外，霍夫施塔特似乎并无标新立异之处。

随着交稿期限日益迫近，他最终迅速写作了一篇简短的（6页）前言，在其中提出了一种历史观察：尽管12个短篇覆盖的美国政治领袖人物的背景和经济立场不同，生活在不同的时段，但他们却分享一些“共同的”美国价值观，包括尊重私有财产，看重机会的价值，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鼓励在法治范围内对个人利益的争取。这些看似矛盾但得到普遍分享的“传统”，正是美国作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秘诀所在，因为它们避免了让美国陷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漩涡之中。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思想中的共识”（the common climate of American opinion）的强调，直接挑战了比尔德等人提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也表明他企图在传统的冲突论和“二元对立”历史观之外识别和建立一套新的、为所有美国利益群体认同的价值观。[12]

虽然霍夫斯塔特的原始意图更多是“祛魅”，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思想——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成才的英雄崇拜、资本主义的神话等——进行无情的剖析，但他批判的光芒完全为他强调的“共识”所遮掩。他希望在“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的路径之间，寻求一种新的、更为独立的自由主义思路，但在冷战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背景下，他的著作很快被划归到“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的阵营之中，而共识学派因为宣扬“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成为了学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13]

尽管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政治传统》的出版，将32岁的霍夫施塔特推到了美国史研究的前沿。这两部著作虽然主题不同，但在方法论上非常接近，都注重精英人物的思想研究，并关注思想的变化与不同思想的交锋。然而，真正为霍夫施塔特在同行中建立起不朽名声的是《改革时代》的写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霍夫施塔特从方法论、材料和分析手段上开辟了美国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片崭新的天地，也开启了他对“反智主义”问题的思考。

《改革时代》讨论的是19世纪后20世纪初的几场改革运动，包括平民党人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但重点放在平民党领导的农场主反叛和由都市中产阶级发起的进步运动上。这一段历史是进步主义史学的起点，许多结论长期主导了历史学界的解释。霍夫施塔特运用心理分析、社会功能解析等方法，对平民党-进步运动及其参与者进行重新解读。与先前著作不同的是，他将研究重点放在改革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和中下层领袖人物身上，观察和分析他们的世界观，解读他们使用的抗议方式和语言。霍夫施塔特正面质疑了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利益冲突的观点，认为平民党人的反叛并非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乡村商人阶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由此产生的愤怒所致。

在他看来，身处19世纪后期工业化时代的西部和南部自耕农人群具有一种“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一方面，他们梦想回到想象中的传统农业社会、享受大众民主的平等参与；另一方面，又竭力希望改进农业技术，使用商业手段，通过施压政治来增加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影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业经济的比重和重要性降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失败边缘的农场主人口于是祭出民粹式民主的大旗，要求改革州与联邦政治，打击工业和垄断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卷入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新富阶层的崛起引发了各种新旧中产阶级群体的不满与恐惧，“地位巨变”（status upheaval）——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域中产生大量的地位“焦虑”，正是这些集合起来的焦虑构成了进步时代的“改革冲动”。霍夫斯塔特指出，平民党人反叛者并没有真正考虑工业无产阶级、移民劳工和都市无产者的利益，而是借助美国历史上的仇外、反犹和种族主义文化来宣泄不满和组织抗议；而进步主义者所推动的也并非完全是一种进步主义，而是同时带有落后思想而充满偏见的地方保守主义。

霍夫施塔特观察到，人们通常将平民党人—进步运动视为罗斯福新政的前奏，其实先前改革的动力带有大量的负面内容，包括孤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对欧洲和欧洲人的仇视，对不同种族、宗教和出生地的人的惧怕，对大商业、工会、知识分子和东部生活方式的反感，等等。这些负面的动力，为新政前后的保守主义势力（包括反移民、三K党、禁酒运动、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的崛起做了铺垫。所以，改革并非是一条从落后走向进步的直线运动，“推动昨日改革背后的动力，既可以为今日的改革所用，也可以为今日的反改革力量所用”。[14]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时代》代表了霍夫施塔特与进步主义史学的决裂。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属于“共识学派”，而且他对保守主义始终抱有一种反感，但他对阶级冲突的否定和对共享美国价值观的强调，无疑加深了外界对他的“误解”。他在《改革时代》中使用的方法，也招致了包括新左派历史学家在内的批评。事实上，霍夫施塔特并不是盲目地推崇“共识价值”，而是想摆脱经济冲突论这种在他看来过于简单和僵化的历史解释的羁绊，希望探讨导致历史变化的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力量所在。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美国政治传统》再到《改革时代》，他的研究一直没有脱离过这种努力。与此同时，《改革时代》的写作，也促使他去思考所谓“共享的”美国思想、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内涵、形成与传播，并给予这些思想的建构者——平民党人、进步主义者、在“地位革命”中丧失了特权和声望的小镇和乡村政客，以及那些游离在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之外的“独立派”精英分子（Mugwumps）等——特别的关注。他注意到，这些人是真正的基层美国思想的建构者，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民主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大众暴政”意味的民意，支持或阻止美国社会的改革。[15]此刻，他已经开始将历史上的大众民主与“反智主义”联系起来。

燕京书评将连续三天推送王希教授的长文，今天是第一篇。

注释

[1] 本文原文是应邀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写的中文版序（九州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21年版），删节版将在《美国研究》发表。此版为修订后的完整版本。作者感谢后浪出版公司和《美国研究》诸位编辑对原稿的文字润色与编辑。

[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 edited by Sean Wilentz,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2020), pp.1~487.

[3] Sean Wilentz, “Note on the Texts,” in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 p.979.

[4] Susan S.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the 1930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85), pp.97~107; Eric Foner, Who Owns History? 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p.26~29; David Brown, 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18~21; Sean Wilentz, “Chronology,” in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 pp.971~974.

[5] 霍夫施塔特的10部专著原文信息是：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4)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The Develop ment and Scop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 DeWitt Har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Walter P. Metz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York: Alfred A. Knopf,1968);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America at 1750: A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关于霍夫施塔特著作的全目录，见：Paula S. Fass: “The Writings of Richard Hofstadter: A Bibliography,” in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 eds., The Hofstadter Aegis: A Memori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368～82; Eric Foner, Who Owns History? 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Changing World , p.36.

[6] David Brown, 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xiii.

[7] “Sean Wilentz: Richard Hofstadter and the ‘Paranoid Style’ as an American Phenomenon,” September 15, 2020, available at:https://www.loa.org/news-and-views/1735-sean-wilentz-richard-hofstadter-and-the-paranoid-style-as-an-american-phenomenon.

[8] Christopher Lasch, “On Richard Hofstadter,”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 March 8, 1973; Comments by Ira Katznelson, Library of America Podcast, Revisiting Richard Hofstadter in the Time of Trump (October 1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RLdLVfresI (accessed 4/25/2021); Eric Foner, Who Owns History, pp.40～44. 霍夫斯达特的论述见：Richard Hofstadter,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viii~ix.

[9] 关于进步主义学派的详细讨论，见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ner, Beard, Parrington.

[10]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c1944,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pp.3~12, 202~204.

[11] Richard Hofstadter, “Preface for the Hebrew Edition,” in 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c1948, New York: Vintage, 1974), pp.xxv~xxxi; Christopher Lasch, “Foreword,” ibid., pp.vii~xxiv.

[12] 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p.xxxiii~xl；.同见: John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Commentary, XXVII (February, 1959), pp.93~100.

[13] 详细讨论见：Christopher Lasch, “Foreword,” in 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xix; 关于进步学派与共识学派的讨论，见: Richard Hofstadter,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p.437~466.

[14]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Vintage, 1955), pp.3~21, 44~47,59, 65~80, 93~95, 123~26,135~37, 141~43,151~161, 278~94.

[15] 在分析三K党在20世纪初的崛起时，霍夫施塔特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见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pp.29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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