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裁到民主，反抗的火焰 - 48年 - iYouPort – 觀點2

武装斗争不再集中在那些渴望夺取国家权力的团体手中。随着中央集权团体的衰落，出现了横向组织和实行低水平防御性暴力的少数派团体和立场 ……

【按】近年来，在评价当下的中国学生时，我们听到了一些悲观的说法。虽然我们自己在此也并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调查结论或合作经验，但那些充满贬义词的描述依旧令人深思。

时代背景确实不同了，当下的年轻人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经历，但我们依旧愿意假设知识面和认知锻炼将是有益的。智利的学生反抗运动证明了这点。

想解决现有问题，究竟是要改革还是要革命？暴力还是非暴力更好一些？派系之争有什么问题吗？没经历过最困难时期的年轻人会缺乏战斗力吗？对政治的理解浅薄会在行动方面有障碍吗？…… 这些问题您会在中国反复看到，但对它们的争论只是起到了阻碍行动的作用，因为：

智利学生的反抗运动有着几乎可以称之为最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由此引发的内部矛盾甚至冲突、以及强大的外部压力，但是他们依旧能够寻找到共识，并积极地体现在斗争中。我们相信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到。

请记得， 当争论无法促进问题的解决、甚至阻碍行动的时候，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希望本文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抗者带来有意义的思考。

48年前的今天，1973年9月11日，一个军事独裁政权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夺取了智利的权力。 他们未经审判杀害了数千人，折磨了数万人，并迫使数十万人流亡 ，这一系列暴行是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公开幻想在美国实施的。

今天，独裁政权的遗产仍然存在于它通过的法律和引入的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但也存在于镇压性的警察机构中， 这些机构以服务独裁者的方式 “为民主服务”。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东西持续存在： 一个强大的抵抗运动 。

本文采访了一位参与智利学生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指出的问题可能令人深思。

Q ：请简要介绍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参与智利当代学生运动的起源。

A ：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在智利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工人运动通过罢工传播了这种思想潮流，如1903年的码头工人罢工、1905年的肉类包装商罢工、和1907年在伊基克举行的著名的矿工罢工。1930年代，由于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政府主义开始衰落，而部分左翼越来越制度化，并被纳入资产阶级的选举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减少，直到独裁统治时期（1973–1990），它已经成为一种少数人的立场，更容易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找到。

在20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开始在智利重生，同时出现的还有新兴的朋克场景和参与大学抗议和街头示威的蒙面人。 这时，无政府主义已经不再依附于工人运动；它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在街头、棚屋、高中、大学和其他非正式空间中，在独裁时期听着 La Polla Records、Los Miserables、Fiskales Ad-Hok、Ska-P 等乐队的声音长大的那几代人中，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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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80年代后几代战斗青年的影响。 到那时，年轻人在抵抗独裁政权的过程中已经学到了很多街头战斗的知识，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这往往没有延伸到反对警察之外。 例如，更传统的游击队组织 MAPU-Lautaro 的影响，以及像 FPMR（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和MIR（革命左翼运动）这样的武装团体的衰落，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 武装斗争不再集中在那些渴望夺取国家权力的团体手中。随着中央集权团体的衰落，出现了横向组织和实行低水平防御性暴力的少数派团体和立场。

这为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一代 encapuchados 提供了舞台，他们在2006年高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提出了新的立场和新的行动类型。

在里卡多·拉戈斯总统（2000–2006年）的领导下，反对大学学费上涨的第一次抗议活动在2004年已经开始抬头。2006年，“企鹅革命” 爆发了。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独裁统治下的抗议活动以来，学生们第一次大规模的觉醒。

【注：2006年智利的学生抗议活动是2006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智利各地高中学生不断进行的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5月30日达到顶峰，当时有790,000名学生参加了全国各地的罢工和游行，成为智利过去30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也是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总统政府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这一次，走上街头的是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的一代人，是在 “民主制度” 下长大的一代人，但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皮诺切特的幽灵仍然存在 — — 我们生活在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和他们的民间技术官僚强加的规范框架下。我们今天仍然如此。

当时，即2006年，独裁统治下制定的《教育组织法》（LOCE）仍在实施。 它保证了穷人的不稳定教育和富人的奢侈教育，造成了残酷的阶级分化，表现在大学选拔考试的分数上 。同时，圣地亚哥被一个新的城市公交系统（“transantiago”）所引起的普遍不满所困扰 — — 这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对那些不得不在圣地亚哥的现代和资产阶级地区通勤的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学生反叛的过程中，暴力作为政治表达手段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出来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反应反映了你在这一意识形态异质性运动中可以找到的所有不同立场。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青年在这些辩论中分化了自己，在学生抗议和传统的5月1日和9月11日的年度示威中出现。

暴力作为一种斗争方法一直是有争议的，目前学生运动中的矛盾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把这些矛盾与19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辩论进行对比。

在1970年代，工人和学生运动的主要冲突是关于改革与革命的二分法 — — 例如，MIR援引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与社区党（PC）的民主改革主义。相比之下， 在21世纪智利的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的抗议团体不仅仅是对抗警察，他们反对每一个集中政治、宗教、经济或社会权力的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示威者有时会针对银行、药店、政府大楼、教堂、快餐连锁店等。

这是智利社会从独裁统治到当前模式转变的结果。示威人群不再简单地争论改革还是革命才是废除独裁统治的最佳方式。那些利用暴力对抗国家权力和财产的人和那些寻求通过既定法律渠道表达自己的人之间的矛盾，要复杂得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21世纪智利的社会抗议活动是异质的、多样化的。 许多政治倾向甚至不能就他们所反对的内容达成一致 。有像共产党、民主革命党这样的改革派，有像MIR这样的老牌团体，还有参与资产阶级选举主义游戏的整个建制派。然后是各种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 — 格瓦拉主义者、老派马列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最后是各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反叛的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无政府联合主义者、无政府朋克等等。这使得智利当代的社会抗议活动变得复杂。然而在暴力方面，出现了某些两极分化。在对抗的时刻，关于这些行为出现了两种立场：那些支持针对社会秩序的 encapuchado 暴力的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和那些认为应该对它作出反应的人。例如，对于学生运动的机构部门来说，encapuchado 暴力（在北美被称为 “black bloc”）是一个障碍，因为它不注重 “公众意见”，并削弱了对改革派团体寻求与之对话的权力的信心。

就其本身而言，学生运动是一场社会民主和改革主义运动，它并不寻求废除国家、社会阶层、财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父权制统治。以资产阶级机构为基础，它提出的暴力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学生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要破裂，而是要与权力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在 encapuchados 中占很大一部分）并不寻求与权力对话。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直接对抗；他们并不为国家的免费教育而请愿。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机构合作组织与起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端经常升级为身体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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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当 “免费教育” 的要求变得很普遍时，抗议游行吸引了前所未有的人数。因此，encapuchado 暴力、警察镇压、改革派组织，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所有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学生运动本身也一样。其结果是 “和平主义者”、改革派学生、和体制内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因暴力问题和他们不同的目标和立场而反复发生身体对抗。

2011年的事件是一种高潮，是人们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学习的所有累积的教训。占领学校和学生罢课的规模是新事物，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唯一参与其中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占领和罢课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改革主义的要求，而不是为了夺取权力或作为走向普遍起义的一个步骤。无政府主义者充分利用这种情况来宣传思想，向新动员起来的学生讲话，并开展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发展的时期 — — 无论是在 encapuchado 的参与方面，还是在集体、蹲点、书籍出版、研讨会、晚餐、讨论、义演、囚犯等问题的数量方面。

当然，有很多学生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是坚持追求公共的、免费的教育事业，但仍然戴着面具来对抗压迫。 2011年，就像2006年一样，警察的镇压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改革派学生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学生也与警察展开了对抗 — — 不是为了采取攻势，而是从相信权利的立场出发，也就是说，对他们认为是针对合法运动的 “非法” 暴力作出反应，因为它是民主的，不应该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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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某些马克思主义倾向，如格瓦拉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也使包围式暴力合法化， 但只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议程 — — 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只要它 “得到群众的认可”，只要它不是 “个人行动”，只是当它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人们可以发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他们有更多的个人主义立场，他们相信对整个社会的战争超越阶级战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那些与自由意志主义或更多的集体主义潮流相一致的人，也把 encapuchado 暴力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但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许多条件。如果个人行动是在集体抗议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围绕暴力的辩论甚至在学生示威者之间产生了暴力。在许多次游行中，在 encapuchados 和警察的对抗中， 无政府主义者和 encapuchados 不得不面对试图阻止他们的律法主义、反动的倾向，这几乎总是以这两种示威者之间的文字对抗而告终。

Q ：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学生运动的不同战术和战略是什么？

A ：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学生运动，但 没有向国家提出要求。他们参与的目的是使学生斗争激进化，宣传反权威思想，并加入到街头对抗中。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将他们在高中和大学的社会环境政治化，首先是那些更认同巴枯宁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更多的反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则更注重在大规模游行的背景下参与街头暴力。

对于这点，见《要运动，不诉求》

现在，对抗性战术完全被用来为机构请愿服务，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没有革命的目标，因为学生运动本身没有任何革命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它们很重要，因为在学校的占领中，有团结的关系，有有利于罢工的活动，有对囚犯的福利，有政治论坛和讨论，等等。 很多原本政治上没有超越 “免费教育” 或 “结束营利性教育” 的孩子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而变得激进。

此外， 尽管占领学校和罢工是为了实现改革主义的目标，但它们是反抗当局的表现，超越了传统的抗议形式。

这一点相当有趣，尤其是在2011年。占领大学和中学是自由主义书展、朋克表演和讨论的空间；在它们存在的几个月里，它们是解放的空间，团结和横向关系在资本主义和便利的支配下发展。有聚餐、集体壁画项目、书籍、粉丝杂志、公报。在警察最终驱逐占领区的时候，也有抵抗和对抗的情况发生。

Q：教育成本如何影响智利的学生？它是否决定了谁可以上学？它是否影响了学生的政治和优先事项？无政府主义组织对此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A：在智利，教育是复制和延续阶级不平等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的动力。除了经济方面，教育也是一种驯化的方式 — — 学生被要求记住东西而不是自己思考。数学比什么都重要，很少有时间学习历史，他们教给你的历史只是由事件和日期组成的线性历史，不需要任何实际思考或质疑。所有的课程都被灌输了对资本主义和权威的盲目信仰。

无政府主义者对此能做什么？没有太多。事实是，要求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改良派的制度性斗争，尽管一些更激进的部门承担了这一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走向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斗争的初步步骤。然而， 无政府主义者更注重产生冲突和激进化的空间。目标是起义，而不是改良。

Q：谈一谈学生抵抗的文化因素？

A：这可以包括壁画、图书和宣传展销会、文学发行（feria）、艺术展和研讨会。所有这些都经常发生，但在2011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例如，有关于与学生运动间接相关的主题的研讨会 — — 如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的法律，基于市场的教育逻辑，以及该运动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建立新的教育法，消除教育的私有化。

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研讨会不仅仅是要求获得资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更 “公正” 的教育。他们提出了一个在权威和统治关系之外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教育概念。例如，这些空间的动态与社会中心的动态是不同的。 对大学和中学的占领几乎普遍是反资本主义的，只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方面呈现多样化。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是少数，无论是在占领区还是在街头。然而，游行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 — 到2011年8月有30万人参加 — — 尽管他们是少数，但仍有很多人被包围。就数量上的损失而言，他们确实是当局的眼中钉，而警察常常被抗议者的反击压倒。

Q：你想用智利学生斗争的任何故事来结束这次对话吗？

A：2011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是为了抗议巴塔哥尼亚南部的水电大坝，这是 HidroAysen 公司的一个项目。政府批准了这个有争议的项目；作为回应，在总统府 La Moneda 前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发组织的游行活动。它以一场大骚乱结束。

和平主义和和解主义部门试图限制 “包围者” 的行动，但没有成功。他们最终离开了游行队伍。到了晚上10点左右，几乎所有的反动派都离开了，只有起义者留在了街上。沿着阿拉米达（Alameda） — — 贯穿圣地亚哥市区的主要大道 — — 望去，人们可以看到各种银行变成了废墟，听到公司和机构的店面发出的玻璃的破碎声。一家麦当劳被留在火中。

“encapuchado 自行车骑行” 也很美。我相信在2011年和2013年之间发生了三次。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和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宣传动员。警察不敢试图进入该行动。这些自行车骑行活动的前两次吸引了很多人 — — 我大胆猜测有500或600人组成，骑着自行车，一路破坏政治和商业广告，与豪华汽车对抗。该行动从意大利广场出发，没有像其他游行一样向市中心的总统府进发，而是向另一个方向进发，向圣地亚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中心普罗维登西亚进发，最后到达巨大的科斯塔内拉中心商场 — — 拉丁美洲最高的摩天大楼，一个资本主义财富的象征。在前两次骑车活动中，他们设法用自行车进入商场，高呼 “国家去死！Viva la anarquía！” 并在墙上和奢侈品商店的窗户上涂鸦。

但最重要的是，2011年8月的那几天是令人难忘的。首先是8月4日的双重抗议（白天和夜晚），然后是智利工人联合中心（CUT）为期两天的罢工，得到学生和工会的支持。

8月4日，只是学生在行动，但参加人数众多。从早上7点开始，在圣地亚哥的各个地方设置了路障。下午，人们在整个城市中心与警察对峙。最后，没有举行游行 — — 政府没有批准它。然而，这是大规模的、普遍抗议的一天，人们从天井或窗外伸出头来敲打着锅碗瓢盆。这很不寻常，得到了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支持。即使是拒绝暴力的嬉皮士也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以回应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和专制的背景。

8月的那几天是那段时期为数不多的抗议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暴力被学生运动的广大部门视为一种合法的策略。在市中心的所有街角，大批 encapuchados 在等待警车通过，以便攻击他们。到处都有路障，由于财产被毁，损失了数百万比索。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普遍的起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