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蒂莫西·布伦南；翻译丨王立秋

如今，《东方学》是一部学术经典。但起初，它并不像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写于水门窃听事件行将结束之时，出版于1978年。它在开头赤裸地呈现了内战时期黎巴嫩城市断壁残垣的景象，并在短短几个段落后，把读者引向一门晦涩学科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的历史。它的章节行文跳跃，从十九世纪的虚构作品，谈到美国的新一轮笑剧，继而又论及亨利·基辛格的卑鄙行径。它对材料的选择会让还没读过爱德华·萨义德，或者还不熟悉历史学家威廉·艾普曼·威廉斯关于“作为生活方式”的帝国的著作或拉马丁的诗的读者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但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有同感，他们对这本书的成功感到愤怒。一半读者认为，这本书是伟大的成就；另一半则认为，它是一个丑闻，但没人能忽视它。

对英美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学术研究，《东方学》发起了控诉。就此而言，它的总体论述是足够清晰的。“东方研究”这个领域，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符合西方受众偏见的关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的奇想。它投射的形象，时而热情洋溢、令人陶醉，时而又如同巨婴、面目可憎，但无论何时，它们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描述都不准确。

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描述“东方”的形象和对“东方”的态度，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相互强化的陈词滥调构成的网络。这些陈词滥调，反映于媒体、教会和大学对待“东方”的态度。学术研究又以看似客观的科学的权威，在那些已在流传的偏见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偏见。这座学问的大厦剥夺了阿拉伯人的一切，只留给他们一个文本的实在；而这个文本的实在，又往往只以区区几个中世纪宗教文献为基础。如此，阿拉伯世界遭到抑制、被迫停留在自己过去的经典之中。看起来，《东方学》说的这些内容是没有争议的；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分歧。

在写这本反传统的书时，萨义德发现了他和诺姆·乔姆斯基之间的宝贵友谊。乔姆斯基的哀诉，使他充分体验了媒体的负面报道。萨义德熟悉乔姆斯基对学术机构在越战上的合谋的批判，他还短暂地考虑过和乔姆斯基合写一本书来讨论西方在文化上对东方的错误描述。但乔姆斯基因为其他方面的投入而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于是萨义德独自上阵。这个计划的结果，就是《东方学》。

但那位在MIT工作的语言学家，还是以其他方式提供了帮助。他是第一个阅读萨义德初稿的人，就像他在给萨义德的信中写到的那样，他“真的一口气”读完了文稿。他欣赏《东方学》犀利严格的分析，但也提醒萨义德要更注意“分析和直接引用之间的平衡”。乔姆斯基还说，“会有不少人”批评他，而且他们可能会拿证明材料的相对不足来说事。“加一些种族主义、东方学和越战问题的东西可能会有用——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过那个问题了。”

说来也怪，萨义德是在卡迪夫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写出《东方学》的初稿的。1975-1976年，萨义德在那里担任研究员。该中心一般不欢迎人文学者，而萨义德也是那里的唯一一位文学批评家。有趣的是，当时那里的研究岗位还不是能申请到的。入选者是由一群匿名的德高望重者从一众学者中挑选出来的。有一天，萨义德突然就收到了邀请信。那些高级圈子里的科学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看中了萨义德的什么？

看起来，萨义德被邀请有两个理由。首先，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似乎想要更多地了解中东，而萨义德陈述的个人研究目标，即研究“东方语文学这门学科的兴起”和“当代阿拉伯语小说，特别是小说扮演的文化与政治角色”，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其次，在吉米·卡特时代，美国在政治上进步的权力空白期（白宫后来也因此而对巴解组织做出了最有诚意的欢迎姿态），萨义德相较而言的激进主义本身，对思想开放的加州研究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虽然在给在英国友人的信中，萨义德说他“不是很享受在中心的生活”，但加州的天气使他想起了地中海东岸。不久之后，他还在伯克利发现了一个黎巴嫩酒店。他“高昂的、打网球的兴致”在社交上帮了他大忙。他和女性尤其合得来，他发现对女性倾诉更加容易。那年，后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的乔纳森·R.科尔，也是那里的研究员。根据他的回忆，当时萨义德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午餐时，他随便就能热情地和其他人聊上半天。

那年，萨义德还有一名同事，名叫约沙法·哈卡比（Yehoshafat Harkabi）。此君曾是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头子，也是著名的以色列阿拉伯专家。他和萨义德形成了神奇的对称。哈卡比极其文雅，热爱阿拉伯语诗歌，沉稳矜持得“像个秘密警察”。根据艺术史家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的说法，哈卡比说自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鸽子”。一些人担心两人会一点即燃，在中心打起中东代理人战争。事实上，萨义德和哈卡比都没有失态过，他们对彼此的态度虽然算不上热情，但总体上还是礼貌的。

在来中心前的几年里，哈卡比已经从一个强硬派（乔姆斯基幽默而不形于色地评论说，他“聪明的发明”之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沙地带的信件炸弹”）变成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公开支持者。他也在《东方学》中短暂地露过面——“约沙法·哈卡比将军”认为，阿拉伯人“堕落、打心底里反犹、暴力而偏颇”。

甚至在斯坦福之前，哈卡比就和萨义德有过一段紧张的过往了。五年前，阿拉伯裔美国大学毕业生会（萨义德是成员之一）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奥灵顿宾馆举办年会。碰巧，在美国生活的以色列学生也在几个街区外举办他们的年会，而哈卡比就是他们的主题发言人。一时心血来潮之下，这位“好将军”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率领90名以色列学生奔赴奥灵顿，要搞一场善意的对话——或者说，至少情况看起来是这样。

被激怒的萨义德——在他看来，这是赤裸的“挑衅”——带领自己的群体迎战。在对方接近时，萨义德大喊，“挑衅者！”在楼梯上紧张地对峙之后，以色列方在哈卡比试图盖过吵闹声的叫喊声“我们为和平而来”中退却并离开了。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大体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那样的著作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语言理论。多年来，萨义德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张他和威廉斯在1978年一同参加在伦敦大学举办的活动海报。在他们见面一年后，英国电视台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合作了一个名叫《众声》（Voices）的节目。而在那不久之前，这位文化战争中的古怪保守主义者，才在他出版的《新左翼思想家》（Thinkers of the New Left，1985）中对新左翼发起了辱骂式的攻击。萨义德也被他列为要为新左翼负责的主要罪人之一。

一眼看上去，《乡村与城市》与揭露阿拉伯的刻板印象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它要做的事情，是通过从庄园诗（基本是歌颂富有地主财产的赞歌）的棱镜，来看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农村生活。不过，威廉斯也对幕后的问题感兴趣：绅士阶级的乌托邦式的田园诗是怎样颠覆土地和风景的历史，把扭曲的自画像叠加在恶劣的农村境况上的。

《乡村与城市》也有一股无法掩盖的反帝国冲动。威廉斯写到了见证英国社会生活传统时代的诗，在这些诗中，一种新的政治控制被施加到国内外的殖民地头上。英国国内农村和城市领土之间的战争，反映了边缘地区与全球都会之间的对抗——对立的双方在不同的程度上再生产彼此。对威廉斯来说，把我们从委婉的表达引向他逐渐强化的论证的是批评家而非诗人：“‘城市与乡村’的最后的模型之一，是我们所知道的帝国主义系统。”早在后殖民研究（据说是萨义德开创的那个领域）兴起之前，威廉斯就已经在追寻另类的传统上，超越他的同时代人了。

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监狱里的囚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二十世纪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为主的环境中的文化天主教革命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来说也一样。地理的约束，塑造了葛兰西的认同。他以来自意大利南方农村的撒丁岛人身份在意大利北方的工业城市求学，并因此而在那里被认为在种族和族群上低人一等。在萨义德常给学生讲授的一篇论文《南方问题的一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 1926）中，葛兰西在这个城乡之间的冲突中发现了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谓的“想象的地理”的一个实例。在“想象的地理”中，土地本身变成了讨厌而不公正的文化区分的一个象征。

萨义德的言过其实，是为在他的读者身上释放一种有净化作用的义愤而设计的。

甚至更重要的是，对葛兰西来说，是语言定义了领土的冲突。葛兰西的导师马泰奥·巴托利（Matteo Bartoli）是所谓的空间语言学家（spatial linguistics）学派在当时最公开的支持者之一。巴托利和他的圈子认为，语言不只像浪漫主义者说的那样，是“一个人群（people）的灵魂”，更是对迁移和外来征服的形象化的记录。在领土的冲突中，两种土语暴力碰撞，被迫为夺取特权而竞争。

《东方学》以这些材料为本，动员了一系列的空间隐喻。这些隐喻之一，“策略位置”（strategic location），指就自己的写作而言，作者采取的位置；另一个隐喻，“策略构造”（strategic formation）的意思则是，只要把作品放到一个由互补的作品构成的星丛中，而不是让它孑然而立，作品就能获得更大的“参照力”（referential power）。

萨义德执著地想知道，何以某些文本能聚集力量和影响力，而其他文本则不能。因此，在说“想象的地理”的时候，他指的是这样一个矛盾，那就是中东的接近使东方人在西方人的心里变得特别强大而危险。正因为这个区域与欧洲毗邻，旅行者、殖民探险家和传教士才更容易探访它。因此，必须用一个共享的故事来管理他们的经验，这个故事给这些经验以“真正的”意义。土地可能是地理的物质材料，但观念往往会使地方去物质化，使邻近的显得遥远。

起初，《东方学》得到的是欢呼。这本书得到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提名和令人妒忌的评论，粉丝的邮件络绎不绝。以1978年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的来信为例，它兴高采烈的语气，捕捉到了当时全世界异见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色人种知识分子的情感：“您在前线——葛兰西意义上的前线。”令人惊奇的是，几年后，这本书才变成一个丑闻。

萨义德突然获得的全球声望，产生了骄傲会带来的不幸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想沾他的光，他也乐得占便宜。他的妹妹格雷斯就曾抱怨过他新生的傲慢，这个“阴暗面”使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个声望也带来了别的影响：除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外，只有萨义德的办公室有防弹窗和直通学校保安的蜂鸣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诋毁者也变得和它的拥护者一样活跃。《东方学》遭到的攻击来自于四方面：首先，是和萨义德同时代的研究阿拉伯语、伊斯兰或近东的学者。他们相信，萨义德轻率地闯入了一个严肃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知识的要求是他所不能胜任的。其次，巴基斯坦和阿拉伯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他做出的决定性的东-西之分不够辩证，还给了伊斯兰右翼安慰，后者和他一样对一个幽灵般的、无内部分化的欧洲疑神疑鬼。再次，伤害最大的是他在中东研究领域的导师，他们认为，他接受的文学训练使他不能把握东方研究在实践中的学科多样性。最后一方面，是身在右翼智库或敌对媒体的这样一群人，不但以诋毁《东方学》为业，更致力于抹杀萨义德的整个事业。他们为自己的攻讦拟定的题目暴露了他们的轻鄙：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的《沙上的象牙塔》（Ivory Towers on Sand，2001），冒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之名写的《保卫西方》（Defending the West，2007）和约书亚·穆拉维奇克（Joshua Muravchik）的《说/萨义德够了》（“Enough Said”，2013）。

《东方学》的大多数批评者，无论出发点多么地不一样，最后总会回到同一个套路。比如说，精通十三世纪也门农业文本的人类学专家丹尼尔·马丁·瓦里斯科（Daniel Martin Varisco）声称，萨义德之所以热衷于宣扬业余爱好者在智识探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为了粉饰自己在仓促入场时的业余。对瓦里斯科来说，萨义德的“问题是针对实在的，而非关于实在的（problem is with reality， not about it）。”类似地，伊本·瓦拉克也抱怨萨义德“满口后现代的黑话”。

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在《认识之欲：东方学家及其敌人》（For Lust of Knowing: The Orientalists and Their Enemies，2006）中把攻击推向了极致。欧文是萨义德的死对头伯纳德·威廉斯的学生，也是研究马穆鲁克王朝的中世纪专家。他嘲笑萨义德竟然认为东方学家能为帝国服务，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要说什么。在他看来，东方学这个领域也没有萨义德暗示的那种一致性；它不过是一个由狂热爱好者、书虫、图书管理员和各种怪人组成的宽松集合。欧文和瓦里斯科还一起补充说，萨义德持续诉诸取自福楼拜、但丁和希腊悲剧的文学例子的做法，把东方学这个领域扩大到了没有意义的地步。

甚至那些欣赏萨义德的人，也同意这些指控中的一些：“身为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他不够通晓东方学家的实践工作”，马克西姆·罗丁森（Maxime Rodinson）如是写道。黎巴嫩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称为“阿拉伯的葛兰西”的马赫迪·阿梅尔（Mahdi ‘Amel），也谴责萨义德对马克思的无谓嘲讽，并指出《东方学》有赋予整个文化不变特征之罪。更糟糕的是，萨义德以前的一些学生也造反了。

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觉得，一本以《东方学》为题的书，本应该详细谈谈最重要的东方学家，匈牙利犹太人伊格纳兹·戈尔德戚厄（Ignác Goldziher）。阿伦·明茨（Alan Mintz）担心，因为没有把犹太人和穆斯林放到一起来写，萨义德错过了一个机会——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都是东方学话语的奇想对象。萨义德多年的密友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的攻击，很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他暗示《东方学》的论题与其说是反常的，不如说是常识性的：“显然……每一部作品，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都反映了它的创作条件。”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会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在这些批评者中，几乎没有谁了解萨义德之前的工作，其中的一些还掺杂了个人恩怨。比如说，欧文离开学界跑去写像《阿尔及利亚人之谜》（The Mysteries of Algiers）和《阿拉伯噩梦》（The Arabian Nightmare）那样的书，事实上，他的经历和欧内斯特·勒南奇怪地相似。《东方学》把勒南描述为十九世纪东方学的推广者和对一切东方事物怀有不可满足的饥渴的独立精神（在阿尔及利亚学习时，欧文也曾短暂皈依过伊斯兰）。欧文宣称《东方学》是“恶意的欺骗”，无论他是否注意到自己和勒南的相似。

1982年，萨义德写信给牛津大学西敏学院，抱怨欧文给他的书写的书评有赤裸的意识形态倾向，称他“几乎不加掩饰地影射我的种族出身”。欧文的老师是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著名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萨义德和他在《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上以最为醒目的方式就《东方学》展开过论战。这些冲突不只是公开亮剑，它们往往还极为个人。部分是因为，《东方学》把刘易斯和像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和后来的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那样的国防部知识分子，一起描述为他的书旨在揭露的种族化学术的现代后裔。

《东方学》的名声，也将不可避免地迫使萨义德与他的诋毁者公开对抗。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1986年11月22日中东研究学会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交战的双方是萨义德和刘易斯。当时大礼堂里挤满了人，还有600人排在外面，许多人不得不坐在地上。萨义德在活动前的恶作剧，表明了他对刘易斯的憎恶——在午餐时，他用阿拉伯语对一个密友耳语说，“我要次奥——他妈。”

事实上，看起来，这次决斗是刘易斯输了。他回避关于自己学术独立性的问题，还蹩脚地拿流行的中东刻板印象来开玩笑。他自以为风趣地说，因为来自东方的旅行者也会觉得西方的女人放荡，所以去阿拉伯半岛旅行的西方人迷恋苏丹后宫放纵的性行为很合理嘛，不这样才怪呢。他的辩论副手，《新共和》的文学编辑利昂·维塞尔提尔（Leon Wieseltier，萨义德以前的一个学生，也是他的反对者）称，那晚“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他觉得，刘易斯仿佛是自己 “来自另一个东方学星球的兄弟，满口骇人之语。我又惊又怕，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他是来卖人头的。”

看起来，萨义德的批评者误解了《东方学》，因为它谈论的是一个互锁的意象系统，这些意象通过使欧洲的优越性显得自然，而使征服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条常见的攻击路线（说萨义德过度看重文学），看起来也同样考虑不周。难道读者忘了，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为他所说的“文本的态度”而感到不安吗？所谓文本的态度，指的正是对文学的过度看重。他犀利地评论说，你不能通过阅读《高卢的阿玛迪斯》来了解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另一方面，萨义德也用同样的指控来回敬他的批评者：“显然，东方学家不知道怎样读，并因此而欣然无视文学。”

至于这个熟悉的指控（萨义德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事实是在《东方学》出版前夕，萨义德曾在多次讲座中不遗余力地攻击后现代主义。他也同样不认同后结构主义，反对雅克·德里达的立场（德里达认为，实在“严格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根据的文本元素”）。萨义德不喜欢德里达的写作，认为他是一个“颓废的思想家，搞风格主义，是一个到处蒙人的花花公子”。当他在一次关于解构的交流中宣称“不存在像‘实在的’东方那样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约旦或伊拉克的人不存在，没有人在那片土地上行走，受苦或死去。他想说的只是，只有通过用词来表达的共享的概念，才能触及他们的实在。这个看法，对任何学过文学理论的人来说都是常识。

虽说如此，也不是这本书被认为存在的缺点都可以被解释过去。甚至萨义德的欣赏者也会发现，《东方学》有时对矛盾不够警觉，它太想把不同的思想家赶入同一个阵营了。比如说，像萨义德说的那样跨文化工作的欧洲人，就一定倾向于支配东方吗？他的讽刺经常让人应接不暇，人们也因此而注意不到有时候，他也会称赞东方学家的学问之广。他的论证也有言过其实的问题，比如说，他声称“东方学家几乎只对通过把这些陈腐的‘真理’——不怎么成功地——应用于茫然而堕落的土著来证明它们的有效性”。这样的主张和他自己对雷蒙·施瓦布（Raymond Schwab）、爱德华·雷恩（Edward Lane）和其他学者的描述冲突。这些学者唯一的罪过，是过于迷恋阿拉伯和伊斯兰过去的辉煌。

因为想标出一种不受欧洲影响的、土生土长的阿拉伯理论，萨义德低估了像米歇尔·德·蒙田、德尼·狄德罗、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和维克托·舍尔歇那样的西方哲学家和斗士的反帝创新。有时，他的话听起来近乎于是在断定，非东方人在叙述东方的时候，一定会认同他或她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他宣称对这样的人来说，永远是“欧洲或美国第一……个体第二”。这样的评论的风险，本应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哪种诠释不受个人的认同影响。他接着写道，作为一个整体，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几乎完全是种族中心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修辞，又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萨义德的言过其实，是为在他的读者身上释放一种有净化作用的义愤而设计的。亲近的朋友评论说，萨义德知道，他应该给自己的言论加上更多的限定，但他觉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必须强势、确定。总的来说，萨义德的节奏是细腻的，他讲求细节，注重微妙的差异，但就像他的同事和友人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说的那样，“他又不想迷失其中”。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也提到了这点。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可能被当做“粗暴的论客”，人们会认为，他的论证过于笼统，“不值得考虑”；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失去对“影响这个领域的总体的力作用线（lines of force）”的把握。

在提醒读者不要把东方学看做“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压制‘东方’世界的阴谋”的同时，他的陈述又必须足够直白，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人听。他的“责备的政治”（politics of blame，译注：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本人又反对这样的政治，特别是在巴以问题上），联合了大量前殖民地出身的学者，也和这本书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密切相关。

就像一个抱有敌意的批评者评论的那样，“它成了要求积极区别对待阿拉伯和穆斯林学者的宣言，确立了一个否定美国（和欧洲移民）学者的倾向。”通过以一己之力，把一个制度置于放大镜之下，《东方学》也为英文院系的格格不入者、拉美交换生、在中东区域研究受挫的阿拉伯活动家提供了避难所。和其他人一样从左翼的立场严厉批评这本书的学者艾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指出了这本书巨大的人口学意味：它通过赋予“中产移民和‘民族’知识分子的社会自我意识和专业论断”权力，打开了学界的门。

《东方学》的成功，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本书隐含的呼吁（让以前被殖民过的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合乎逻辑地使学院对非白人学者开放。后殖民研究最积极的支持者，也在萨义德个人的帮助下有了立足之地。然而，新来的这波人，大多是有各种政治关系、沉浸于后结构主义“差异”的上层中产阶级。这些人不关心萨义德本人关注的问题，即二十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萨义德来说，反殖民意味着建国和在媒体上为政策而斗争；对他们来说，后殖民则意味着强调后殖民困境的“居间性”（betweenness），拒绝“现代性”。在里根-布什当政的年代，后者是一个安全的专业姿态。在萨义德看来，后殖民“认同”令人不安，因为它会让人想起他曾经见证过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的逻辑，使黎巴嫩和各种被占领的领土四分五裂的，正是这个逻辑。虽然《东方学》大获成功，但在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里，萨义德一直努力消除这些人在他想传递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兴创作。这点，在他所信奉的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遗憾的是，在因为他而发生巨大变化、变得如此丰富的那个领域，这种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在当时和现在都不是很流行。

Timothy Brennan， “The Making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Extract from PLACES OF MIND by Timothy Brennan. Copyright © Timothy Brenn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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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蒂莫西·布伦南教授新出的爱德华·萨义德传记《居无定所的心灵》，该书原版由Farrar， Straus and Giroux于2021年3月出版，中文版将由99读书人推出。布伦南教授及其版权代理公司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在知会99读书人后授权《燕京书评》翻译发布本文。非经布伦南教授或其代表书面同意，不得改动作品内容。非经The Wylie Agency书面同意，不得以其他分发形式、其他媒介、其他版本使用本文。布伦南教授保留所有未在此明确授予的权利。本文原标题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的形成”。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美国学者，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教授，著有《世俗的虔诚：非洲拉丁音乐与帝国的爵士乐》（Secular Devotion: Afro-Latin Music and Imperial Jazz， Verso， 2008）、《立场之战：左翼和右翼的文化政治》（Wars of Positi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eft and Right， Columbia UP， 2006）、《不同颜色的帝国》（Empire in Different Colors， Revolver， 2007）、《安居于世界：如今的世界主义》（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Harvard UP， 1997）、《萨尔曼·拉什迪与第三世界：关于民族的各种神话》（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 Macmillan， 1989）。他是爱德华·萨义德的学生和朋友，《居无定所的心灵》是受萨义德著作版权方“萨义德文学遗产（the Said Literary estate）”管理者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委托撰写的萨义德的官方传记。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导读萨义德》（[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 [澳]帕尔·阿卢瓦利亚，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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