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文章可做？
[ 2000年第1期 有哪些文章可做？ 作者：曾彦修 ]
《炎黄春秋》现在的影响比较大，也很好。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内容充实，反映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情况，纠正了不少历史上的讹传与不实之处，内容认真严肃，不哗众取宠，与今天某些不大真实的所谓“纪实“作品大不相同。刊物在形式上也大方朴素，编排醒目，不像目前很多报刊，满目花梢零乱。
我希望刊物今后一二年内，在坚持已有优点的同时，还能逐渐在总体规划上再有所扩大和改进，使内容更丰富些。
第一，刊名既叫《炎黄春秋》，似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视也要有所兼顾。即加强反映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光辉成就。当然，这要十分注意科学性，决不能搞民族自大主义。凡可以确定是中国创造和发展了的一切重大科学成就，就应当予以宣传光大；如果不能确证的，即使是外国专家曾经大力宣传表扬过的，我们也要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不宜盲目轻信并任意加码。但对于有些确是我们的发明，如雕版印刷术，近几年有人说是外国某地比我们早出现几十年百把年，这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就不宜只在专业出版物上讨论了。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论文，有理有据、态度谦和地论证了那件木版印刷品比中国现存的最早印刷品大约晚了好几十年或百多年。像这种类型的文章，建议刊物可多登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感情用事，严格的科学要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正确的立场是既不妄自菲薄，也决不妄自尊大。
第二，建议在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研究上，要推动和坚持实行“双百”方针。仅以一系列革命运动或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运动来基本上代替近代史的研究，恐怕不是个办法。应该全面地研究近现代史，我以为凡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论它叫改良也好，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官也好，民也好，似都不能一味否定。列宁称1825年俄国要求改革的“十二月党”人军官为“贵族革命家”，这些人似乎并不强过谭嗣同。太平天国、义和团，尤其是对义和团，现在不少研究者对它们是否定的，我以为这些都完全在自由研究的范围之内。《炎黄春秋》要坚持和谨守“双百”方针，这有助于近代中国史的深入研究。进步、反动只有一个标准：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谁有助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削弱，就是进步。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第三，仍然要努力弄清近现代史上的一些过去讹误和未弄清楚的问题。这做法因同传统的说法不符，所受的抵抗很大。但以可靠的、有根有据的史实为据，那就于理于法都无所惧了。《炎黄春秋》对此事的态度历来很严肃，此点自应加强才好，对其文章长短可不必多虑。
第四，要加强对新中国五十年来伟大成就的介绍。这方面的介绍一般要同人物介绍结合起来才好，这样可读性就强了。两弹一星的重要性不用说了，像袁隆平水稻杂交优势可遗传的巨大成就，全国不少在乡退休退役干部军人、乡村老农一生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以及时传祥式的新老英雄都应该大大加强介绍，因为这些无名英雄才更是中国民族的脊梁。
第五，加强对在华有功外国人业绩的介绍。中国今后永远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示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办，永远不能再走闭关锁国、自我陶醉的老路了。对历史上一切推动科学知识全球化的人，我们都应该予以适度的赞扬和肯定。有些外国人长期在中国做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工作，只要他不是侵略者的职业间谍和别动队，凡在中国传播科学事业上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我们都应该予以郑重表扬介绍。记得解放初期曾经宣传过北京故宫的主要建筑设计师一个是越南人，还有一个是尼泊尔人。如确，现在还应重新宣传。类似事件，中青年人不知道，经1957年后宣传上的大变化，老年人也忘记了。
还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有哪些日本进步人士和日共党员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敌占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领导下工作，其中功绩卓著并为此而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刊物就该表而出之，予以高度的颂扬才好。我在同尹骐同志(《潘汉年传》、《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二书作者)的交往中，得悉是有这么一批日本革命家的，其中一个杰出人物，好像还是日本已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相近卫文磨的秘书(这个人好像牺牲了)。这些英雄们中的一个，还曾经特别到大连去侦察过日军的动向，看见日军诡秘地在大连地区大规模演习登陆战，这显然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迹象。据上述尹书所述，潘汉年曾向延安发出日本将采取南进方针的重要情报六七次之多，成为斯大林相信日本将南进的重要情报之一，因此，在1941年11月莫斯科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敢从亚洲调走若干个师去增援莫斯科前线。
斯大林死后，苏联授予被日本军阀杀了的苏驻日秘密情报员德共秘密党员佐尔格以“苏联英雄”称号，成了苏联无人不知的英雄，但同样性质的日本英雄们，至今却无人知道。在电视剧《潘汉年》中有个别日本革命者和日共党员出现过，可见已注意及此，但是一晃而过，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建议对于这一类真正助华的外国英雄人物，贵刊都要予以系统的介绍和歌颂，以表示中国人民对他们世世代代的感激，并借以加强和扩大中国人民对外开放的胸襟和气度。
另外，明清以来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他们在中国传播了科学知识，如符合前述条件，就应该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中国，西方的现代医学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据我目睹，我家乡四川一个大县在二三十年代县城内仅有的两家医院都是外国人办的，而且很好。整个中国的新式医学教育，差不多全是外国人开办的，怎么能不客观地估计人家的劳绩呢?又如，我听说，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拉堡教授所直接教过的学生数目，比中国地质学界的三大泰斗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所教过的学生总数还要多得多。这人的贡献究竟如何，是否应该研究一下呢?再如，清末或民初时，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震芬勘察估计，中国山西地区的煤炭藏量是世界少见的丰富地区，有所谓全部开采出来足供世界二千年使用之说。后来渐渐听说此说无据，过分夸大。现在看来，这说法可能不大确切，但他估计山西煤炭藏量极端丰富的基本价值，是不是仍然十分光辉呢?
外国科学家对华关系中还有一个很微妙而又属于“地雷”区的问题，即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骗走我国大量宝贵文物问题。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考虑问题，那时中国连北京、上海也没有保存、研究这些文物的各种条件，更不要说在西北的甘肃、新疆这些地区了。一批俄、法、英的考古家骗走了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这是我们要永远予以谴责的，但他们拿去后并没有破四旧或埋入地宫，而是保护、整理、珍藏，公开陈列，并供全世界一切人士自由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英法联军毁圆明园，八国联军大毁北京的匪徒行为恐怕是不能等同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的中国了，以后必须也永远是世界的中国。爱国主义永远是首先需要的，但也要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些，不走偏狭的爱国主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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