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
[ 2000年第1期 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 作者：尹骐 ]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胡均鹤。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只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却起了独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要职务，后来却又背叛革命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时期又堕落为一个著名的汉奸特务。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为中共、为抗战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弃暗投明投奔革命，作为“特情”人员被吸收参加上海肃反工作，还担任了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幸的是，1954年又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被当作“潜伏特务”关押了近30年，直到1984年才澄清历史真相被宣告平反。
胡均鹤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曲折离奇，反映了特定历史年代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一个人物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具体标本。
少年得志 担任中共要职
胡均鹤190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家境困苦，依靠母亲的辛苦抚育和叔父的临时资助才勉强读到小学毕业。14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家乡到上海去闯天下。他先后在酱油店当过学徒，在估衣铺做过帮工，是一个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城市贫民，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运动发展迅猛。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工人罢工、商店罢市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年仅18岁的胡均鹤被这股时代浪潮深深地卷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注定了他在运动中的积极和勇敢。他的聪明能干和接受新事物的敏捷使他很快就在运动中突显出来。不久，他就被中共党组织所看重，经由当时已在党的上层机构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强、瞿景白(瞿秋白之弟)的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使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当地的共产党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共产党员声明脱离的消息。但胡均鹤在此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却并没有动摇和退缩。在革命队伍遭到严重削弱，党内急需人才的时刻，他被党赋予了更重要的工作责任，出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胡均鹤以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虽然并不很久，但却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才干。回国以后，经过在江西苏区一段时间的锻炼，1932年初就被派回上海进入了党的上层机构，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要职。可谓是少年得志，前程无限。
就在胡均鹤政治上一帆风顺不断发展之际，命运又为他安排了一桩美好的婚姻。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上，胡均鹤结识了一位从东北来的名叫赵尚芸的姑娘。她是受组织派遣来上海学习的。她的哥哥就是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抗日英雄的赵尚志。胡均鹤和赵尚芸相识不久就互萌爱意，并最终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难得的是，在此后长达60年的风雨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曲折，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但他们的婚姻却始终完整地保持着。
屈膝投降 陷入中统泥潭
天有不测风云。1932年11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团中央的秘密机关里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了。
在被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胡均鹤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国民党特务对他施行了各种严刑拷打，并未使他屈服。他甚至想以一死来保持自己政治气节。但可惜，他在生理上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在心理上却被国民党的攻势打垮了。根据大叛徒顾顺章的建议，调查科的特务们找来了几本中共的“地下刊物”，其中竟有党组织根据并不确切的传闻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的消息。这在精神上使胡均鹤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另外，特务们又劝说：有孕在身的赵尚芸不久即将分娩，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不能没有人照应。胡均鹤既深爱自己的妻子，就不应该弃之不管不顾。面对着上述的消息和妻子的困境，胡均鹤动摇了。先前曾有的一点革命觉悟的政治信仰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切身利害计算与实用主义。经过一番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他终于向国民党屈膝投降，并答应为调查科服务。
不久，胡均鹤就接受调查科的调遣前往南京正式加入特务机关工作。他也知道，一旦背弃信仰成了叛徒，就不可能再受到别人的充分信任，惟有努力表现自己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并获得重用。因此，他在加入调查科工作不久，就积极参加了几起重大的破坏中共的行动，果然很快就得到了特务头目的赏识，让他担任了调查科南京区的副区长职务。后来，又被派往北方担任平绥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专事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这个职位上，他又犯下了许多的反革命罪行。
沦为汉奸 充当日伪特务
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胡均鹤匆忙撤往内地。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担任“中统”〈在原调查科基础上改建的〉苏沪区的副区长，成了沦陷区的所谓地下抗战工作者。在这个岗位上，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及其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久就又一次把他推向了悬崖的边缘，迫使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与选择。
1939年，上海作为沦陷区“孤岛”存在，是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激烈斗争最复杂和最尖锐的时期。日本占领者在这里部署了大批的军警宪特，严密监控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在所谓“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区则有美英法苏等外国情报机构的积极活动；中共地下组织和情报机关当然也要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更是在这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搜集情报、打击日伪汉奸(包括暗杀)等活动。特别是在“中统”特务丁默、李士群叛变投敌，建立起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之后，在“中统”“军统”和“特工总部”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气味的互相厮杀。
这一年的9月17日，胡均鹤也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了。原因是和他同为“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已先落入“特工总部”之手并已投靠了李士群。苏成德已将整个苏沪区的“中统”人员出卖。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当时以冷酷残忍著称。落入他们之手的抗日人士极少能够幸免于难。要么是舍生取义，要么是妥协投降。特别是像胡均鹤这样的骨干分子。
在这个面临着是与非、善于恶、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胡均鹤再一次暴露出了他的人性弱点。为了能够苟活而不惜背叛民族沦落为汉奸，他投靠了李士群。
李士群的政治经历和胡均鹤十分相似。他也是从中共的叛徒到中统特务，又从中统特务走上了汉奸道路的。胡均鹤既已投靠李士群，便成了一只过河的卒子，只能步步向前紧跟李士群。也由于胡均鹤一贯的机敏干练、善于见风使舵，他很快就受到了李士群的信任和重用，成了“特工总部”的重要骨干和李士群的重要助手。他在这个汉奸特务的位置上，又犯下了许多的新罪行，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可恶帮凶。
预留后路 实施“三窟”之计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均鹤虽不是什么“俊杰”，但他又确实是个“识时务”者。就在他已堕落为汉奸，成为“特工总部”重要骨干的同时，他也深知这汉奸特务的道路既是一条充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心甘情愿做了汉奸，但他又并不想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死心塌地一直走下去。他随时都在留心察看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寻找着适当的机会为自己预留后路和退路。
“76号特工总部”在迫使胡均鹤妥协投降时，原是想用他作诱饵把“中统”苏沪区最大的头目徐兆麟抓获的。因为胡均鹤是当时唯一能够和徐兆麟直接联系，可以找到徐的行踪的人。但胡均鹤实际上并未按“特工总部”的意图行事，反而暗中放了徐兆麟一马，从而为此后继续与“中统”保持秘密联系留下了伏笔。后来，胡均鹤果然以暗中向“中统”提供情报的实际行动获得了“中统”的谅解，并且使“中统”认可他为所谓的“地下抗战工作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在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又积极加强了敌后的地下工作，特别是敌后的情报工作，以适应党的全面领导抗战的需要。为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中共领导决策层为情报工作制定了若干非常灵活务实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敌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和空隙，策反或收买其中的某些人物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服务。而敌对营垒中的某些人，包括其上层的某些头面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共进行有限的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互相渗透、互相利用”的情报工作游戏规则。当时的“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就是喜欢运用这一“游戏规则”的人物。他身为日伪汉奸特务的大头目，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加强自己在日伪汉奸内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为自身留下某种退路，他不仅在与“军统”大打出手互相残杀了一阵之后，又设法与“军统”暗中沟通妥协，在不直接威胁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下，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且主动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传递讯息，希望和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提供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有鉴于此，中共方面便给予积极回应。当时主管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很快就派出地下党员关露到李士群的官邸担任联络任务。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潘汉年又亲自和李士群打交道，不仅直接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还通过李的渠道为中共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1942年的秋天，帮助中共在上海的一批领导干部刘晓、王尧山等人安全渡过长江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在潘汉年和李士群打交道的过程中，胡均鹤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于他是李士群的重要助手并深得李的信任，因此，在潘汉年和李士群几次秘密会见时，他都在场。他不仅积极支持李和中共的交往，而且认真贯彻执行了李交办的一些任务。例如在帮助刘晓等人转移到根据地的过程中，正是由他亲自到镇江做了一系列周到的安排，保证了转移的安全与顺利。又例如他按照潘汉年和李士群的规定，亲自编了一本密码由潘汉年带到根据地，从而使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着秘密联系。此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江南的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也是经由胡均鹤的安排得以顺利通行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均鹤在作为一个日伪汉奸特务的同时，的确是曾经为中共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虽然其主导的思想动机乃是“狡兔三窟”之计，但客观的历史事实却也不能抹杀。
错估形势 拒绝中共好意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依附日本人的汉奸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的叛国罪行正面临着正义的审判。然而胡均鹤这时候的心态却多少有些例外。虽然从1939年起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汉奸特务，但他的“三窟之计”给自己所预留的后路却给他带来了某种慰藉与希望。
事实也果然如此。在此历史转折关头，中共首先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地下党派人找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他能认清历史趋势，带着他的人和武器以及档案等，投奔到革命根据地去。如果胡均鹤当时能接受中共的这番好意，那他后来个人的历史与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但可惜，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却托词拒绝了中共的好意。稍后，中共方面又再三给他以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也未能珍惜。
胡均鹤之所以不领共产党的情，是因为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就把赌注押在了正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身上。他幻想能够利用长期与“中统”的关系而分得国民党的一杯羹。但事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幻想。国民党内部本就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中统”虽有意将胡均鹤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军统”为了削弱“中统”势力，却迅速下手以汉奸罪将胡逮捕审判，并判他有期徒刑10年。自然，国民党也并没有忘记他在日伪汉奸岗位上曾经为“中统”做过的某些“贡献”，特别是他在投靠李士群时有意放过了徐兆麟一马。这使他的判处被大大减轻了。据说，在当时被惩办的日伪高级特务中，他是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这无疑还是他早就实施的“三窟”之计起了作用。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胡均鹤被关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后，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这是胡均鹤三年前完全不曾料到的。他为当年的错误估计与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突然将他释放出狱了。
改弦易辙 决意立功赎罪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会突然将胡均鹤释放?他在被放出来之后又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中共的关系并转向为中共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微妙而又很关键的历史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部分地导致了几年之后一件新的历史冤案的形成。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将大批关押在监狱中的罪犯放了出来。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甩掉包袱并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制造混乱和麻烦。但国民党把胡均鹤这样的特殊人物放出来，却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目的。原“中统”机构这时已经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其性质与任务仍一如既往，以打击和破坏中共为主旨。内调局深知胡均鹤的底细，也了解他在历史上和共产党的微妙关系。因此，在释放他出狱时便重新起用他并委以重任，指定他为内调局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要他设法打入中共内部进行活动。
然而这时候的胡均鹤再也不像三年多前那样对国民党存有任何幻想了。形势是明摆着的。他决定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而投奔中共。于是他在被释放出狱后，就将内调局交给的任务置诸脑后，很快就通过他的老搭档刘毅(日伪时期曾任“特工总部”镇江站站长，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好事)到香港去找到了潘汉年，从而接上与中共的关系。胡均鹤还让刘毅带去了一份“见面礼”，即他有一个国民党的军事关系可以帮助中共策反归顺。潘汉年本着中共一贯的方针政策，表示可以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有关部门，让他们直接到解放区去找华东情报部责任人扬帆。潘又及时将此情况电告了中央情报部并转告华东情报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华东情报部带进了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的历史渊源，又由于现在的主动投靠，更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扬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就将胡均鹤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争取立功赎罪的心情认真履行职责的。他主动向组织上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他所在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破获敌特一些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与愿违 再受牢狱之灾
历史的发展曲曲折折，胡均鹤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坎坎坷坷。他原以为1949年这一次投奔共产党的选择会使他从此走上新生的平坦之路，但事与愿违。他只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从1954年秋天起他就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秋天才被保释，从劳改农场放出，整整经受了28年的磨难。
胡均鹤的这一次牢狱之灾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是由胡均鹤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担任的，随即表示了不满，并对主持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扬帆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要求对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由于在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结果就把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时出现的某些工作缺点和失误，无限上纲为“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到1954年初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后，曾经指导过上海公安工作并批准任用了胡均鹤的饶漱石就被增加了一条新罪行。不久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那“包庇、掩护和重用大批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所谓“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地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到1955年4月潘汉年也被怀疑为“内奸”并被逮捕审查后，为了坐实饶、潘、扬共同“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胡均鹤就成了办案者手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据”。他先是被直接押送到北京进行审查，而后就把他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国民党内调局确曾要他担负潜伏任务并没法打入中共内部。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按内调局部署的任务行事，而是决心投靠中共并反戈一击帮助中共进行肃反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办案人员虽然知道但并不相信。而胡均鹤在帮助中共肃反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缺点或任何疏漏，就都被视为他执行“潜伏”任务的“证据”。
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曲折和离奇：潘汉年、扬帆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胡均鹤的主动投诚让他帮助肃反工作，却落了个“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被打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胡均鹤为了自己的出路，主动投奔中共，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立功赎罪，结果却是按“潜伏特务”论处，罪上加罪。
从1954年9月被隔离审查到1982年10月被保外就医，胡均鹤被关了整整28年。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牢狱之灾，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是在他担任中共要职时，在1932年的冬天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这次只关押了两个多月便因他变节投降而被释放并获国民党的重用。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秋天，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时被日伪汉奸“特工总部”所逮捕。这一次被关的时间更短。因为身分已经暴露而又贪生怕死，只经过短促的突袭他就叛变投敌而被放出沦为汉奸特务。第三次是在1945年的冬天被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逮捕并被判刑10年。但实际上只关了三年就被提前释放，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任用，安排他为“潜伏”特务。从以上三次的被捕和获释情况不难看出，政治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各种实际政治利益的需求，使得胡均鹤这样的一旦丧失气节而后便不断见风使舵的人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容易生存下来的。但他的第四次被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他在这次被捕期间，采取的依然是坦白一切的态度，但由于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不再有什么政治利用的价值，结果就被长期关押达28年之久。
雨过天晴 重辨功过是非
1978年的冬天，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重新审视历史澄清诸多历史迷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的通知。受此冤案株连和影响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件也因此而得到了重新评价。胡均鹤案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在潘汉年平反一个多月后，胡均鹤就以“保外就医”形式从山西劳改农场放出回到了上海。虽然此时对胡案尚未来得及全面复查，但潘汉年的“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胡均鹤的“罪名”既已被推翻，把胡定性为“潜伏特务”也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据。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对胡均鹤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在1984年4月做出复查结论。结论认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在做出上述结论的同时，有关部门还提出：“鉴于胡均鹤过去曾为我做过一些工作，因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关押二十多年，现已年老多病，建议……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根据这一精神，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决定：让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
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他的一生可谓曲折离奇几经反复：早年追求革命，中间又背叛革命，还曾背叛民族，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最终还是迷途知返，回归了革命，并受到了革命的欢迎和人民的宽恕。(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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