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长道短刘师培

2000-01-15 作者: 陈洁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1期 说长道短刘师培 作者:陈洁 ]

今天的人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没有写到刘师培,大家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刘师培是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学者,却以政治上善变而著称。他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斗士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变为清廷督抚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拥护者告终。他就这样沿着一条倒退的“政治路线”走下去,而且如此彻底,绝不回头,无可挽回。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称:“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以短暂的一生,在政治上几度反复,最后几乎穷途末路。而其妻子何震亦颇多传闻。这样矛盾重重的人物,不说绝无仅有,也够引人注目的了。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愈,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饱读经史,很自然地对科举抱有理想。他十七岁(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1903年,他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初次品尝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的失落感。返乡时途经上海,意外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家祖孙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传》而著称,章太炎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二人义气相投,学问相近,引为知己。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翻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久,他改名“光汉”,著《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这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他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刘师培的“激烈”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此时的刘师培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战士。

这期间,刘师培回乡探亲,不久,便匆匆携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进爱国女社就读,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她与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据说,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并影响着刘师培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刘师培的投清变节影响很大。

1904年冬,上海发生了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刘师培是主要策划人之一。王在任广西巡抚期间,广西爆发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清政府借法国兵以平乱,而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之权,这令革命党人为之愤慨。王被免职后居留上海,革命党人万福华(华兴会会员)与刘师培、林獬密谋行刺,刘师培将其朋友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虽然事情没有成功,却使刘师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骂了德国侵略者而遭到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连在《民报》上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表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时代感。

也许是由于这时同盟会领袖内部分歧,刘师培对革命形势有点悲观;也许是刘师培夫妇过于年轻,缺乏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识能力。也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其影响,年轻的刘师培夫妇的思想急剧地向无政府主义方向转变。到日本才三个月,何震便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报》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很自然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绍,把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这年七月,刘师培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其同时,他还拉拢同盟会的主要宣传家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讲特讲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甚至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天义报》曾发表过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

在刘师培夫妇思想上转向的同时,他们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有点看不入眼。也许是偶然,章太炎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诬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大意是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并攻击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的关系终于闹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刘师培学术的缘故,也是在六月,他还写信给孙诒让,恳请孙氏出面劝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希望重归旧好,然而还是无法挽回。平心而论,章刘的关系逆转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那是源于学术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便可能产生龃龉。

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也就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呆下去,便返回国内。大概是把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事实上,这信还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当时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但苦于无费用,先求于张之洞,后又与端方联系。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于是作罢。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章刘交恶加剧了刘师培思想的又一次转向。刘师培主观上逐渐感觉到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权与何震的挟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刘师培投向端方,任辕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刘师培的这次转向与传统知识分子贪恋功名利禄及其家庭影响有关。他之所以选择端方,是因为端方曾敦请清政府实行立宪,具有改良色彩,这也打上了刘师培曾经革命的烙印。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为的是出卖他们。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码头暗察陶的行踪,接着又密告浙江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致使起义领袖被捕。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对刘师培算是宽宏大量的,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归革命阵营。只是没有任何结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刘师培随同入川。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失去靠山,经谢无量介绍,入四川国学院任教,去实现他所谓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3年夏,他离别成都,行前写有《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诉说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只是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企望返回家乡,文字间一片凄凉惨淡。他终究没有返回家乡,却去了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幕僚,何震则担任阎家的家庭教师。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慑于江苏高涨的革命形势,或许是由于穷途末路,无颜见家乡父老。

1914年,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又服务于袁世凯,做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挂名职务。适逢袁世凯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在袁的授意下,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刘师培又列名其中,成为君政复古分子。他于1916年写了一篇《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狼狈地逃往天津租界。历史愚弄他,给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笔耻辱。

刘师培有他的幸运,昔日的朋友对他总是宽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讲课不行,幸而他国学深厚,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师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如火如荼的新文化冲击着他迷古的学问。他坐不住了,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月刊,作最后一搏。然而历史毕竟不能逆转,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刘与何身后只有一女,却不幸夭折。刘师培死后,曾经以激烈著称的何震却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发作而死。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二维码分享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