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言量”今昔
[ 2000年第2期 “圣言量”今昔 作者：靳树鹏 ]
在纪念五四运动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多有提到陈独秀者,但有一点似乎还说得不很充分,即陈独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这一思想还贯串在他许多论著中。
陈独秀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坚持反对“圣言量”(或“圣教量”)的立论方法。何谓“圣言量”?即“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五四时代陈独秀还写道:“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晚年致友人信中又写道:“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及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可以说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十前的陈独秀版。遗憾的是,无论是八十年前陈独秀的疾言反对,还是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都不能根绝“圣言量”。
许多年来,“圣言量”在我们这里可谓根深蒂固,曾经是许多人思考研究问题的方式,无论对理论问题或是历史和现实问题,都先查马恩列是怎么说的,看一看能否在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以导师和领袖的结论为是,把不同于此或有违于此者均斥为非。这就是“圣言量”的现代版。轰动一时的中苏论战,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都是援引马恩列的论述来指责对方。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手拿一本小红书,“圣言量”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笔者当年在一个广场观看过两派论战,他们起初慷慨激昂辩论,继而打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双方的思想武器都是同一本《语录》。
今天也绝对不能轻视“圣言量”的流弊。几年前笔者写过一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文章,寄给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辈指教,老人在信中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已是学界共识,你何必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呢。我回信说,我引毛泽东的话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给编者看。我是挟“圣言”以使自己的文稿顺利发表。近日在电视记录片《新中国》中看到建议创办深圳特区并亲自筹办的吴南生的几次谈话,他当年就请了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教授好好查一查,看能否在马恩列那里找到创办特区的根据。与其说他是在找根据,不如说是挟“圣言”以自重,堵住反对者的嘴,保证创办特区的事业顺利进行。
我所以想起写这篇短文,是因为至今仍有人用陈独秀最反对的“圣言量”方法来论断陈独秀,如说陈独秀此论不合于什么主义,因此是错误的等等。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这样评说:“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这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三十年代我国有两部书出版,一是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是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这两部书近年又都重新出版,都列有陈独秀的专章。郭湛波认为陈先生“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陈先生是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他在这五十年思想上的贡献一是旧思想之破坏,如反对孔子,及旧道德,旧文学,旧礼教。一是新思想之介绍及建设,如马克思学说之介绍,文学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理论之建设。”王森然认为,对任何学说独秀必参己见而研究之。他们都认为陈独秀决不盲从,对任何学说都独立思考和研究,看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决不循章摘句,而是融会贯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仅仅根据圣言经典中的某些结论来评说陈独秀,这究竟是学术的进步还是退步?
(责任编辑 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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