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 2001年第7期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作者：吴 象 ]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一）农村改革的开端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最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中央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无所不在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一次被迫下台，他们二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1977年6月万里再次复出，任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片面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干到户”，给予最坚决的支持；他开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1月2日至11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所谓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二）配合默契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口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理由越多，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二、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最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更多的农民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5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也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1980年，公社仍然固若金汤，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中，万里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支持和策应。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万里与胡耀邦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着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分头工作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五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1981年2月，三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三个专区的十一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胡耀邦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五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三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
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作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胡耀邦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胡耀邦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胡耀邦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1号文件了。
第一个1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五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1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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