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 2001年第9期 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作者：欧阳毅 ]
我长期在朱总司令手下工作，在艰难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与总司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耳闻目睹了他处理几件重大历史事件的非凡表现。深为他的“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的胸怀和情操所感动，尤其使我铭刻难忘的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朱总司令挺身而出，连续三次保护了我。
第一次保我是在1935年6月。当时我们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部队会师了。
经过艰苦的转战和长途的跋涉，两支英雄的队伍终于会师。这给全军上下带来无比的欢欣和振奋。
那时候，我担任五军团保卫局长。五军团和九军驻地紧挨着，经常组织联欢，交流战斗经验，互学互访，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五军团经过长期有耗无补的艰苦转战，物资十分缺乏，九军便主动给我们送来食品和服装。五军团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给九军。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战友情谊，使大家深受感动与鼓舞。
但是，好景不长。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不时发生一些令人痛心的磨擦。开始我们都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捣鬼。我亲身经历的就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迫害胡底同志。胡底同志和我很熟悉，曾在中央政治保卫处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时共过事。他在上海搞过保卫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工作很有经验，贡献很大。长征路上，胡底同志担任总部的侦察科长。过草地时，他把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有人打了小报告，张国焘便下令撤销了他的职务。他大病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经常收容他。我看他很狼狈，就决定把他留在我们保卫局同我们一起行动，以便照应和保护他。谁知有一天我去军团部开会，胡底竟被张国焘下令抓走了。
第二件事是胡底被害不久，朱总司令亲自给我写信，要我给他调两个警卫员去，使我想到一定是总司令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虽然及时选了两名最可靠的同志去，但从此朱总司令的安全更使我担心了。
第三件事是部队到阿坝后，张国焘在喇嘛庙召开会议，说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右倾逃跑主义。他们要朱总司令表态，朱总司令明确地说：“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不对的！”张国焘的追随者要赶他走，他又严正地说：“我是党中央派来工作的！”朱总司令为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还为了说服张国焘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留在左路军，跟张国焘开展大智大勇、有理有节的斗争。
与我直接有关的是处理所谓“叛逃”事件。在南下途中，有一天，总部来电话说，五军团有一股30余人的“反革命武装”骚扰老百姓，企图叛逃，现已被四方面军九军部队抓住，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军团长和政委叫我去处理此事。他们向我交待时说了几句话：“坚持原则，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我接受任务后分析：我对自己的部队心中是有数的，很可能是些落伍掉队人员，决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于是我便通知各部队将行军掉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结果统计出来，约30余人，刚好是一个排。我和部队同志带着这些名单来到总部，向朱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很同意我的分析。我提出：“是否总部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总司令同意了，当即派总部的秘书长刘少文同我们一起去四方面军的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我们来到九军，跟军政治部王主任洽谈。王主任说要审判这些被关押的“反革命”。我要求先找几个人了解一下情况。一对姓名，果然是我掌握的掉队落伍人员。他们都声明没有干反革命的事。王主任发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亲眼看到你们抢老百姓。”一位江西老表委屈地说：“我们没抢老百姓的东西。”
王主任又要发火，我委婉地说：“王主任，我经过调查，这些人是掉队的，可能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那是我们教育不够。”王主任一听又憋不住了：“我亲眼看到他们抢，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正在不可开交时，楼下吵吵闹闹。王主任下楼去了。我们也跟了下去。只听一个人在哭哭啼啼地告状说，五军团的人打了他。王主任骂起来了：“要打就打嘛，谁怕谁呀！”我小声说：“王主任，你别激动，我们调查一下，行吗？”他转身问那位哭鼻子的战士：“同志，哪个打了你？”战士抽抽噎噎地回答：“五军团无线电台的。”我问：“他们背的什么枪呀？”战士说：“几十条驳壳枪。”我说：“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吧？我们电台只有台长、政委才背驳壳枪。”我又对王主任说：“王主任，你再调查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人打了人，绝对不允许，一定严肃处理。”王主任听了气冲冲的，不予理睬。
我们只好告辞，回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我们回到总部，到处找不到总司令，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朱老总正在喇嘛庙被人‘围攻’呢！”我们刚踏进喇嘛庙，先到一步的王主任就指着我向副总指挥说：“这就是我讲的五军团的保卫局长欧阳毅！”
副总指挥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你欧阳毅，好大胆子！你反革命，假革命，你光会说漂亮话，你五军团不听指挥，我来指挥你！总部不处理你，我们纵队司令部来处理你！”说着他竟掏出手枪，还上了子弹。
我看见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没有吭声，极力克制自己。朱老总见副总指挥掏了枪，霍地站起身来，大声质问：“这是干什么？”一面叫我的名字招呼我过去。我赶紧走过去，向总司令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了。副总指挥这时态度才收敛一些，把枪收了起来。
后来我总想，当时若不是总司令挺身而出保我，我就“早见马克思了。”而那时，正是朱总司令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个人的安危来保护他的一个部下，使我终生难忘。
总司令第二次保我是在延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以后，几万红军战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红军干部游击支队被敌人袭击打散，我在祁连山只好沿途乞讨，化装卖字，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一天，我和张际春在延安街头散步，从边区政府的布告上知道张国焘又当了边区副主席，一股怒火上来脱口骂了一句。张际春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刚从西路军回来，憎恨张国焘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在四方面军的表现，你对张国焘路线的态度，很多人也都清楚。不过有的人对你也有些流言。”我再三追问有什么流言，他才说：“有的人说，在张国焘手下的时候，胡底被杀害了，欧阳毅却当了官！”
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决定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我同李富春部长谈了三个半天。他听得非常认真，也很耐心。之后，他把负责审查西路军回来的干部的边区政府保安处长周兴和副处长许建国找来，对他们说：“你们掌握欧阳毅同志什么材料？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周兴说：“没有什么材料，只是一些同志不负责任的传言。”
李富春同志说：“没有材料乱传是不允许的，对党对同志要负责任。组织上对一个同志没根据地怀疑也是不允许的！”
李富春同志查清了这个事，我很高兴。接着，我就向李富春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请求。他同意了，当时就提笔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了封介绍信。信中说：“经各方面调查，欧阳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难得的一个干部，是拥护党中央的，反对张国焘的。他请求到抗大学习，请你接待。”李富春同志把信写好后给我看，这封信等于给我作了结论。让我带给罗瑞卿同志，也是他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我来到抗大不久，正赶上批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我所在的二大队四队（高干队）的党支部派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我刚讲了几分钟，主持会的负责同志摇了铃。我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他说：“欧阳毅同志，你先不要批判别人，还是讲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我看了他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主持会的同志又摇了第二次铃，我只好停止了发言，懊丧地走下台来。
大会结束时，主持会的同志又宣布：“欧阳毅同志的问题，回到支部去解决！”
之后，我所在的支部就在窑洞外面摆开了阵势，一连斗了几次。他们认为我能说会道，不好对付，特别请了党总支委员“张博士”来担任主攻。“张博士”是留苏回来的，懂得理论。他一上来就给我上两条纲：“你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必然有动摇性；你有实际工作经验，我们承认。但是，你的实际工作经验是为张国焘路线服务的。”最后，给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可耻的国焘路线者”。
我越听越憋气，党内怎么这么干呢？为什么不事先公开谈谈，一下子就拉开敌我斗争的架式？当时，我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对“张博士”的“批判”逐条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张博士”听了哑口无言。
后来党支部写了报告给党总支，下的结论还是“可耻的国焘路线者”，并建议给我处分。
不久，政治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要以为路线斗争不给处分，我们组织上有能力有办法把问题搞清楚，到那时，就不是给不给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加倍处分。”我说：“只要组织上查到我有半句话、半件事是反对党中央、拥护张国焘的，我接受任何处分。”谈话就此结束。
不久，没等我毕业，组织上就分配我任抗大总校秘书长。
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谭政、罗瑞卿、张爱萍和我代表八路军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到武汉后，周恩来副主席召集我们四人确定谭政以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罗瑞卿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我以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会议。
从武汉开会回来，我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除担任行政工作外，还给学员讲中国革命问题。
我总以为原来我的那个“张国焘路线”问题，已不了了之。但事情并未了结，一天，我有事到教育长的办公室去，桌子上放着一份文件。他见我进来，赶快把文件收藏起来。这引起我的怀疑，原来他们还是把我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对待。
我决定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信发出不几天，正值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毛主席看见我说：“欧阳毅同志，看到你的信，我给你写了回信，叫徐日文同志转给你，收到没有？”我没有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会这样快亲自给我写回信，便激动地说：“主席，我还没有收到哩。”
不久，总政主任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召开会议为我的问题做出结论：“欧阳毅同志在五军团任保卫局长期间，立场鲜明，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但是调四方面军工作后，因处境恶劣，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模糊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这个结论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说我“模糊了自己的立场”不符合实际。
这个留“尾巴”的结论发给我后，我拿给罗瑞卿同志看，我说：“结论的后半部分我不能同意，我保留意见！”罗瑞卿劝我说：“说你模糊了立场，不等于说你动摇。你可以保留意见，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准备上前方了。”
1939年7月，我随抗大由延安开赴前方。1940年底，我因患肺结核等病，从前方回到延安治疗。一天下午，我到杨家岭去看望朱总司令。忽见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从窑洞前经过，我动了见见毛主席的念头。可巧这时，毛主席的秘书走来，我便向他说明情况，而后写了一封简便的信，请他呈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马上就派人来叫我了。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知道我回延安来治病，问过病情之后，立即转换话题问到我对历史结论的意见。
毛主席听了我的申诉后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我赞成你重新写个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治上的是非应该搞清楚。”
第二天，我又去看朱总司令，并说对我审查结论的事。朱总司令说：“我在前方时曾听说你在延安被批斗的事，后来你到前方也没有同我谈起嘛！”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的，我随抗大到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后，曾和罗瑞卿、张际春一起去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过一次工作。之后，总司令还特地到我们的驻地来看过我。那时，我若同他谈谈个人的事，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考虑当时在前方，战斗频繁，不该因个人的问题，牵扯总司令的精力，所以，我始终没谈。没想到总司令却这样关心我的问题，我不安地说：“我个人的事，太麻烦总司令了。”
朱总司令又说：“现在总政要我写证明，我一定要写。但只写证明不够，我还要建议总政党务委员会开会，我亲自去参加。”说到这里，总司令突然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在四方面军工作时的表现是很坚决的，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能够坚持斗争，真不容易呀！什么叫布尔什维克？这就叫布尔什维克嘛！”
多年的战斗生活，已经使我的感情不那么容易激动了。西路军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受到失败时，我没有流过泪；在失败后千里迢迢的讨饭路上，我没有流过泪；回到延安在运动中受到误会挨批斗时，我没有流过泪；因不符事实的结论长时间受委屈时，我也没有流过泪。但是，此时此刻，面对着朱总司令慈父般的关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
总政党务委员会在朱总司令的建议下，于1941年2月8日召开了会议，朱总司令果然来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我的申诉，朱总司令介绍了我在四方面军的表现，其他同志也都发了言。终于，组织上为我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欧阳毅同志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整个过程立场是明显的，是拥护党中央路线，反对张国焘路线的。1939年6月对欧阳毅同志的决定与事实不符，因此特将该决定予以取消。
由于朱总司令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才抹掉了强加于我结论上的那个糟糕的“尾巴”，不然，我将背着那个尾巴委屈终生。
总司令第三次保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事情本来在建国前早已了结，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又被林彪一伙重新翻腾出来，歪曲、颠倒得面目全非。
“文革”开始时，因我对吴法宪一伙的错误做法不满，激怒了“四大金刚”，他们要在我身上大做文章。林彪死党李作鹏直接掌握我的“专案”，把专案列在“中央二办”。炮兵中紧跟林彪一伙的人指示专案组设计“罪证”：一是“反林彪、反三军党委”；二是“追随罗瑞卿，为罗瑞卿开脱罪责”。这两条“罪状”似乎还不够，后又给戴了历史的、现行的四大帽子：“张国焘的黑干将”、“谋杀胡底同志的重大嫌疑犯”、“西路军失败后被捕入狱，有自首变节的重大嫌疑”、“吴克华伸进石油部的黑手”，“‘五一六’的黑后台”等。他们为了索取“罪证”，跑了十多个省市，查阅了五万五千余卷敌伪档案，调查了近千名原红军人员和敌伪人员。
他们也向朱总司令作了调查。1967年11月17日总司令写的证明材料，斩钉截铁地说：“一，欧阳毅在四方面军的整个过程是站在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二、张国焘为了控制五军团，派其亲信黄超夺了原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的权，后来总司令部（当时兼四方面军司令部）一局缺人，我们就把欧（阳毅）调一局工作。三，、欧（阳毅）和胡底同志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的。四、张国焘是个卑鄙的机会主义者，他常以‘叛变’加罪于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同志，以‘失踪’来掩盖他杀害好同志的罪行。此外还挑动某些士兵之间的武斗。欧阳毅所举三件事均属事实，第三件还是我亲自处理的。五、1941年关于欧（阳毅）的决定是根据上述事实和他的表现作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总司令的处境恶劣，林彪、江青一伙处心积虑要打倒他这个“黑司令”。但总司令毫无所惧，泰然处之，仍然对党对同志负责，为他的部下写了这有力的证明。
1968年2月下旬，我爱人陈珉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林彪一伙迫害我的情况。3月2日毛主席批给林彪：“查明处理。”林彪一伙不但不检查错误，相反，更进一步地对我进行迫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反省。”此后，我就一直在武装看押中。
1971年9月林彪摔死，1972年初陈珉被“解放”回来，但不知我被关在何处。她给康克清并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康克清回信安慰她，并说：“朱老总把信转给周总理了。”
1972年4月初，我由郑州回到了家里，“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朱总司令。心潮如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他老人家说，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总司令：我已经回家了，戴上了领章、帽徽。我很想见到你，但不知你住在哪里……”信当天发出，5月3日下午，总司令就派车来接我了。我和爱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路上竟说不出一句话。
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劫后重逢，倍感亲切。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恢复党组织生活没有？工资是否已经补发？他安慰我说：“别性急，这些问题迟早都会解决的。”还特意嘱咐我：“要把身体养好，千万别太激动，别受刺激！现在没有汽车不要紧，可以走路，可以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到各处转转、看看，这样既锻炼身体，又接近群众。”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谈了许多话，后来我们怕影响总司令休息，才告辞回来，以后，我们又多次看望总司令和康克清。每次去，都受到很大教育。有次我们和康克清谈到林彪过去在“七千人大会上”攻击谩骂总司令的事。那时就可以看出林彪有野心，实际上他是想把总司令打倒，自己取而代之。康克清说，她听文件传达后回来告诉朱老总，总司令竟摆手不愿听。我们听到此，感到总司令太伟大了。确实，对待林彪那样的小人攻击，是不值得理会的。
1975年我们再次去看总司令时，见到卧室墙壁上贴了他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确实是总司令光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全文近两万字，本文为本刊编辑部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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