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 2001年第9期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作者：宋廷章 ]
蒋南翔从“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多数时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在许多场合都能替知识分子说话。
在延安敢于批判搞极“左”的康生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康生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主持中央青委机关工作的蒋南翔，在1945年春季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说：“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甚至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了）。”
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未被完全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受到了冷遇。“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意见书底稿被造反派抄家拿走，并成为对作者残酷迫害的口实，“四人帮”之流更以此罗织罪名，诬指作者攻击中央“九条审干方针”。直到1985年11月27日，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作出结论，明确指出蒋南翔当年给中央写的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并宣布上述罪名“纯属诬陷，应予推倒”。
对东北教育工作会议的挑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发生过一次争论。会上，以东北某大学校长为首的几位负责干部提出要在学校中推行贫雇农路线。同时严厉批评哈尔滨市的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右倾，犯有路线性错误，说青干校是地富子弟防空洞等等。教委的负责同志在总结报告里也说：“有些同志……阶级观点模糊和阶级立场不稳，领导上对地主子弟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对我怀有一些敌意，要提防他们搞鬼，轻易提拔他们为学生的领导骨干，盲目信任他们，都是不对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应长贫苦子弟的志气，灭地主子弟的威风。”（见1947年10月2日《东北日报》）
哈尔滨市教委书记、哈大副校长何礼，学委书记、青干校党总支书记陈模，一中副校长陈振球在会上据理驳斥，但无济于事。
此时，北满一些地区把农村中斗地主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学校中，建立贫苦子弟的优势，组织学生“贫雇农团”，对地主子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单纯地根据地富家庭出身，大量地洗刷学生，辞退教员，停办学校，采取逼供信的简单方式。有的学校把地富子弟开除遣送回乡，交贫雇农批斗。因而使一些人被逼跑到当时国民党统治的长春、沈阳去了。
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这股风，传到了哈尔滨市，引起了一部分市委委员对青干校的非议。哈尔滨青干校是蒋南翔倡议，在1947年6月成立的。市委在讨论时，鉴于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建团工作将在北满、西满、东满铺开，亟须培养一大批青年干部，对建立青干校个个拍手赞成。现在，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批评哈尔滨青年工作右倾，有路线问题，因而怀疑青干校办校方针是不是有问题，歪风再刮，连青干校去市里领经费都很困难了。
蒋南翔出国访问返回哈尔滨后，听取了何礼、陈模的汇报，召集教委、学委的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应取的方针，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一，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学生和地主阶级不能画等号，可以而且应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后备。二，学校是教育机关，决不能把农村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中来。严禁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任意进行批斗，更不得进行殴打和体罚。此后，哈尔滨青干校和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两条方针，坚持正面的土改教育和人生观教育，提高了广大学生——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的学生的政治觉悟，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破坏，从此再没有一个地富子弟自杀或跑到蒋管区去了。
不久，蒋南翔找了东北局领导人王稼祥、宣传部正副部长何凯丰、郭述申谈话，他们都赞成蒋南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观点和哈尔滨各学校不搞贫雇农路线、不搞批斗、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并责成当时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主持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董纯才和东北大学校长张如心作出检讨，向蒋南翔道歉，终于使一场不小的争论结束了。
重视在高等院校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蒋南翔先后在团中央、清华大学、国家科委、高教部、教育部和中央党校工作。
在三反运动中，高校以什么为重点，开始是不够明确的。南翔同志提出高等学校不能以反贪污为重点，否则不能解决高校的办学方向问题。高校应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1951年12月17日他在北京医学院作了《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内容为：①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②思想改造如何进行；③思想改造与增产节约运动的关系。
在1952年初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对清理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问题，他提出宁可不彻底，也要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不要重复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逼供信”的错误。这对高校的三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是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是工程教育的老前辈，德高望重，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后，常委开会，南翔同志提出请刘老列席参加。凡是刘老的意见，他都尽量予以采纳，并说明是刘老的意见。刘老对蒋南翔也是十分尊重的。刘老积极参加甲班的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53年刘老郑重地提出入党的申请，并希望蒋南翔和何东昌介绍入党。当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是很不容易的。为此，蒋南翔写过几次报告，并找了北京市委、华北局和教育部党组的领导同志，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5年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大会上讨论刘仙洲入党问题时，蒋南翔做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发言。接着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在清华就有梁思成、张子高、张维、张光斗等一批著名的教授和科学家入党。
蒋南翔不但重视发挥学校原有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1953年首创不脱产的“双肩挑”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即从本科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政治和业务优秀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他们不仅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又必须搞好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科研教学，让他们两个肩膀挑担子，使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从1953年到1966年先后有682人担任了辅导员。1977年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又有900多名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做些政治工作，终身受益”。他还说过：“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我们培养学校党政骨干的主要方式，而且是学校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些部长、省委书记。”他的这个预见可以说正在实现中或者说早已实现了。在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29人曾在清华学习和工作过。其中有9人曾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邦国等。一些人在科技领域也做出了贡献。比如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校时做过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并到苏联进修过。他在化工科学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他是博士生导师，他的科学论文曾获得过自然科学奖。
狠抓高等院校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蒋南翔受小平同志委托调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被“四人帮”破坏后的情况和问题。蒋南翔向小平同志写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系统建议。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他的报告，邀集方毅、刘西尧和蒋南翔一起研究，并交给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随后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国内外专家对此反映很强烈，纷纷提出各种意见。小平同志又让蒋南翔提出具体建议。蒋南翔与科技干部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写出了简要而系统的建议向小平同志报告。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大字：“我赞成”。大量派遣留学生，是我国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蒋南翔的建议，为留学生工作拟定了指导方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恢复了国家科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也恢复了。作为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蒋南翔主管科技干部局。他指示科技干部局：“当前最紧迫的是两件事：首先要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第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关于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小平、方毅、蒋南翔都有许多指示，遵照他们在新华通讯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以及其它材料上对几位全国知名的老专家和一些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科技干部局和有关单位以及当地的同志一道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彻底平反，并通过报纸报道了平反的典型案例，推动各地的平反工作。
蒋南翔在一些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夏天，正值“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激烈的论争，蒋南翔以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的身份在科委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常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过，大家一定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要重犯错误。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中，对待知识分子主要是‘左’的错误。”
1979年2月，应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负责人的要求，由小平同志亲自提名，蒋南翔重掌教育部。他到职以后，很快就建议中央为马振扶中学事件和永乐中学事件平反。
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
蒋南翔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真是同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他和钱令希、季羡林、张光斗、张维、李国豪等前辈学者的友谊是令人感动的。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如倪以信、张立华、吴亭莉和陈模的爱护、关怀和理解也是令人感动的。陈模（1936年4月参加革命）是1938年入党的年轻老干部，当年他是孩子剧团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干部科长兼党总支书记，建国后他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反党分子。他曾一度想卧轨自尽，写好了绝命书，到清华大学去和老领导蒋南翔见上最后一面。他说：“南翔同志，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准备自尽，遗书也写好了。”说着说着就掩面大哭起来。蒋南翔对他讲：“一个革命者的一生，都不是平坦大道的，常有艰险坎坷曲折。你在反右斗争中摔了跤，这是不幸的事，未尝不可变成好事，从哪里摔的跤，就从哪里爬起来嘛！你还年轻、有文化知识，身体又好，只要你到农村好好锻炼，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到我们党的怀抱里来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使陈模听得入耳入心，就像吃了付通气的良药，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当场就把遗书撕得粉碎。陈模到农村参加劳动第一年就被评为劳动模范，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被评为“五好社员”和优秀水利技术员。平反后先后任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发奋写作，共出版了28本书，计350多万字。
中央党校是蒋南翔最后一个工作单位。1982年8月蒋南翔受党中央重托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党中央在《蒋南翔生平》中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评价说：蒋南翔根据党的十二大对党的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方针，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使党校事业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几年中，全国党校系统改善了基本办学条件，形成了一支几万人的教师队伍，培训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
蒋南翔为党校教育正规化事业鞠躬尽瘁。1986年1月25日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开幕，蒋南翔到会讲了话。1月27日他突患心脏大面积梗塞症，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卧病两年后的1988年5月3日与世长辞。
（作者曾任蒋南翔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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