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 2003年第4期 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作者：齐翔延 ]
只身北上，大学深造
我们的母亲于1905年7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的一个殷实家庭。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也是最小的，难免娇生惯养，倒也因此少受许多封建束缚。外祖母本来要给她缠足，经她一哭一闹就罢了。她的童年可以算是快乐的，可惜好景不长。她13岁那年外祖母辞世，外祖父和舅舅们都出外谋生，她从此失去了母爱，也少有人来关怀照顾她。几年后她随外祖父到了上海。那时，她有个姨表兄，名叫章光明，在上海永安公司任职，是中共地下党员，常给她讲些革命的道理，介绍她读一些进步书籍，并且时不时地带回一些传单等宣传品藏在她那里，对她影响挺大。但是姨婆家比较贫困，只想找个身强力壮的媳妇当劳动力。为了割断他们表兄妹之间的感情，姨婆不久就为表舅讨来一个童养媳。
1923年，在母亲快满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跨进正规学校的大门，即上海爱国女子中学，那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同班同学当中，母亲的年龄偏大，学习相当吃力，但她还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无论募捐还是宣传都走在前列。老师们经常夸她作文写得好，校长也喜欢她，常把一些工作交给她去做，从多方面帮助她鼓励她，于是她成了这所学校一个小有名气的学生。
1926年，母亲完成了高中的学业，这时候她已经21岁了，家里人打算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可是母亲一心想到北平去上大学。全家人一致反对，她与家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外祖父已重病在身，对她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来日无多，你去北平我就再看不见你了。”母亲仍然坚持要北上，外祖父威胁说：“你要去就自谋生路，我可不给你寄钱！”舅舅们则说：“她哪儿是去上大学，无非是想找个男人嫁了好享福！”母亲坚定地回答说：“钱不用给我寄，我自己勤工俭学。大学我一定要上，而且决不半途而废。不毕业决不结婚！”母亲就这样只身到北平上大学去了。
从此她脱离了旧家庭，接触到北方新鲜的政治空气，受到新思潮的熏陶，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四年同窗，情投意合
母亲到北平以后，报考了中国大学国学系。该系系主任吴承仕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著名的经学家，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母亲感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所以终日埋头于书案间。她与我们的父亲齐燕铭同班，渐渐发现父亲为人谦和，处世谨慎，不露锋芒，而熟知经史子集，国学基础深厚，因此常常向父亲请教。他俩天天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母亲在北平举目无亲，父亲就常把母亲请到自己家里去。父亲的祖母、父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都很喜欢母亲，母亲对父亲也从仰慕到爱慕。但是在校的几年间他们只是用功读书，互相帮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俩的印象很好，但都没想到他俩是一对恋人。直到1930年他们毕业了，这一对恋人宣布结婚的时候，大家才不胜惊喜。老师做证婚人，同学和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
母亲结识父亲，不仅使她在大学期间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后来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艰难曲折，严峻考验，丝毫都没能动摇他们相互间的信任与忠诚。
毅然决断，投身革命
父亲毕业后立即应聘为本校国学系讲师，成为吴承仕教授的得力助手，父母事业家庭双晖。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父母亲订阅许多报纸杂志，密切注视日寇侵华事态的发展。
中国大学是当时北平革命力量最强的学校之一，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在那里十分活跃，许多知名的革命家都出自该校。父亲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关心苏联的革命与建设，频频参与进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创办进步刊物《文史》、《盍旦》，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呼吁全民奋起抗日救国的文章，并且在教师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尽量团结大学教授和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共同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父亲还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介绍给吴承仕教授，每周约请吴承仕教授和其他几位朋友到家里来讨论时局，研究对策。母亲作为女主人，除了热情接待客人以外，也常常参与他们的讨论。在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的进步团体都站在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经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成立了中共特别小组，父亲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还有张致祥等同志，由陈伯达负责与北方局直接联系。
母亲当时对共产党员非常敬佩，把父亲请到家里来聚会的人都视为亲人。他们经常谈到大半夜，母亲除了热情款待他们，还为他们看门。那个时候陈伯达生活很贫困，母亲常常资助他。有一次陈伯达被特务盯梢，母亲送他到朋友罗常培教授家去躲藏。后来形势紧张了，陈伯达要离开北平，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他筹集路费。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局势日益恶化，父亲常常外出，有时深夜不归。父亲面临重大抉择：或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或离家赴抗日斗争第一线。那时候母亲临产，已有的四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不满六岁，还有祖父母要人赡养照顾，家里又没有积蓄和其他财产，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薪。父亲一走，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母亲深明大义，要父亲立即下决心离开北平，并且亲自拖着笨重的身子去给父亲买火车票，又交给他几件首饰，就匆匆送他上了车。母亲勇敢地独自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定地支持父亲离家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勇敢斗争，携雏南下
不久，母亲生下小妹，一时无法外出工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搬到祖父母家去挤在一起住。我们的小叔叔齐振铎是清华大学学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北平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兼任市民大队队长。为了在敌人铁蹄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没有随校南迁，在家经常与母亲谈论抗日斗争的形势，也常带给母亲一些宣传品、文件和苏联小说，并且把一些重要资料存在母亲处。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都由母亲接待，他认定母亲是自己的助手和最可信赖的人。
1938年初夏，日寇举行大搜捕，半夜翻墙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正巧那天母亲刚刚为小叔叔藏了一些文件和书刊，她急中生智连忙把这些东西塞在沙发扶手下面。敌人进屋搜查的时候，母亲十分镇定地从衣柜中拿出一包包小孩的衣被，待敌人查完一包就接过来搁在沙发上，东西越堆越高。敌人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再看看这一间小屋里挤着五个小孩，料想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走了。当时小叔叔在北屋，而我们在东屋，相互隔离不许走动，敌人在我们屋搜查的时间最长，把叔叔急坏了。他不明情况，更担心文件被搜出。最后没有出任何问题，小叔叔由此对母亲的机智勇敢十分感佩。
1938年11月，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敌特破坏，小叔叔失去了组织关系。母亲劝他赶快离开，并且主动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天津找张致祥同志。小叔叔通过张致祥同志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来就到冀东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去了。1940年7月26日，他在遵化同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葬于现在的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小叔叔离开以后，母亲决定外出找工作做。1938年底，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乘船去了上海，到位于法租界的爱国女中找到老校长季毅生。他告诉母亲，当时国民党CC组织正深入到各个学校抓权，给爱国女中派来了一个训导主任，现在学校正好缺一名训导副主任。母亲若去任职，难度会很大，既要管训导，又要管教务，还要任年级主任，每周得上几节语文课，更要对付那个顶头上司的种种刁难。母亲毫不犹豫地接了这份工作。
工作一有着落，母亲立刻匆匆返回北平，把可变卖的东西都卖了，将最小的妹妹托给祖父母和叔叔婶婶，带着我和大妹妹乘轮船到上海，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北平的家。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她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都不多，而工作相当繁重，还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子女。我们的生活十分清苦，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用煤油炉子煮了一锅稀饭，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抢着吃，母亲在一旁悄悄落泪。
这个时期我们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时时思念牵挂着父亲，心情很苦闷。但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从不向外人表露，昔日的同窗或朋友主动要接济她，她都一一婉言谢绝。
冲破险阻，投奔光明
1940年初，母亲得知父亲在重庆，就毫不犹豫地要带着我们离开敌占区去找父亲，这个行动要她付出怎样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因为当时内地已经被日寇占领，从上海到重庆要绕过半个中国，途经香港和越南的海防、河内、老街，再经过昆明、贵阳，然后才能到达重庆。母亲是个十分坚强的人，她想做什么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她先辞去工作，把稍稍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变卖了来筹集路费，还说服了大舅和大舅母让她把大表哥带走，免得大表哥在上海恶劣的环境里学坏了。大舅母不愿意，也不放心，竟至哭起来，可是母亲执意要这样做。于1940年5月不管兵荒马乱，不管前边有多少艰难险阻，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上路了，大表哥当时十三岁，我最小的弟弟才四岁。我们有时坐船，有时坐火车，有时搭乘国民党的运兵车，有时走路，晚上或住小店，或住车站。有一天下大雨，又找不到住处，我们只好在街边的棚子底下避雨。一路上风吹雨打，蚊虫叮咬，我们兄妹几个时常发烧、泻肚、打摆子，还要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到达香港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只得靠写字问路办事。有时我们的食品和日用品被大兵们夺走。越南的火车是人畜共用，加以天气酷热，车厢里又闷又臭。母亲为我们操够了心，吃尽了苦，但她始终精神抖擞，坚信前途光明。
经过几个月的跋涉我们才抵达重庆，然而我们不知道父亲的确切地址，日本飞机又天天轰炸，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有时看到隔岸大火在烧，人影在火光中跑，但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安顿在小旅店里，一有空隙就出去打听父亲的消息。一天，有个陌生人（事后才知道此人是徐冰同志）到小旅店来找我们，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母亲立刻按这个地址去寻找，终于找到了父亲。
几年不见，父亲的样子变了许多。他戴一顶礼帽，架一副墨镜，还蓄起了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吓人。他脱了帽子摘了墨镜以后，却又像从前一样和蔼可亲了。他把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父亲带母亲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决定由母亲带我们去延安，而父亲要到太行山去工作。从重庆到西安这一段路我们得自己走，好在父亲可以与我们同行，他到西安以后再转车去洛阳。到了西安，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着的人太多，组织安排我们先在外边等候，直到去延安的车队出发时间确定以后，才让我们住进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这期间，父母亲听了董必武同志的时事报告，之后父亲就往洛阳去了，打算从洛阳过黄河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刚刚团圆的一家人又要离开，我们真是恋恋不舍。
几天以后，去延安的车队尚未出发，父亲突然回来了。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洛阳设置障碍，父亲从那里过不了黄河，只好返回。这时候董必武同志决定让父亲与家人一起去延安，然后从晋西北过黄河，我们全家自然十分高兴。母亲脱下旗袍，换上了军装，显得特别神气。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教我们在路上如何应答各种盘问。
我们的车队开到封锁线的关卡时被国民党特务扣住，搜查盘问了很久。几经交涉，他们仍不肯放行。幸好遇到路过的一位八路军总部负责人，他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最后才放我们走了。虽然此时天色已晚，大家被扣了一天又累又饿，可是都高兴得不得了，唱啊跳啊，庆祝曙光就在前头。当天晚上我们在甘泉宿夜，这一夜的情景印象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0年11月5日，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坚强地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走过半个中国奔赴延安，由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此我们脱离了苦海，找到了光明。
艰苦磨砺，努力工作
到延安以后，组织又决定父亲先不去前方，留在马列学院工作。母亲则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大表哥冯西到自然科学院学习，翔延、翔安和小慧进了安塞保育院小学，弟弟进了延安保育院，我们一家人各得其所。
这个时期是母亲最愉快、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她走上了革命道路，融入革命大家庭之后，她不再为生计所苦，亦无家室之累，因此她工作学习都特别努力。在延安她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陕北公学的学员年龄都不小了，衣裳破烂，冬天也少有人穿袜子，甚至有人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但是学习都非常努力。谈起国际国内形势，人人都能说一套。母亲上课前，学员们还唱着歌欢迎她，使她深受感动，这样的学生她从未见过，更未教过。
1941年4月1日母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在各方面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小米饭，菜只有咸水煮萝卜，有时候一个人连一片菜也分不到，逢年过节才见得着一点肉或者豆腐。这样的苦日子母亲以前没有经历过，但是她毫不在意。她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参加纺棉花、纺毛线、织毛衣、种地等劳动。对于她来说，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由于她主观上有强烈的改造自我的要求，这些考验她都愉快而又顺利地通过了。
在延安的六年多时间里，母亲在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工作了两年，在中央党校工作了四年。她的主要任务是给老干部和青年同志上文化课，也曾一度兼任指导员。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母亲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随即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撤离延安，赴晋绥边区。父亲则随叶剑英同志赴西柏坡参加中央土地会议，会后前往晋冀鲁豫传达会议精神。后来经组织决定，母亲与其他四位高级知识分子也列席了土地会议，会后加入土地改革工作队，赴山东工作。以往母亲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主要来自文艺作品和理论书籍，她参加了土改以后，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纯朴和他们遭受的苦难，进一步增进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石家庄市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中央极为重视，派了一批干部去接管，柯庆施任市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找母亲谈话，要母亲就任石家庄女中校长，母亲立即随队出发。这是她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学校领导工作，她处处关心干部和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大胆发展党的组织，团结骨干力量，教育学校员工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傅作义部队妄图突袭石家庄，母亲迅速组织学校备战、迁校，各项工作都顺利地完成了。母亲通过大量的事实使师生员工受到深刻的教育，转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她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提高了。
天津解放以后，母亲于1949年春调任天津河北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这所学校规模比较大，设有高中、初中、幼儿园，师生员工共数千人。该校原先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据点，因为刚刚解放，校内政治情况复杂。母亲到校以后，首先设法增强干部力量，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扩大教师队伍，清除反动分子，使学校比较快地走上正轨。
这段时期父母亲的工作都很忙。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父亲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的觉。母亲也是日夜操劳，吃住在学校。他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谁也照顾不了谁，常年难得见一面。
1951年暑假后，母亲调中央教育部工作，父母亲在周恩来总理住的西花厅前院有了一个两间平房的家，他们总算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50年代末，母亲调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她在农大工作了七年半，她爱学生，爱学校的一草一木。她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最大特点是爱惜人才，关心知识分子。她虽然对人要求严格，不讲情面，但是反对整人，反对极左路线。她对领导的错误敢于批评顶撞，不怕打击报复，而对师生总是善意地帮助引导，鼓励他们向上，师生们至今仍然怀念她。那几年母亲患上肝炎，农大在远郊，她每天要在市郊间奔波十分劳累，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调她到电影学院工作。不料很快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只好永远告别了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信念坚定，爱憎分明
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文化系统历来是多灾多难之所，不断受到运动和批判的冲击。从50年代初即有批《武训传》电影，批俞平伯，批胡风等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使文化艺术界遭到沉重打击。加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令文化工作走入低谷。正在这时，组织调父亲到文化部工作，1960年2月总理任命他为文化部副部长，3月中央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实际上是由父亲主持文化部工作。从思想感情上讲，母亲十分不情愿让父亲离开总理。因为从1945年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同机抵渝）以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协助总理工作，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多年相处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父亲也舍不得离开。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事，父亲只能临危受命，这时总理仍要他兼任国务院代秘书长的工作。
自从父亲到了文化部后，母亲如履薄冰，总是为他担惊受怕，那时文化部的工作十分困难，反右后许多人都三缄其口。父亲到任后，即广交朋友，与梅兰芳、马连良、红线女、曹禺、欧阳予倩等几十位文艺界知名人士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呼声，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为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他不辞辛劳地勤奋工作。父亲书房经常到深夜亮着灯，母亲常常多次催他去休息。1962年传来主席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母亲顿时感到紧张。到1963年后，一个又一个严厉的《批示》传来，母亲看到这些已经完全蒙了。父亲彻夜难眠，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但也不知如何才能深刻。母亲默默陪伴着他，为他着急又担心。以前吃饭时，一家人总是有说有笑，别的时间父亲总是很忙，只有吃饭时全家欢聚一堂。父亲喜欢讲些有意思的事，或让人增长见识，或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可是这些日子，父亲一言不发，随便扒几口饭就匆匆离开，母亲也吃不好饭，饭桌上的气氛十分压抑。接着又有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批示，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讲话和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1964年文化部进行整风之后，父亲被发配到济南，孤身一人去往山东，母亲职务在身也无法与他同去，只是为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分别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为他送行。到底为什么要去济南？还会回来吗？这时父亲国务院代秘书长的职务已被免除，母亲陷入沉思。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这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只是它的前奏曲。即将来临的是父亲七年的炼狱、全家被扫地出门及种种从未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在“文革”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老革命干部都给打成了“反革命”、“黑帮”，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干的。母亲自然也深深地陷入迷茫，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丧失原则的话。“文革”中，她头上身上常被泼了墨水和浆糊，背上到处都是被打的血印，逼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她总是大声说：“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承认执行反动路线，她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路线我都执行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央有两条路线。”1967年12月，《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父亲的大文章，从此造反派对母亲的批斗更加升级，更加凶狠。他们要母亲揭发父亲的罪行，母亲回答说：“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知道，揭发不了……他跟周总理几十年，勤勤恳恳工作，从不反党……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中央没有作结论，报纸上登的不代表中央文件。”造反派自然十分生气，打她，骂她，逼她揭发和认罪。她说：“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夫债妻还是封建思想！”造反派指着报纸说：“这么多铁的事实摆着，你还不跟他划清界限？”她却异常平静地说：“我们结婚几十年了，划不清了。”造反派把砖头挂在母亲脖子上，狠压她的头要她跪下，她反抗说：“共产党员不能跪着！”造反派气急败坏打她，踢她，直到打断了她的腿。她刚做完手术，造反派就追到家里来批斗她，而她仍毫不屈服，经手术固定在她腿上的钉子松动，她不得不去做第二次手术。母亲的腿上打了石膏以后连翻身都不行，更无法起床，可是造反派还要她到学校去参加批斗会。母亲大声说：“我就去，你们来抬我！”来人看到实在是抬不动才作罢。好心的同志担心母亲这样硬顶会吃更大的亏，劝她说几句软话。可是母亲不肯，她还对一些同志说：“别怕他们，他们长不了的。我断了一条腿还有一条呢！”有一次造反派在批斗母亲的时候骂她是“齐燕铭的臭老婆”，母亲回答说：“我是齐燕铭的老婆不错，臭不臭还要由历史来作结论。”造反派大声训斥母亲说：“你别表演了！”母亲冷冷地回答说：“咱们大家都在表演。”对方无言以对。有的造反派说：“真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黑帮，别人不敢说的话她都敢说。”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来抄我们的家，不仅大量毁坏珍贵的书画、相片、唱片，而且拿走存折、现金、被褥，弄得母亲甚至没有被子盖，这些母亲都不在意。父亲被卫戍区“监护”以后，多年音信全无。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难得相见。母亲心中十分痛苦，夜夜失眠，而在人前照样谈笑风生，批评这个人幼稚，那个人软弱，有时还不客气地指责别人“真糊涂！”
那些年，“四人帮”把几个艺术院校轰到河北省让给三十八军管。母亲当时已经60多岁了，腿上还带伤，仍作为重点监督对象下去劳动。她经常趴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干活，直到高血压使她晕倒在地才被送回北京。这期间她的体重减轻了几十公斤。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做清理工作的同志来找母亲，要她揭发迫害她的人。母亲总是说：学生们懂得什么，这些事情不能怪他们，连我们问她是谁打断了她的腿她都不肯说。对于失去的财物，母亲更是淡然处之。父亲被监禁七年回来后，母亲还支持父亲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姐弟对“文革”中的一些事情想不通，发几句牢骚，也要挨母亲批评。谈到党和国家这些年遭受的严重损失，许多正直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一代青年人被毒害，特别是谈到周总理被迫害，母亲常常难过得落泪。
母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她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对许多问题认真反思，母亲认为绝对不能忘记“文革”这一段历史，要记住恩格斯的教导：“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母亲读了《忆周扬》和《陆定一传》曾经对我说：“过去我对周扬很有看法，觉得他是条棍子，批了多少人，也批过你爹爹，上纲上线，疾言厉色，让人害怕。看了这本书，知道他在‘文革’以后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被他错误批判和整过的同志道歉，这样就好。再说有的事情多半也不是他能够作主的。”她看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后说：“耀邦的功劳真是不可磨灭，他解救了多少人啊！他死得真可惜！”
这些年母亲读了许许多多书，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做一些必需做的事情以外，她都是坐在沙发上读书看报。她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上午看书，9—10点钟后只要《人民日报》一来，她就认真阅读每篇文章。若有事打乱了未来得及看完，下午或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否则她就认为是没完成任务。每当看到各地建设的好消息或在电视看到许多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她都喜出望外。有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执意要坐在轮椅上到街上或到天安门去看看。因此，90多岁的她思想仍能跟得上时代而不落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她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教子有方，注重品德
我们姐弟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品德教育。我们成年以后，在母亲身边的日子不多，可母亲对我们是身教重于言教。她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上。记得1946年中央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时候，父亲病重，从飞机上用担架抬下来，为了让父亲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母亲扶他躺在大卡车上直奔杨家岭。在母亲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幕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对于我们姐弟的功课、日常穿着，母亲很少过问。她对我们要求最严的是两点：一是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做错了事要老实承认，否则她决不原谅；二是要有事业心，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生活小事可以马虎一点。翔延14岁参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几年无法与家人联系。部队到晋西北以后，母亲打听到部队的驻地，立刻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望，见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工作好吗？”又问领导：“她表现得怎么样？工作能胜任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才放心了，然后还嘱咐：“不要过早谈恋爱，好好多干几年工作再考虑个人问题。”
母亲经常提醒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和小妹留学苏联期间，她常常给我们写信讲国内形势和国家经济建设情况，鼓舞我们积极向上，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以后，自然都希望在母亲身边工作，但是妹妹立即被分配到克拉玛依，母亲鼓励她说：“你是学石油专业的，到那边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学以致用，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于是妹妹高高兴兴地去了大西北，一走就是许多年。
母亲从不娇惯我们，从小要求我们自立自强，不怕吃苦，她相信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才能成才。我们姐弟从小过集体生活，母亲很注意培养我们的集体观念，要求我们与同学团结友爱，关心他人，切忌自私自利。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住在家里，母亲要求我们交伙食费，让我们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树立凡事不依赖父母的观念。我们工作学习有成绩，母亲从不忘表扬我们，有时也给一点物质奖励，甚至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往我们嘴里塞一块糖。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她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她总是说：“你们是在延安长大的，是党培养的，对党对国家都要看主要方面，不能不负责任、不顾影响地瞎说一气。”
党员责任，终生不忘
母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离休以后，仍然密切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国家的建设事业，关心她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她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好起来，会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她想到教育经费短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看到一些地区的群众生活穷困，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交不出学费，她十分焦急。
1990年她把自己积蓄多年的35,000元捐献给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基金会，当时她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她对基金会的负责人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教师的重要。我捐的这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是表达我晚年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在全社会发扬尊师重教的风气尽一点微薄的力量。”1998年5月她又将近年积攒的10万元捐献给了政协对口扶贫县——安徽枞阳县的石溪村小学。石溪村人回赠她：“慧眼观世纪风云，德心济贫困学子。”以表达他们对她的敬仰。
她一心想着国家和党的事业，想着如何能起党员的模范作用。有时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一些牢骚话，在她面前说就会挨批评。她时常对我们说，要从大方面看问题，不要犯自由主义，道听途说，瞎传一气，不起好作用。一次在参加追悼会时见到邓拓的女儿、女婿，她对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向前看，党也会犯错误，要看到现在党正在自己纠正错误。”母亲已经90多岁，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坚持要到会，而且对党的文件认真学习，对要讨论的问题进行准备。她一生养成的习惯，每到领工资时就立即去交党费。工资改由银行代发以后，交党费的事就由二妹代劳。一次妹妹因有事当天去不了，想晚一天再交，她就急了。结果是由三妹夫去代交的。她90岁过生日时说，我还有三个愿望：一是香港回归了，我想去看看，比较一下与1940年时我所见到的旧香港有何变化；二是再积累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三是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
她一生克勤克俭，从不贪图享受。近些年她的工资像其他老干部一样，也增加了许多，她完全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不肯请保姆，坚持生活自理，一如既往地省吃俭用，不浪费一分钱，甚至有病也不爱去医院，常常自己买药吃。她屋里的家具大多是50年代的，子女们要给她换一套，她坚决不同意。她的衣服鞋帽也都很旧了，有些已经不合身了，她也不肯买新的，总是说：“还能穿，够穿了。”她认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追求奢华、炫耀财富是低级趣味。她去世后收拾遗物时我们发现，她还有新的汗衫、毛巾等省着未用，但夏天有时常穿着有许多破洞的汗衫。她十分痛恨贪污腐败，认为这些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声誉。党的威信是几十年来无数党员前仆后继为国牺牲，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才建立起来的。现在要改变社会风气，也必须一点一滴付出力量才行。当她知道自己为教育事业捐献给安徽的10万元被挪用了，（后经过全国政协有关领导亲自过问，已追回送达被捐赠的小学。）十分生气，十分痛心。但她仍不改初衷，临终时再三嘱咐：要把她身后留下的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
1990年6月，母亲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7月，她被评为全国政协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9年9月，她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是国家对她的奖励，人民对她的肯定。
母亲曾多次表示她要争取活到100岁，多看看国家的发展。她的身体也的确不错，生活很有规律，情绪总是特别好，特别乐观。在她身上真正体现出了“革命人永远年轻”这句话。
不料2001年冬天她偶感风寒，由此引发了其他疾病，住进了医院。她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七个多月，尽量与医务人员配合。每次大夫来查房，她都要双手抱拳表示感谢，对护士也一一表示谢意。有时护士劝她进食，她因为难受而拒绝了，或者说了生气的话，事后都要向她们道歉，请她们原谅。有一天她拉着护士的手说：“我这次生病得了两个女儿，真好！”医护人员都感佩她的坚强、理智和能关心人。
母亲直到临终头脑都十分清醒，她多次嘱咐我们说：“人终有一死，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要想开一点，不要让组织为我多花钱治疗，丧事要从简。把我的角膜献给需要的人，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我剩下的积蓄10万元捐献给我多年为之工作的农业大学，作为特困优秀学生的奖励基金。再从我的工资中拿出4000元给照顾我的护士，感谢她们为我做的一切。”
母亲走过的路是漫长的，她是一个普通人，她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永远怀念她，尊敬她，以她为楷模！
（责任编辑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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