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根据地“社会民主党”冤案王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
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注）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战士高声领喊出一句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大家跟着喊完了，才有人发现这个口号有问题。这个喊错口号的战士叫吴拙哉。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第二国际，什么是第三国际，糊里糊涂地喊错了口号。
有人向在场的一团政委林海汀汇报吴拙哉喊了“反动口号”，林海汀认为这只是喊错了口号，没什么大惊小怪。那个人又跑到闽西苏维埃政府报告了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林一株立即率领肃反委员会的委员们到红十二军把吴拙哉和林海汀抓了起来，一共抓了十几个人。在肃反委员会的审讯室里，林一株摆出各种刑具对吴拙哉实施肉刑。开始，吴拙哉至死不招，林海汀也是坚强不屈，他们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是卢森堡，什么是李卜克内西，至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是什么组织更不清楚。但是，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使林海汀等十几个人死去活来，林海汀和吴拙哉两人为首犯，为了活命，两人就屈打成招了，并且把罪责加在了已被开除党籍的傅柏翠身上，说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自己是宣传部长。他们往自己身上加罪，只求速死。
有了特委书记，又有了宣传部长，肯定还有其他委员。继续严刑拷打林海汀和吴拙哉等人，于是在苏区工作的许多干部们都被他俩封了职位，还供认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
林一株以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裁字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号召各级政府集中火力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3月1日，在虎冈召开了“闽西工农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林海汀等17名主犯被判处死刑。“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就这样发展为闽西的一场运动。
枪毙了林海汀等17名所谓“社会民主党”，算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也是更大运动的开端。在这第一阶段中，尽管肃反声势造得很大，但由于闽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反党派别”，株连的人不算太多，只涉及到红十二军中少数几个青年战士。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比较慎重，枪杀林海汀等人也上报了福建省委。福建省委正好接到四中全会决议案，于是接着就作出了《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派人到闽西直接领导，才把“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向纵深发展下去。这场冤案的性质之所以极为恶劣，就在于使用了残酷的逼供信，这就为后来招供出60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肃反扩大化，直至滥杀无辜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这和当时的王明“左”倾路线有关。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福建省委个别人强令新组建的红十二军远离闽西苏区，去攻打广东东江地区，结果遇到广东军阀余汉谋顽强的抵抗。红十二军在战略战术上采取死打硬拼，招致仗仗皆败。部队越打越少，战士大批逃跑。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国民党闽南漳州的张贞和广东的香翰屏从南部杀来，闽西苏区首府龙岩很快失守，地主还乡团在苏区骚扰破坏，企图全面颠覆苏维埃政权，闽西形势日趋紧张。
正在此时，邓发来到闽西。他是来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决议的。六届三中全会是受共产国际指令专门解决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然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在哪里，为什么是“左”倾，根源是什么，中央并没有做任何解释，甚至说李立三并不是“左”倾，而是“消极的右倾”，故三中全会号称反李立三路线，实质则完全相反，派往各地传达三中全会的代表们本身都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邓发就是其中之一。邓发到闽西后，不去从根本上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影响，而是用比李立三更“左”的眼光和观点看待闽西苏区。他来闽西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开除了傅柏翠的党籍。
傅柏翠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1928年曾经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在创建闽西根据地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红军根据地创始人。在执行中央各项政策过程中，他与中共闽西特委发生了矛盾。邓发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给傅柏翠安上“右倾”的“社会民主党”的帽子，开除了党籍。
邓发巡视闽西根据地各个机关后，主观地认为“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苏维埃的工作。”
邓发到部队去，认为红十二军“军纪废弛，战斗力很弱，在龙岩战斗时，和敌人一遭遇就垮下来，乱得一塌糊涂。”他不去分析部队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而是主观臆断地说闽西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
苏维埃政府被“富农、流氓和反动分子”把持着，军队又无战斗力。邓发认为有必要对闽西红军和苏维埃来一番彻底改造，“建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正是由于邓发此种思想认识，所以他机械盲目地照搬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开展对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派别斗争的指示，一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和路线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不可避免拉开了帷幕。
1931年4月4日，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对闽粤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
中央的指示很明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这就等于大开杀戒。闽粤特委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在土地革命、军事斗争和肃反等方面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方针政策，提出“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等口号。
各地方为执行命令，立刻行动起来，先杀闽西区域内的地主、富农，然后又捕杀准备和已经逃亡的一部分小商人、小业主、小资本家。真可以说是站在了阶级立场上。
对此中央还不满意，仅凭一些不真实的报告否定了肃反方针，说他们右了，“左”得不够。说闽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内和红军内，闽西苏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对一切消沉、悲观、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给予无情的打击”。
中共中央这封指示信错误地将党内所谓“右倾”分子与反动派别混淆在一起作为打击和清洗对象，扩大了肃反的打击面，加剧了苏区的混乱。
虎冈枪杀林海汀等17人，给后来的“肃社民党”运动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各区各乡的苏维埃政府纷纷仿效，层层召开审判大会，滥加杀戮，造成令人恐怖的气氛。且看下面的新花样：
十毫子运动：毫子是指当时苏区通用货币，谁拥有了十个毫子，谁就是土豪劣绅，杀之；
食烟大同盟：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支香烟，对对火，说说话，那就是参加了以食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
姑娘姐妹团：年轻姑娘在一起形影不离，说说笑笑，更有亲密者曾拜干姐妹的，杀之；
恋爱团：一男一女通过搞恋爱，想组织社会民主党，甚至男女之间互相交谈说了些话，也被当作“恋爱团”，杀之；
膳食委员会：整天讲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今天中午晚上吃什么，无论男女，杀之；
……
就这样，不仅错杀了根本无中生有、想当然的“组织”现象和大批无辜群众，而且还把人们普通生活中正常的自由交往当作“社会民主党”行为，将当事人杀掉。至于根据逼供信屈打成招出来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更是残酷地屠杀。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或者表现不好、或者有过落后情绪和行为的更是无一幸免。在他们报功的记录上写道：“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为绝后患，也被杀掉。还有一些犯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对于一些出身阶级成份不好的革命同志，也根据“地富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清洗。
在屠杀之前，肉体刑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单凭肉刑罗织口供，肉体消灭”的政策。在肃社党高峰期间，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没有侦察立案，没有调查研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坚决”。有的肃反委员竟然亲手处决人。法律又回归到封建社会时代，公开恢复苏区曾禁止的肉刑：杀头、老虎凳。
红十二军是闽西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四中全会点名要在红军挖出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红十二军更不能幸免。连以上干部半数被处决，有的连队刚刚上任两天的连长也被处决。有的连队换了四次干部。
群众之间，也不能幸免，受到株连的家属更是无计其数。总之到处都是社民党。
全闽西苏区专心一项工作———肃反，形成了闽西的“肃反中心论”，在这“肃反中心论”的指导下，造成人人自危，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和极端恐慌的现象，各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抗高潮。
“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1931年5月27日，杭武县三区第三大队长李真和副政委张纯铭，为反对上级胡乱抓人，为保护自己，营救已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关押在区苏维埃审讯室的区委书记何登南等200多名干部群众，率领第三大队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救出了被捕人员。这一事变当即被宣判为“反革命暴动”，受到红十二军围剿。李真、何登南、张纯铭等第三大队和被释放人员在大军追剿下被枪杀或重新逮捕后处决，几百人尸体示众后掩埋。杭武县第二区、虎团、滨南等地，也发生过反抗，但都遭到红十二军镇压。
但是，始终没被镇压下去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傅柏翠。傅柏翠作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战斗过。他被闽西特委告状后，邓发开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紧接着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来临，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肯定是在镇压之列。他出于保护自己，利用在苏区人民中间的威信，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肃反。响应者与日剧增，那些害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被打成“社会民主党”的人们拥戴傅柏翠上了山。他公然打出旗号：“欢迎社民党到这里来。”
他占据山林，垒墙筑壁，建立城堡，与闽西根据地对着干。红十二军派兵进行围攻，攻了几次都不能拿下傅柏翠的“城堡”。后来，肃反停了下来，他也未能归队。
红军长征走后，各地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但与他都井水不犯河水。国民党几次“清剿”都没有把他搞掉。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部队被改编为保安队，接受了国民党的指挥，但就是不下山，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举进山追剿，傅柏翠率部起义。解放后，傅柏翠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柏翠平反，推翻其所谓“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反抗肃社民党的干部群众都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加以消灭。错误的“肃社党”运动给闽西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大批干部群众蒙冤受难，红军元气大伤。闽西苏维埃执委35名中被肃掉了一半，闽西近6300人被错杀。闽西党组织的党员人数由8000人减到5000人。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全苏区30个区委，一年后全部瘫痪。
到最后，林一株和杨全康等人竟然把“社会民主党”的罪名扣在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头上，组织部长罗明也被怀疑。
邓发发现闽西因“肃社党”竟然把苏区肃得满目萧条，到处都是喊冤哭骂声，不得不承认肃反严重地扩大化了。为了恢复闽西正常的革命活动，必须采取措施转变这一严重局势。鉴于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队伍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仇恨，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这一机构，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林一株降为副处长。这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闽西党政机关并未真正认识到肃反的错误，致使这一运动还在发展。
张鼎丞、罗明、郭滴人留守上杭，根据群众控诉，认为林一株、杨全康等人利用肃反大权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便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样罪名于1931年9月把林一株等人枪毙。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主席和苏区中央局任弼时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决定立刻停止“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平反冤案、错案，并给了5000多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由于周恩来的到来，使闽西还在发展的肃反运动得以制止。周恩来针对中央苏区反“AB团”和闽西“肃社党”运动造成的损失，严厉批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指导方针的错误，基本上刹住了这股歪风。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他于12月中旬到达闽西后，沿途目睹了“肃社党”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于18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闽西的情况。周恩来说：“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给中央的信，为进一步改正“肃社党”运动的错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月后，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以指示，让他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改正思想上的错误。
闽西特委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强令干涉下，下决心改正错误，停止“肃社党”运动，并在后来的工农大会上对过去一年来大规模“肃社党”的重大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总结了沉痛的教训，从而基本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肃社党”运动。
由于当时正处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期，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闽赣省委、闽西特委虽然结束了这场残酷的运动，但却认为“肃社党”是必要的，其错误主要是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天大的冤案，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推翻。
延安整风期间，邓发通过清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左”倾路线的危害时，认识到“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根源和危害，否定了这一错误运动。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此案牵连人物十分广泛复杂，虽提出过要平反，但没法落实。
1985年第5期《党史通讯》发表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的文章。文章中说：“经调查核实，福建省委认为，闽西苏区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应予彻底平反，被错杀的同志应予昭雪，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为了做好这一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根据国发[1983] 91号文件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1983年8月设立了“处理我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遗留问题办公室”，地区（市）、县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具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在闽西又为2624人平反昭雪（解放初期已追认3728人为烈士），对其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或定期补助。
按照已平反昭雪两次合计，人数为6352人。6000多人被错杀，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如果论及这一冤案对革命造成的损失，那教训就更为惨痛了。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祸，但愿我们能永远记住这些历史教训，记住小平同志这段话！
（注：红十二军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红军，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时，红十二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之后闽西地区又组建了地方部队，番号仍为红十二军，一般后人称为新十二军。本文中的红十二军是指新十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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