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的陈伯达
[ 2004年第3期 我见到的陈伯达 作者：甘惜分 ]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大的野心家江青所篡夺，江青才是真正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地位衰落，改而投奔林彪之门。但他的外表却正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小小老百姓”，是个”书生”。
（一）
我与陈伯达其人素无交往，高攀不上。但几十年历史机缘中，也曾偶有接触，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把这些影像的片断连接起来，也能略观其人。
1938年2月我初到延安，行囊中带了几本书，那是路过重庆书肆购得的。其中一本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另一本就是陈伯达的《真理的追求》。买李达那本书，我是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它一直放在我的随身挂包内带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买了《真理的追求》？而且带到延安？动机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大概是受陈伯达文笔的感染，从书架取下略读几页，觉得这位作者思想酣畅，文笔斐然，不像一般理论著作那么晦涩，就带到延安。这本书后来不知所终，也未见过别人有这本书。
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知识甚浅，只有一番渴求革命理论的欲望而已，买陈伯达的书，并非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完全出自偶然。也许是那本书名吸引了我，想在这本书中对真理”追求”一番。
（二）
1938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偶然看到墙上一纸布告，陈伯达举办”三民主义讲座”，时间为每星期日，地点在大边沟某号窑洞陈的住宅前，愿听者可自动前去。
这时陈伯达在延安已颇有名气，我又早已读过他的《真理的追求》。三民主义是什么，虽然早在小学生时代就天天必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国民党统治时代”党”和”国”不分，把党歌当作国歌了）也粗知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无非小孩子念经，跟着唱念而已。现在到延安又进一步从毛泽东著述中了解到三民主义与中共最低纲领基本一致，陈伯达的专题讲座，何不前去听听。
陈住的窑洞前有小块平地，听讲者可以自带坐具，也可以坐在地上听讲，自动前来听讲的人大约八九位，稀稀拉拉，彼此不认识。陈伯达出来了，距我一二尺，他站着，我们坐着，我们是仰面看他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学者：个子不高，微胖，穿一身普通蓝色制服和一双棉鞋，戴一顶棉帽，面色健康，皮肤较粗糙，外貌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他一开口说话，其特点就突出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完全是”外国语言”，瞧瞧左右，也都在东张西望，似乎都不大懂。他口头常用”暴动”二字，我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音，什么”暴动”，不明白。听了两个钟头，下课，各自告退。
第二天去不去呢？犹豫半天，还是决定再去，名人讲课嘛，细细听，总可以听出点名堂来。谁知依然如故，毫无所获。来听讲的人也少了二三位。下课以后，我问身边同志，”暴动”什么意思？他们似乎也不大懂，猜想说，”大概是’矛盾’吧”。天哪！我豁然开朗，中国社会有几大”矛盾”，这不明明白白吗？从此我告别了这位陈教授，其他听讲座的人是否还照样去，我再也不问了，反正是讲座，去不去自便。由此我领悟一点：一个人的文才和口才是两码事，陈伯达文章流利而口才讷讷，我只读其文其书，再也不愿听他讲话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大政治家”对群众讲话必有人为他当翻译了。中国也真大，写一样的字，却发出不同的口音，有如外语。不过这第一次相见，陈伯达倒留给我以朴实无华的学者印象，丝毫看不出他后来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讲座”，后来出版改为《三民主义概论》。后来又再版，改称《论孙中山主义》，都是延安解放社印刷发行。
（三）
此后，陈伯达在延安报刊上发表的长短文章越来越多。后来我调晋绥解放区工作，与延安只一条黄河之隔，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经常读到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批判重庆蒋介石集团那些文章和小册子，文笔流畅泼辣，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很有气势。现在我还记得他批判”精神总动员”之文（篇名已忘记）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等，都是一时传颂，很受大家赞赏。显然在延安十来年，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但政治上、思想上受毛泽东指导，文风也显然学习毛泽东。毛泽东笔下那种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之势，陈伯达必然日日揣摩，心领神会，他的延安时期之文，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高峰之作。这都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为他精心修改。《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近十万字，四天写成，据说陈伯达有时边写边哭起来。毛泽东读了原稿，大为赞赏，立即批示全文付印。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痛斥陈伯达的”天才论”，说几十年来就没有同这位”天才理论家”合作过。我看此话也过分了，至少在延安那几年，毛泽东同陈伯达就合作得很好。
但陈伯达在解放战争时候也有败笔，为害不小。大约是1947年康生和陈伯达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晋绥日报》发表陈伯达的长文《有事同群众商量》。从题目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其效果看，却为”左倾”思潮煽风点火。那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还比较平稳，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不但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大大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但随着运动深入，逐渐出现极左情绪，一些勇敢分子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走贫雇农路线”等等，这就不仅打击了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人士，甚至也打击了中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极左思潮和自发论。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和报纸编辑记者也附和这种思潮，宣传这种思潮，使解放区杀人过多，工商业凋敝，学校关门，社会秩序不稳。
这时，报纸上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有事同群众商量》，大字标题，十分醒目。此文为上述那些已经不能再”左”的思潮火上加油，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而不提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不提党的总路线，不提革命统一战线，不提党的全面的农村政策，不提在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团结中农以及团结所有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陈伯达片面提贫雇农路线，显然是附和时尚，只同贫雇农商量，这就给”左”倾思潮加温，破坏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此后不久毛泽东从陕北渡过黄河，路经晋绥，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同陈伯达的”有事同群众商量”是对立的。陈伯达这种貌似革命而实为破坏革命的”有事同群众商量”，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干了一件坏事。
（四）
1948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前往西柏坡途中，在晋绥停留几天，住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村，但陈伯达却没有与这大队人马同住在一起。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陆定一参加了这次谈话，陈伯达始终未露面。有一天，晴空高照，我正在《晋绥日报》驻地高家村（此地距蔡家崖15里）处理稿件。忽然，飞机轰鸣，由远而近，我放下纸笔，跑出窑洞，见院内乱七八糟的竹竿上晒着白色的被子、衣服。这些白色衣被正好暴露此地是我方党政机关，正是敌人轰炸的目标，我们必须赶紧收拾这些晾晒物。我见隔壁的窑洞房门虚掩着，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就推门进去高喊：防空警戒，快收拾院里东西！我一踏进门槛，愣了，窑洞内光线虽不甚好，但一眼就看见躺在炕上的一个微胖的男人，他急急起身，正是陈伯达，他夫人急忙走出门外收拾晾晒的衣服。
我不知所措，只说声”对不起”，退了出来，没有叫一声老师。就像一个不知情偶尔撞进门去报警的局外人，这是一次偶遇。
不过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住进蔡家崖去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起，而单独住进《晋绥日报》驻地，而且是悄悄而来，我们都未察觉。陈伯达也没有利用这次住在晋绥日报社的短暂机会同记者编辑们说说话，了解一点下情，他们夫妇蹲在窑洞里足不出户，何时离去，我们也不知道。
（五）
进了北京的陈伯达，无关的人员是很少见到他了。但北京虽大，人海如潮，却也能狭路相逢。我有一次竟在荣宝斋碰到陈伯达。那是上世纪60年代，离”文革”暴风雨不远了。
荣宝斋是我常去的古文物市场，看看字画而已，很少购买。有一个星期天，我忽然看见陈伯达在那里认真欣赏，只他一人，并无随从，也未进入内厅待以上宾，大概接待员还不认识这位中央要员，怠慢了。厅里人很少，就我两人，我在一边看这看那，他在那边问真问假。我没有走过去向他自报是他”三民主义讲座”的学生，他也未曾注意到我这个数十年前的听众，他肯定不认识我了。他倒是仍不改本色，并未穿呢制大衣，总是那身臃肿棉衣裤和棉鞋帽，一口闽南方言。我倒是颇有感慨，官至政治局，还是单人匹马出来行动（门外有无汽车我未注意），也难得，不减艰苦奋斗作风，像个基层干部。我对他还颇为敬佩。
（六）
文革风暴乍起，我不敢想象，陈伯达这个书呆子（那时还不知道他的野心家一面）怎能撑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个局面。自古以来的造反头头大都是草莽英雄，都是揭竿而起，挥戈四方。陈伯达拿起笔杆子打人骂人，倒还可以，至于叱咤风云，驰骋天下，怕未必是他的本行。加上口音障碍，说起话来别人也听不懂，他也始终不改，这种人要充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中国革命领袖，恐怕是不自量力，也可能是上边用错了人。
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出了事，我大为惊讶。想不到陈伯达这样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弱书生竟成了一个大大野心家。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们谈起陈伯达在”文革”初期那种狂言恣肆、动辄给人栽赃上纲的丑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揭开之后，我才逐渐醒悟：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如果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人是会变的，变成飞扬跋扈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要随时警惕，任何人只能顺应时代浪涛，做他应当做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情，陈伯达显然是站错了位置。
197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又玩起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其矛头所向，颇为迷离模糊，看起来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浪潮又将再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场打砸抢、破四旧的恶浪又隐隐再现，我想起我家中那张陈伯达写的大字。
这张陈伯达手迹是偶然到我手中的。
1964年我一个老朋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她的女儿含泪对我说：”甘叔叔，我妈妈的遗物，你看中哪一件，可以取回去作个纪念。”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别的不要，我只要你家墙上陈伯达写的那张字。”我轻易地得到了这张字，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这是一张什么字呢？一张条幅，只写了两个楷书大字”克己”。这两个字是浙江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向陈伯达讨要来的，装裱起来，颇为中看。这位同志后来把这张字转送给了我这位朋友，她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快进入老年的人，出于对人生的醒悟，总是注意克制自己，把名利之类的事情看的很淡，所以她把这张字挂在客房内，既欣赏书法，又警惕人生。陈伯达虽不是书法家，笔下也有相当功底，楷书”克己”二字苍劲有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吸引力。这张字在我家墙上也挂了几年。历史上的名人字画，大概都是这样传来传去。
“文革”初期，我的家曾被造反派抄了四次，损失不小。陈伯达这张”克己”条幅，造反派是没有注意呢？还是因”伯达”二字署名而不敢妄动呢？那时陈伯达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大人物，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所以他的字在我家中安然无恙。
1973年的反击右倾回潮，形势逆转，陈伯达已同林彪一起扫进历史垃圾堆，人人得而诛之。我却”窝藏”陈伯达的手迹，那罪名还了得！我想转移出去，而我的亲友都有”问题”，都在农村改造，谁能收留这种”赃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最后还是决心把它毁掉，以免引起无妄之灾。我把这张条幅从书橱里找出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马桶里冲走了。
（七）
后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分子受审判刑又刑满释放出狱，最后郁郁而死。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留给人们什么印象呢？
在我看来，陈伯达是个两面人物。一方面他是一个学术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获罪是由于他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钻来钻去，讨一杯羹。如果他不作政治钻营，下决心清贫自守，向古代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学习，他也许在中国学术史上还能作出一些贡献，至少不至于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陈伯达在那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犯中不同于其他人，他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他不同于姚文元。姚文元也是一个文人，但他无非是上海滩上一个因缘时会的文痞罢了。他从主子那里讨个题目，或领会意图，然后回家寻章摘句，凑成篇章，向上请赏。他是主子的一条狗，主子要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吴晗，咬周扬，咬陶铸，咬刘少奇，最后还将咬谁，人民都看得很清楚。陈伯达再投机，还不会堕落到姚文元那种地步。至于江青，是个大野心家，陈伯达哪是她的对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副组长领导组长，甚至抛开组长，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天下少见。
总之，陈伯达是个自卑而又不安于自卑的书生，他不懂政治而又被卷入政治漩涡，最后被漩涡卷进无底深渊。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注意不要改动他的文章，以存其真。社会在发展，一个人也在发展，一个人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思维，他离不开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他的论著就是他那个时代在他的思维中的反映。后人用后来的眼光去修改前人的著作这不仅是对前人的歪曲，也是对时代的犯罪。我们不是已经犯过不少这种错误吗？不要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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