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礼容一生不寻常杨
一
易礼容生于公元1898年，那年是农历戊戌年，发生了开启中国民主革命先河的戊戌变法维新，也兆示了易礼容不平凡的百年人生。
1911年，易礼容的老家湖南省湘乡县恢复驻省中学（设在省会长沙），他去报考了，国文考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六经论》。他文章的结论是：”呜呼，汉武之罪岂在秦皇下哉。”13岁的他已明确了反对统治人民思想的专制主义的立场。
在长沙求学期间，1915年他积极从事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宣传。1918年易礼容作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袖之一，投身于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暴政的运动。
易礼容在湘乡驻省中学念书时，即与毛泽东相识，从此追随后者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6月，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一员干将。毛泽东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的学会八位知名共产党人中就包括了他。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五大时，易礼容被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委时，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后退出了选举会场。
同年5月21日，湖南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爆发，原中共省委主要领导人被迫离湘。易礼容受中共中央紧急委派，立即返湘主持工作，先后担任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九个月。1927年”八七会议”前夕，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俄国人）来到长沙，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求省委书记带头签名打倒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易礼容等坚决反对。争辩持续通宵，不欢而散。两个俄国人回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遭到毛泽东当场严厉反驳。
1928年后，由于复杂的客观原因，易礼容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在江西、安徽、江苏及日本等地流亡六载。直至1934年，鉴于民族危机上升，也为了养家糊口，易礼容开始在上海做些有益于抗日图存的工作。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给易礼容写了封信说：”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兄之苦衷，弟所尽知……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这封信表明，中央对易礼容30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工作是理解、肯定和寄予希望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易礼容从上海回到湖南，后转赴重庆。在1943年中国劳动协会（劳协）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被选为常务理事，任书记长。因理事长朱学范经常在国外开展活动，劳协国内工作主要由易礼容负责。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由延安飞抵重庆，出席国共两党和平谈判。9月10日约见了朱学范与易礼容，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
1949年5月，易礼容从香港抵达解放了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刘少奇与其他一些熟人建议他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从旁协助。易礼容婉言谢绝了，他的想法是：在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期间，他很多时候未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他再申请入党，不符合他的做人原则和中国读书人的处事传统。
二
易礼容出身于一户殷实农家。父亲聪明能干，但放荡不羁；母亲勤劳贤淑，刚烈正直。她的坚强豪爽性格，对易礼容影响颇大。
因家道中落，易礼容少年时代在乡间念私塾时，已是仰仗亲戚援手。他勤奋好学，聪颖超人，有独立见解，深得老师、长辈的赏识以及同学、朋友的敬爱。易礼容高小毕业后，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学习，不止一次因无钱而辍学，只是由于亲戚和朋友的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其中出力最大、感人至深的是他的同窗好友李庠。
1916年，易礼容考入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商专），与李庠同班，且座位相邻，交谊甚笃。李庠发现每当学校要交费时，易礼容即愁眉不展。在了解缘由后，便每学期从家中带来两份学费，期期如此，从未间断。商专毕业后，李庠在易礼容领导下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庠仍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在商专，易礼容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商专出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主任。在以学生为主的湖南各界发动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彭璜和易礼容是三名主力。1919年夏末，易礼容带领商专同学30余人转学汉口明德大学，在武汉组织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张据点，得到在湖北的湘籍学生及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的积极支持。这年冬天，易礼容掌握了张敬尧的部属张宗昌购买鸦片烟种子的罪证后，亲自去北京同正在北京从事驱张活动的毛泽东商议，除把情况向万国禁烟会与湘籍国会议员通报外，还和湖南请愿团代表向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请愿，要求撤换张敬尧与张宗昌。在湖南与其他各地人民的持续斗争以及湖南国民军的逼迫下，张敬尧一伙终于在1920年6月被逐出湖南。
三
当易礼容还在商专学习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它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易礼容于1919年6月正式参加了新民学会。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易礼容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目的之主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赞成将它作为学会新的宗旨，使学会性质实现了质的飞跃。关于达到目的之方法，易礼容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22岁的易礼容那时已从一名爱国青年，逐步成长为以科学思想武装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较早就提出要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为筹备员，负责推进书社创建工作。易礼容任经理，全面负责；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主管对外联络。经过多方努力，书社规模逐步扩大，经营的书籍报刊达数百种，湖南各地设立了分社或代销处，长沙各校也有贩卖部与推销员。书社经营了七年，坚持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始遭反动派封闭。
在新民学会与文化书社的推动下，1920年初冬，约在11月25日至12月1日之间，长沙秘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1921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开会后，回到长沙，跟易礼容谈了在湖南组党之事，易表示赞成。接着，毛泽东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授权，召集何叔衡和易礼容开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共产党三人小组。同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一个支部建立，有党员十余人，推选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与易礼容为支委。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是委员之一。与此同时，易礼容还代表湖南工人和社青团员，分别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夏曦代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前往广州，参加了1926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为培训党、团干部，经毛泽东提议，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有住校学友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李维汉、李达、郭亮、夏明翰等，李达为学长。自修大学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学友们一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面参加党、团工作。1921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目的是提高年轻骨干政治水准。自修大学于1923年11月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以补习学校数百名学员为基础，建立了湘江学校中学部与农村师范部，易礼容被委任为校长。在大革命失败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青年革命干部。此外，为筹措革命活动费用，易礼容根据党的指示，曾先后兴办长沙织布厂和从事煤炭生意，均取得较好效益。
从1922年到1927年，易礼容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很大精力投身湖南工农革命运动，并担任新成立的泥木工会秘书。在1922年10月23日争取营业自由权及调高工资的罢工爆发后，由易礼容和毛泽东先后任首席谈判代表。经过持续三天的激烈交锋，在长沙其他行业万余工人的声援下，罢工终于获得全面胜利。
1922年末易礼容奉党组织之命去湘赣边境的安源，创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任总经理，协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及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此时，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3000多工人也兴起了工潮，派人到安源请求支援。毛泽东决定由易礼容偕同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蒋先云等人前往常宁。易、蒋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领袖刘东生、谢怀德等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成立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由于领导得力，斗争坚决，铅锌矿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胜利。长沙、安源和水口山三次斗争的成功，奠定了中共湖南省组织的坚实基础，提高了它在省内及全国的声望。
1926年3月，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通知易礼容，由他负责湖南全省农民运动，秘密筹建省农民协会。根据此前毛泽东在韶山发动与组织农民的经验，1926年5月易礼容在柳直荀、李庠、陈伏泉、庞人侃等的协助下，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因为反动派的压制，当时还只能秘密进行工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入长沙后，省农协从地下转为公开。易礼容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的合法身份，下令撤消土豪劣绅操纵的旧农会，将其财产划归新成立的农民协会。1926年8月20日，易礼容在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农民部工作的报告中，主张提出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作为农运的政纲。在湘区委领导下，在约半年时间内，湖南75县中已有77%成立农民协会，成员由40万人扩充到200万人。在1926年12月举行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易礼容当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为了保卫农民斗争的胜利成果，易礼容积极组建全省农民自卫军。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开展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
五
1927年4月易礼容赴武汉，出席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全国农协委员。此前，他已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马日事变”发生时，易礼容仍在武汉。几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礼容临危受命，潜回长沙城，立即找到谢觉哉、李庠等得力干部，着手恢复党组织，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机警地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在一次包围易礼容住宅时，他不在家，逮走了他最小的内弟许文杰。许文杰为共青团员，是长沙市被押赴刑场的众多烈士中，沿途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的第一人，牺牲时年仅16岁。易礼容的好友李庠、省军委秘书李子骥均在这一期间遇难。
“八七会议”后，因易礼容等不同意签名打倒陈独秀，湖南省委被改组，由彭公达任书记，易礼容仍为省委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湖南省委未执行当时中央攻打长沙的左倾冒险命令，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均被免职，任命王一飞为省委书记。这时，易礼容请求王一飞批准他去井冈山同毛泽东一道从事武装斗争。因敌人盘查甚严，易礼容等到1928年春节才找机会到达安源，同在茅坪整军的毛泽东取得联系。正当易礼容准备去茅坪时，接到湖南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两次电报，第一封调他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第二封调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央还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不要去他那里，应独立工作。易礼容想向中央陈述意见，但这时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王一飞牺牲，已无法同中央联系。易礼容设法再次捎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回信要易礼容遵从中央命令，并说：”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
1928年3月易礼容从安源经九江、南京、镇江等地赴上海（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沿途多次被特务发现，幸赖轮船上英、美水手及南京海关职员的援助，才得以脱险。因缺路费，不得已在江苏埤城教了几个月小学，待抵上海，已是1929年初了。路上耽搁过久，失去了同党的联系。由于叛徒告密，易礼容于1929年9月东渡东京避祸两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始返上海，仍然过着困苦的逃亡生活。直到1934年，他才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寻找职业，但明确表示：只做正面工作（指抗日性质的工作），不做反面工作（指特务情报工作）。从1934年至1937年，他先后出任朱学范当班主任的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的教务长、朱学范当总队长的上海市工人勇进队的参谋长、朱学范主管的私立民立中学的教导主任、潘公展任社长的”上海革命青年力社”的总干事。易礼容在上海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联络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共产党员王凌波出狱后，曾在易礼容处居住数月才返回延安。张浩（林育英）住在法租界霞飞坊时，也曾得到他的掩护和援助。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易礼容于1938年初取道香港回到湖南，在张治中任主席、潘公展任秘书长的湖南省政府任秘书。长沙大火后，他于1939年初前往重庆，1940年上半年又回到湖南，在新宁乡村师范（原衡山乡村师范）任职。1941年上学期，新宁师范迁至武冈，改名湖南省立第六师范（亦称武冈乡村师范），易礼容继续在该处任职，兼教国文。他在两所师范前后呆了两年多，很受学生欢迎，却因在学校倡导自由学风，为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下令不许在湖南执教，于1943年春再赴重庆，开始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
六
中国劳动协会1935年2月成立于上海，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的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抗战爆发后，劳协先迁武汉，继迁重庆。在1939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朱学范取代陆京士当选为理事长，年会还接纳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团体会员，但这时拥有实权的书记长一职仍掌握在右派手里。在劳协194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担任了书记长。他积极配合朱学范理事长的进步行动，加强同解放区工会的团结，逐步改变了劳协的结构与面貌。
易礼容上任后，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为组织股干事；在工人活动分子中选拔骨干；直接发展个人会员，到1945年，已有个人会员1.5万人。依靠这批积极分子，劳协于1946年上半年相继建立了汽车工人、机器工人、被服工人和印刷工人这四个全国性的职业工会。从1943年起，劳协接受美国工会捐款举办工人福利事业，受益人数达40余万；兴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49所，工人夜校40多所；资助从沦陷区、战区来大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技术工人一万多名，募集并筹措4300万元救济失业工人。易礼容还从美方捐款中拨出一部分给解放区工会。抗战胜利后，劳协参与重庆市劳资纠纷调解，进行了三次全市性的反失业斗争，动员了200多家工厂的3万多工人参加，获得一定胜利。劳协影响不断扩大，两年内团体会员由44个增至86个，会员人数超过200万。
劳协还重视开展政治斗争。它一开始就注意参加国际工会活动，争取国际支援，积极谋求同解放区工会组成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会议。会刊《中国工人》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共出版96期，每期发行2万份，遍及全国各地。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46年1月30日旧政协闭幕前夕发表的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它是劳协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易礼容主持下，由徐弦、秦牧执笔起草的，内容分三部分：政治方面主张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扩大政府基础，军队国家化，惩办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迅速恢复光复区工业生产，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农民生活等；劳工方面强调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与参加管理的权利，改善工人生活及工作条件等。
“二十三条”的发表是劳协政治上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易礼容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彻底决裂。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对易礼容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1946年”八六”大逮捕前夕，易礼容在汽车工人工会会员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于同年11月辗转抵达香港。
此时，已在香港的朱学范与易礼容商议后，将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在港两年半时间内，朱学范仍主要从事国际活动，随后于1948年2月赴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易礼容则在香港建立劳协领导机构，召集内地部分劳协骨干去港工作或在港短期轮训；恢复《中国工人》（丛刊）的出版；指导劳协干部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与迫害工人的斗争。这批骨干积极联系当地劳协会员及工人积极分子，为护厂护矿、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有的人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朱学范被选为总工会副主席，易礼容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1949年11月在解放了的北京举行的劳协代表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易礼容在异常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为劳协工作了六年，同他有过接触的劳协工作人员，对他均有较高评价。
1949年5月易礼容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应中共电邀，从香港来到北平，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从第二届至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届（第八届），他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常务委员。
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任职的三年（1949-1952）中，工作十分勤奋，勇于提出意见。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的成长，带领他们学习苏联工会工作经验。他还主持研究起草了《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护工作条例》及《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工作条例》两项法规，对基层工会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1952年易礼容调至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为政协各项工作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过不少积极建议。易礼容非常关怀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烈士的遗属，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抚恤、提高补贴和安排工作，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与长期困难。
易礼容还在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十年浩劫中，易礼容难逃厄运，于1968年11月5日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遭受非人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但易礼容不畏强权，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肯陷害好人。他入狱时已年满70岁，由于心态平和，每天坚持锻炼，虽关押六年半，出狱时已77岁高龄，仍身体康健。易礼容的冤案，到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仍连任常委。到第八届时，因已近95岁，才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易礼容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大计建言献策。199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他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应邀出席全总4月30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大会，接着去全总职工之家聚餐、照相，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家，自己走上三楼。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时年97岁，之后遵从医嘱不再下楼。易礼容晚年最大爱好是买书、读书，订阅各种报刊，涉猎甚广。
易礼容于1997年3月28日病逝，终年99岁。按中国传统算法，可说是活了一世纪。一生历经沧桑，风云变幻，波涛汹涌，极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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