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陈蕙瑛夫妇的情报工作生涯
[ 2005年第1期 李正文 陈蕙瑛夫妇的情报工作生涯 作者：伊 里 ]
在我做党史人物研究工作之前，很早就认识了这两位慈祥的长辈。李正文同志朴实儒雅，和蔼可亲；陈蕙瑛同志开朗直率，待人真诚。这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老夫妇，无论是住在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里的老楼，还是搬到高教部大院的小单元，都是乐呵呵地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让人怎么也猜不到他们曾经是我们党内功勋卓著的秘密情报人员。我带着疑惑去问李正文同志，他笑着回答说：“要是你们都看出来了，那不早叫敌人抓起来了吗！”
一.苏联的座上宾与阶下囚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全家逃荒到东北四平街，靠亲戚资助和学业优异读完了小学、中学，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国弱民穷、备受欺侮的现实及进步书刊的影响，使李正文萌发了爱国反帝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国家的危难使李正文热血沸腾，他于1932年1月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很快担任了北平左联执委会理论部部长。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国民党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环境恶化，李正文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进入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他的苏联名字叫瓦夏。班上学员待遇优厚，主要课程有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李正文大出意外，坚决要求只学原先讲好的政治理论，他不想搞情报工作，时刻盼望早日回到中国党内从事理论研究。
1936年夏，李正文调到马拉霍夫卡，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时，苏联开始了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同住的中国学员索妮不断诬告李正文“每天在家看书，很少到城里去，这是不愿看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光看共产国际1935年大会的报告，不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是不愿学习列宁主义的表现；逢年过节，谁劝也不喝酒，这是不要庆祝苏联成功；购买苏联公债和对西班牙捐款比别人多几倍，这是掩饰自己反动面目的假招子；”还造谣说：“瓦夏的母亲是日本人，又懂日文，一定是来破坏的日本间谍！……”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5个月后，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5年。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反。他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狱后被遣返回国，他历尽坎坷，好不容易于1941年元旦到达重庆。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孙科那里获得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随后，李正文被派往上海，专门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
二.双重情报工作关系
李正文于1941年7月由重庆飞往香港，带着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店经理的头衔，乘船进入日寇占领下的申城。他按上级指示，与自己的领导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这个干练的苏联特工开门见山地说：“首先，要搞好掩护职业，否则不仅站不住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其次，要千方百计去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尽量去搞第一手情报。除了直接情报外，还要从大量日伪报刊中寻找有用的信息。给你半年时间，把工作网建立起来。”
他规定每月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分手时又严厉地警告李正文：“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进步报刊，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书籍；不要搞武器、财物，更不要策动伪军起义；尤其不允许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在尼克莱的领导下，李正文开始了他从未做过的危险工作。为了搞好掩护，他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附属补习学校和上海慈幼教养院的日文教员，还应聘去给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籍人士教日语，同时考入申报馆去做日文翻译。这些职业为他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保护和便利条件。
李正文发挥老黄牛埋头苦干的韧劲，到处寻找有用的关系。不久，通过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员裘维琳，发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嵇显庭。他是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大舅兄，有了如此的裙带背景，嵇显庭很快被提升为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的秘书科长。每周五召开的日伪高层首脑决策会议，他担任记录和整理文件事宜。据裘维琳介绍，此人良心尚存，对日伪的前途不太乐观，一心只想借妹夫的势力多捞钞票。李正文立即向尼克莱汇报，尼克莱非常兴奋，痛快地拿出一大笔钱，指示李正文赶快钓上这条大鱼。
裘维琳按照李正文的策略说服了嵇显庭，他同意每周向他们提供情报。周末，李正文与裘维琳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为了避免暴露，李正文坐在不惹人注目的小茶馆里悠闲地喝茶，由裘维琳去找嵇显庭接头。第一次嵇显庭十分紧张，他匆匆把几张打印纸塞给裘维琳说：“本来会议记录我只印三份，一份送给日军司令部，一份送交秘书长，还有一份存档。这是我多打的。”裘维琳把一大包钞票留给他，嵇显庭顿时安下心来，表示愿意继续效劳。
由于车站检查严格，李正文决定亲自带情报回上海。火车站口，日本宪兵森严壁垒，拉着吐出鲜红舌头的大洋狗，对过往的中国旅客虎视眈眈。李正文把文件卷在当天的《大公报》里很随便地拿在手中，坦然地走向检票处。“站住，举起手来！”几个凶恶的宪兵围了上来。李正文顺从地抬起手臂，报纸几乎触到了日本兵的鼻子。宪兵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还让李正文把鞋袜也脱了，唯独没有注意那张报纸。李正文顺利地回到上海，把情报交给尼克莱。
经过几次往返，李正文发现车站有一条日本人的专用通道，一般不会检查。于是，他穿上讲究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冒充日本人走向那个特殊入口，还用日语跟守卫打招呼。卫兵以为他是哪个部门的长官，立即持枪敬礼，毫不阻挡。这样一来，日伪方面对华的军事行动、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计划，事先就被李正文掌握了。他不但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
嵇显庭提供情报干得顺手，又能获取大量的金钱，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日伪高层会议记录外，还把他得到的日寇扫荡苏北新四军、日伪联合行动对付根据地的计划，日伪顽的勾结内幕等其他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李正文手中。看到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消息，李正文决定违反尼克莱的禁令，想办法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他千方百计找到了苏北根据地的秘密通讯处，将情报寄到某县粮站，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从此，日伪的行动屡屡失败，敌人非常恼火，却找不出原因，只能大骂新四军“狡猾，狡猾的！”而陈毅却十分高兴，后来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李正文还是汪精卫参谋长唐莽家里的常客，唐莽把李正文当作不问政治的大知识分子，一个可心的听众，常常向他吹嘘自己消息灵通。李正文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有一次，唐莽向他透露，某国府要人的姨太太正在为蒋介石、汪精卫牵线搭桥。尼克莱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很重要，它说明日、汪、蒋有合流的可能。尼克莱对李正文说：“我们将检举此事，斩断这条黑线。”果然，以后再没有听说姨太太从重庆跑到上海了。
李正文还争取了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队长是周佛海），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人，或者向他提供日伪方面和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或者准备率部投诚。尼克莱除了遗憾李正文本人没能打入敌伪高层外，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
三.爱人———战友
李正文和陈蕙瑛是真正的爱人加战友，他们的感情在一次次生死搏斗中不断地深化。2000年10月18日，陈蕙瑛不幸因病去世后，李正文非常伤心，不久也病倒了。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正文经常深情地说起与妻子共同战斗的经历。
上海东亚书社是知识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李正文也常去那里为香港文化供应社购书。很快，他注意到一位清丽脱俗的姑娘，看见她经常翻阅进步书刊，便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李正文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姑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叫陈蕙瑛。得知李正文通晓英、俄、日三国文字，陈蕙瑛便请求他当自己的俄语老师。通过频繁的交往，李正文发现陈蕙瑛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很有点巾帼英雄的豪气，是很好的培养对象。在他的帮助下，陈蕙瑛进步很快。1942年初，开始为李正文传递情报，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成熟了，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
陈蕙瑛是浙江宁波人，1919年8月8日出生在汉口。她在武汉上完了小学、中学，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崇拜那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0年9月，陈蕙瑛与几个女同学乘船一起到上海念大学。没想到船上的日本浪人想欺侮她们，陈蕙瑛情急生智，利用熟识的法国神甫解了围。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回，陈蕙瑛都想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诸葛”，把她当成了主心骨。
参加革命后，陈蕙瑛不但给李正文当交通员，同时以各种身份帮助作目标的工作。她机警灵活，落落大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介绍李正文担任女子文理学院的日语教授，使他又多了一层有利的掩护身份，很快成为李正文的得力助手。
1944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政权风雨飘摇。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刘景灏（上海滩的首富之一），除了向李正文提供敌伪情报外，还一再表示愿意为新四军捐献大量日寇控制的军需物资。几支伪军也准备投向解放区。李正文觉得自己返回中国党内的时机到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6月解散），就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组织联系。
当时日伪方面对新四军占领区封锁仍很严密，到处都有军警、宪兵和便衣。陈蕙瑛假作回乡探亲，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她克服了种种危险艰难，带着满脚水泡，终于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详细汇报了李正文的历史情况和工作，表达了希望回到中国党内的强烈愿望。刘长胜答应了李正文夫妇的请求，表示将派人到上海与他们联系。1945年9月，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会见了李正文，代表组织亲切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李正文激动万分。
随着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更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人士的镇压，不断传来我们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1949年春天，李正文因有重要情报，准备亲自送至上海局和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临出门时，陈蕙瑛拦住他关切地说：“老李，现在外面情况很糟糕，还是我先去看看吧！”李正文犹豫了，“放心，我的目标小，不会有事的。”陈蕙瑛打扮成太太模样，走出家门。
细心的陈蕙瑛发现电台二楼窗口的信号花盆有点倾斜，显然是有人重新放上去的，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不动声色地赶回家报信。电台果然已被敌人破获，如果李正文贸然前去，定会陷入险境。现在必须马上把备用电台送到指定地点。长期在危险环境中战斗，他们夫妇早已配合默契，李正文深深望了妻子一眼，转身走出门去。
因为到处都是敌人的检查站，李正文找到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少将段仲宇（1949年初，由李正文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他帮助把电台送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带着装电台的箱子直闯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些不甘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出路。蒋介石嫡系一个军长的侄子，拐弯抹角找到李正文（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说他已拉了四个军准备起义，要共产党给他一个名义。李正文敏锐地感到这是个骗子，立刻甩掉了他。不久，此人被特务机关逮捕，马上供出了李正文，还大献殷勤地保证一个星期内抓到李正文！
当时，陈蕙瑛也在策反委员会工作，负责领导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她接到在上海保密局工作的王月英的紧急通知，装作她的表姐进入这个阴森的地方。看到悄悄交给她的纸条，那是打字员（我们的同志）录下的口供。陈蕙瑛马上通知李正文隐蔽起来。朱落红（国民党军长侄儿）又诱骗联系人不断打电话寻找李正文，统统都落了空。
一周过去了，朱落红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到处搜捕“白头发老李”，审讯记录很快又落到陈蕙瑛的手中。李正文因为经历坎坷，头发早就花白了，陈蕙瑛帮丈夫染黑了头发，让他躲到相对安全的地方。1949年4月，李正文奉命撤离上海去北平。
四.共同策反老蒋、小蒋的亲信爱将
李正文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以后，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秋，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首的策反委员会，李正文担任委员，陈蕙瑛是机关党支部书记。
李正文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蒋介石的爱宠，国民党伞兵三团。这是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现代化部队，上校团长刘农，是蒋介石的亲信爱将。蒋介石早就准备调他们到台湾，充当自己贴身的御林军。在李正文和段伯宇（李正文领导下的中共党员，蒋介石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的积极工作下，1949年初，刘农弃暗投明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本来打算等解放军攻打上海时，控制飞机场，活捉蒋介石。可是台湾方面一再催促，虽然借口没有运输工具等不能开拔的理由拖延时间，但是蒋介石疑心很大，再不服从命令，必会生变。
1949年3月中旬，在宝山路的段仲宇公馆的小白楼上，李正文代表策反委员会宣布：“伞兵三团马上准备起义，乘船开赴解放区。现在组成起义临时党支部，书记周其昌（李正文派到伞兵三团的联络员，）成员刘农、陈家懋（从陈蕙瑛领导的那个系统调来）、李贵田（伞兵三团副团长）、孟夫。”大家都很激动，立即分头准备。李正文还派航海技术员白力行，原“重庆号”军舰上的海员吴成纪去帮助他们控制轮船。
1949年4月，起义准备就绪。但是解放区连云港没有码头，如果乘军舰将无法靠岸。大家都急坏了，还是段仲宇借口遵照蒋介石的密令，送伞兵三团到台湾，硬从淞沪司令部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大型登陆艇给他们。登陆艇载着三团的官兵、大批武器和银元开出了吴淞口，起初向南行驶。一到公海，刘农就下令掉头北上，开往连云港。起义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蒋介石在台湾闻讯，气得暴跳如雷。4月1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传令嘉奖：“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刘农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伞兵师副师长，1960年以前历次国庆节阅兵，他都亲率我们的伞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李正文又把目光对准了蒋经国的第一心腹，南京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局长蒋经国）、预备干部总队队长少将贾亦斌。这个部队是蒋经国嫡系的太子军，而且担负着为新筹建的30个军配备干部的重任，既是小蒋掌握军政大权的基础，也是蒋家王朝赖以继续生存的依靠。所以蒋氏父子非常重视。
贾亦斌是个正直有血性的男子汉，对政府挑起内战、坚持独裁极为不满。这些对南京政府早已失望的国民党少壮派高级将领，经常聚集在南京干河沿109号贾亦斌的家中，分析形势，讨论出路，最后决定设法寻找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段伯宇，贾亦斌和李正文建立了单线联系。
李正文与贾亦斌经常在小白楼碰头，研究部队投诚的问题。贾亦斌对李正文印象很好，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久，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1949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贾亦斌更加积极地准备起义，由于内部有人告密，蒋经国叫他去浙江溪口向蒋介石述职。此行凶险莫测，可是如果抗命，起义即将流产。贾亦斌与李正文商量后还是毅然去了。由于准备周密，沉着应付，老蒋和小蒋很快放他回来，但却撤销了他预备干部总队队长的职务。
1949年4月5日，浙江嘉兴火车站一家药店门口，李正文与贾亦斌碰了头。他们坐上了南湖揽客的游艇。贾亦斌汇报说：“情况紧急，我的卸职交割不能再拖了。如果现在不起义，就没有机会了。”他热切地向李正文要求：“整个预干总队都发动起来了，除了几个反动军官外，都表示拥护我们，请组织批准我马上起义！”
虽然原来计划等解放军渡江时，贾亦斌里应外合反戈一击。但是现在情况有变，太子军的倒戈，将会极大地动摇国民党内的军心、人心，政治意义重大，所以组织上考虑了提前起事的问题。李正文紧紧握住贾亦斌的手，代表策反委员会同意了他的计划。
4月12日，贾亦斌带领4000王牌太子军，英勇地宣布起义了！南京政府内部一片慌乱，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儿子用人失察，立即调集数十倍的重兵，天上、地下围追堵截，还悬赏50000大洋要买贾亦斌的人头。起义军在贾亦斌等人的率领下拼死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了。贾亦斌身负重伤，被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救回解放区。
李正文这时已去北平，但心里一直牵挂着贾亦斌。听传言说部队被击溃，贾亦斌可能已死，非常悲痛。当他随南下大军回到上海，在小白楼意外地看见贾亦斌时，两个生死战友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李正文给策反过来的海军部少将办公厅主任金声打电话。金声非常欣喜：“我可盼到你来了！”李正文坦然地走进戒备森严的海军部，金声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这儿你也敢来！”又向李正文介绍了海军部长桂永清的机要秘书游侠。听了李正文的要求，两人都笑了，金声说：“你算找对人了！”他们同意把国民党的军事布置画成地图交给李正文，帮助我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当天，他们就给了李正文一些重要的书面情报。怕路上遇到意外，双方约定每周在上海海军宿舍碰头。
李正文拿到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立刻交给张执一。张执一非常兴奋地说：“这些情报太宝贵了，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解放后，张执一见到李正文，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长江，金声和游侠是有很大功劳的！”
为了减少解放上海的阻碍，李正文从副市长那里搞到了上海城防图。可是，城里到处戒严，满街的警察、宪兵、特务和军队，怎么送出去呢？陈蕙瑛对丈夫说：“这好办，就交给我吧！”她提着皮箱坐车出城去了。路过关卡，警卫见陈蕙瑛像个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这样的人每天来来往往的很多，她又有通行证，就不太注意了。偶有检查，见箱子面上不过是小孩儿披风等旧衣物，更没有了兴趣。陈蕙瑛顺利地进入解放区，从披风底下拿出上海城防图交给了组织。
李正文夫妇还策反了蒋介石装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驻防浦口的陆军少将师长李西开，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国民党少将参谋长宋健人，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等国民党将领。同时，把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资源委员会秘书主任杨志信，《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国民党立法委员、上海中国建设服务公司理事长王艮仲，国民党中央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在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也争取过来，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叶利钦颁发的奖章
1995年11月1日，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内喜气洋洋，正在举行隆重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高度评价了这场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之战。还郑重宣布受总统叶利钦的委托，授予阎宝航和他在抗战期间领导的地下工作者阎明诗、李正文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作的杰出贡献。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复、阎大新扶着激动不已的李正文，接受了这份殊荣。
当年斯大林及时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两条渠道，获得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信息。虽然将信将疑，他还是下令做了一些准备。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军190个师团突然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时，这些防御性工作减少了苏方的损失。日本投降前夕，李正文把日寇的政治打算、军事布置、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为苏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叶利钦总统授予阎宝航、李正文等中国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的消息，还说“罗高寿大使认为，这两件事（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情报）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李正文、陈蕙瑛解放后都在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改革旧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建立、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可是，就因为他们曾经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身份复杂”、“外国特务”等不实之词的诬陷、打击。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李正文和陈蕙瑛重新焕发了青春。李正文担任了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的负责人，陈蕙瑛承担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要领导工作。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1997年9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组织部的胡锦涛批示教育部，说李正文是有功的老同志，要很好地对待他。
李正文于2002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同志的秘书打电话代表胡锦涛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上海安全局所赠的书法条幅：“疾风劲草，青史英豪”，正是他们夫妇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