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 2006年第1期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作者：余广人 ]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文章平实的语调，令人产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回味。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向有温和之称的胡耀邦，为了摒弃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态度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一起联名，几易其稿，给中央常委写下了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这一提法的理由。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等的赞同，因而在《决议》中摒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围绕《决议》起草过程中的这一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提法是否写进《决议》的问题，而联系到当年的情况来看，这场争论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用多年后田纪云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一
耀邦信中阐述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因为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二是因为后来又“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
综合这两方面原因，说到底，是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在对那时国情的认识问题上，胡耀邦与一些人意见不一致，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
分歧之一是：政治报告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胡乔木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胡乔木拒绝了。胡乔木曾当着全体起草人员的面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方针性意见可以对我说，具体问题就不必过问了。”
分歧之二是：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报告起草时，经济学界薛暮桥、林子力等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等。胡耀邦认为，这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见十分重要，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请文件起草小组予以重视。但是在此不久之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仍然说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现在计划经济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于是，起草小组中有的人写了一封信，说那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必然会削弱计划，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信中还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胡乔木将这封信批发给中央各领导人。对于这封信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胡耀邦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审时度势，感到如今要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解决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时机还很不成熟；何况，起草小组在胡乔木的主持下，仍然用很大篇幅阐述计划经济。他只能回避这种冲突，对起草小组的报告稿作了很多修改，委婉地说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并说“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选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指导性计划”，等等，实际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了许多绿灯。
分歧之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下国情认识的分歧。这个分歧也是前两个分歧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国情是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党内习惯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报告中的提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进全会公报上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段话：1、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时期；2、将整个社会主义划为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而且要长期化、绝对化（也必然会扩大化）；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十年“文革”内乱的基石。
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些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八届十中全会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不分阶段地说成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是不对的；2、我国当前处于什么阶段？结论是还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可贵的探索所得出的正确观点，在1981年被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语句上来说，“尽管”二字只是一种陪衬。但是，这种陪衬却也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这是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在党中央文件中的首次被确认。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胡耀邦从理论高度上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情认识的出发点。所以，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当起草组成员于光远提出，政治报告应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听了连声说“很好，应该写”。
但是，有些人抱着固有的条条框框不放，仍坚持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既然当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1、十二大报告的核心内容只要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可以了，何须提全面推进改革！2、当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何须发展市场经济！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因此，当于光远的提议得到耀邦的赞同后，胡乔木不好反对，但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我们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把政治报告刚刚说过才几百字、是胡耀邦和于光远等坚持写进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完全不顾，而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报告还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报告中还提出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胡耀邦对政治报告中这些“共产主义”的奢谈并不是毫无察觉，但是他当时只认为脱离实际的空泛之话多了一些，出于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大会期间有些代表们在讨论中婉转地指出了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应当有切实措施等修改意见，又被胡乔木等人拒绝了。
这一过程，大约就是耀邦在信中所说的对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的背景。
报告中这些“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大门”的言词，今天读来不免有滑稽之感。可是当年，宣传部门是以此为“纲”来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和要求全国的宣传、教育、思想战线来遵循的。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另一个重要成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中宣部部长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中宣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果然，1983年3月1日，就以中宣部名义发了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这份“提纲”就说得更透彻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我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实践。”“提纲”生怕下面的干部不解其意，还特别说明：“这不仅是个名词和用语问题，而是要有科学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当前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报告更好地贯彻下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上，难以形成群众性的自觉行动，陷于混乱之中。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方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老革命温济泽就认为，他听见乔木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这种宣传的结果，造成大话、空话盛行，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其中尤以“清除精神污染”为最烈。其结果使得人们对政治思想教育表示厌恶，对宣传工作表示不可信甚至鄙视。
这也就是胡耀邦在信中所说的“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的由来。
二
既然认识到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经过推敲，且又发现在后来的宣传上引起了误解，胡耀邦当然要纠正。到了四年后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胡耀邦才得到纠正的机会。
从郝怀明文章提到的起草过程来看，胡耀邦要摒弃这样的提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仍然充满着争论——这一点，文章虽然提到但并没有展开来谈。
其实，促使胡耀邦和赵紫阳联名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决议》第三次修改稿时的争论。在这次讨论会上，好几位书记都发言肯定了这个文稿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修改意见。一位书记作了长篇发言，详细说了他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听者都明白他的意思，前者是没有讲共产主义，后者是没有讲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但是没有什么人附和他的意见，相反有人发言说连贯性当然重要，但要把过去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没有必要，还是要有新话。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决议》修改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那位书记，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他们的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等的辞句，甚至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那位书记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而在这个根本点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间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这时候，胡耀邦不再犹豫了。9月13日，他执笔亲自起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信，并于次日征得了赵紫阳的同意，两人联名发出。
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那位书记的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在看了胡耀邦、赵紫阳这封信后，自然批示同意。
多年以后，参与这个决议讨论修改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发表文章认为，起草《决议》过程中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田纪云还披露了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胡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许多人，可能有二十到三十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邓小平：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明年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决议》稿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我。你还可以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随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话，并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田纪云的这段话，应该是当年原始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坚决态度，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至少在《决议》修改稿时，邓小平对是否用“自由化”这一词有过考虑；在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时，听到陆定一等人坚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时才态度鲜明说还要继续提。从郝怀明的文章来看，在《决议》中写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耀邦的态度同坚持要去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一样，同样坚持仍应该写上。但他要求给予正确的解释，使之不要成为打人的棍子。但耀邦这样的想法，后来却被人误传为在《决议》中不写这个词，并进而被引申出导致他被迫辞职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理由。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词已渐渐淡出的今天，回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免生出些许“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恬淡。从当年为这个词的剑拔弩张，到如今的淡出，人们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感受到了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本题。对于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站得住？在组织上是否合法？胡耀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四点理由：
“第一点，主要是因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胡耀邦还援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三段话，说“我们由这三段话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轻一点说也是很不适当的。”他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言简意赅地作了阐述，也否定了胡乔木等人的左倾错误的一个理论堡垒。
“第二点，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决议》还指出，‘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斗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这就回答了那位书记在这个《决议》修改稿时再作的一个修改稿时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次党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不妥当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可以的。”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十一大制定的路线，十一届五中全会改正了十一大报告把刘少奇同林彪、“四人帮”放在一起的错误等历史事实，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惑，更是对少数人质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的一个有力回答。
“第四点，从参加《决议》稿讨论的两千多人的修改意见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但是鉴于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和紫阳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报告，这样处理也是很慎重的。”
四点理由是充分的，令人信服的；也加深了人们对《决议》所确定的指导方针的理解。
令人抱憾的是，六中全会之后通过这个《决议》不过三个多月，胡耀邦就下台了。此后各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似乎也随同胡耀邦下台而销声匿迹。此后一些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远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日，愿此文化作心香一缕，敬奉在这位人民从心底里敬仰的伟人的灵前。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严如平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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