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
[ 2006年第9期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 作者：吴 江 ]
最近在2006年3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读到《关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一文（作者于祺明），益发觉得宗教问题大可研究。
这篇文章以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为题，引用了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不少言论，唯独我在别处看到的爱因斯坦的一段语录此文未提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基于对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此语见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1985年9月19日编写的一则资料。但我亦未查明此资料的出处，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记得该资料还记录了尼采的一句话，尼采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而我们知道，尼采是无神论者，几乎是反对一切宗教的。
于祺明的文章（以下简称于文）主要分析爱因斯坦为何有“宇宙宗教感情”，对于爱因斯坦这个大科学家来说，我觉得谈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一点任何科学家都无法否定。有时当我们仰望渺渺的太空，发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现象，有许多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自然结构，这时脑子中虽也出现一些从科学家论文中得到的所谓“宇宙大爆炸”、“虚粒子”、“量子力学”、“万物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科学家认为它是整个宇宙不断扩张的力量）等概念及某些解释，但在认识上毕竟仍是一片虚空，更多的是会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这个时候的内心感觉，常常是和真诚的宗教信仰相接近。所以这时如果你问宇宙中是否有人或者有造物主在创造这一切，我想任何人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对埃及共产党人说：“如果你们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奥妙和真正好处是什么，我马上就信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宇宙的奥秘，而且人类有能力穷尽宇宙的所有奥秘，那我就可以立刻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宗教，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在这样假设的人当中，就有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
爱因斯坦早在1946年5月间的一场公众讲演中曾这样说：“原来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废除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们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客观真理发现之一。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以上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911页）
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宗教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倾向，有稳定社会并且有益于创造社会文明的正教，也有少数被人恶意运用并专门从事关于制造迷信以危害社会的邪教。这里不去谈这些，只谈爱因斯坦所讲的宗教。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并导致有关宇宙起源、黑洞和平行宇宙的理论。他还证明原子是存在的，光是由叫光子的粒子组成的，从而为核弹和太阳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于文在这里介绍了这位大科学家虽然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但他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却多次提到“宗教”和所谓“宇宙宗教精神”。例如爱因斯坦说：“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究竟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于文有如下的解释：“爱因斯坦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这是‘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已经超越了‘恐怖宗教’和‘道德宗教’两个阶段；是由对‘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的那种认识和‘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那种感情所构成的。所以，“宇宙宗教感情”的含意，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的可认识，‘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另一方面，‘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因斯坦把宗教分为“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三阶段，因为对这三阶段没有比较分析，因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仍然很不易。但从于文的叙述中大致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和他所从事的伟大的自然科学事业有关。一方面，他从事探索宇宙和他自幼受熏陶的宗教感情也有关，特别当这种宗教精神和伟大的理性、理想相结合而成为一体的时候，正好像伽利略和哥白尼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都是宗教徒，他们也有一种造福人类的宇宙宗教精神。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应用产生一种深深的困惑，觉得自然科学获得的成就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给人类造成灾难，这是一个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让人万分痛苦的问题。这是他们切身经历到感觉到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二战时期跑到美国，正是他，一个证明了原子存在的人，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早制造原子弹，以便战胜法西斯强敌，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时不我待，必须先下手为强（按：据2006年5月17日《环球时报》载：据俄罗斯《事实与论据》、《真理报》等媒体近日相继报道，纳粹德国已先于美国四个月就试爆了一颗小型原子弹并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虽然爱因斯坦本人并未实际参加此项制造，但原子弹终于造出来了，而且抢先爆炸了。在日本广岛，一颗原子弹就使几十万人命丧黄泉。那还只不过是一颗粗糙的当量很小的原子弹，它的威力远远不能和目前人类拥有的核弹相比较。而据今年3月份《俄罗斯报》一则报道，现在全球已拥有三万颗核弹头，并已有将近五十个国家掌握了制造核弹的技术。试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几十颗核弹头因有人发疯而爆炸，那我们人类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还能够存在吗？
这里我们可以插一段一位美国将军在二战刚结束时告诫大家的话。那是1948年11月10日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当时的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即席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说到：“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一位刚刚获得胜利的美国将军尚且有这种感慨，并向社会发出强烈的宗教呼吁，难道首先掌握原子奥秘的爱因斯坦会无动于衷吗？他会觉得他能置身于人类毁灭的灾难之外吗？无怪乎越到晚年爱因斯坦越痛苦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不能由自然科学来决定，只能由人自己来决定。“要关心人本身”，“宗教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样的话他讲过不止一次。1951年1月给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教育协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的贺信中，他又说：“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对于宗教，教育却考虑得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考虑也还是很不系统的。”所以，他呼吁：“当前世界政治上所处的可怕的困境，同我们的文明疏忽了这一方面的罪过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转引自于文）
在爱因斯坦看来，宗教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宇宙观，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而且，清洗掉迷信的成分，综合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为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的道德行为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他环顾世界各宗教时，独认为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佛教有可能使人类得救。这是一位科学家对佛教的很高评价。
我们无法猜测爱因斯坦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看法，他怎么会把佛教看成是人类自救的办法之一。虽然他自幼受宗教的熏陶。就宗教本身来说，大凡世界各大宗教（当然除邪教外）的创立，都有其向善之心，有某种救人之心。但世界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当宗教和政治相结合并为其所用的时候，宗教对社会的作用就会很不同了，会有正面的影响，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但即令如此，宗教毕竟将始终和不可解开的宇宙奥秘并存。从历史上看，就各宗教的社会影响看，产生并广泛传播于东方的佛教确有其特殊性，我认为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教确实是改造人自身的宗教，其学说要远超过其他宗教；第二，佛教又确实是最崇尚和平的宗教；第三，佛教有一种独特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量无边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这种宇宙观被称为宏观宇宙观，和现时的科学宇宙观暗合。爱因斯坦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佛教的这种特性，尤其是，至少他在世界上没有发现用佛教或佛教教派的名义发动的战争。
这就确实需要对佛教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佛教没有“改造”人的说法，它用的是“超度”、“解脱”、“觉迷”、“涅寂静”等词，多少有些神秘色彩。印度的原始佛教不崇拜偶像，不相信神，不相信创世主。因此，从佛教的原始形态看，它确是“超越人化的”（说它是“泛信仰主义”也可以）。它所关注的是人本身，是人的生死、祸福、善恶报应等。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所以它的主旨是“灭苦”。灭苦之法，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它的学理基础是“因缘和伦合”，讲人的各种遭遇是因各种实际的“关系”、“条件”而定，“关系”、“条件”变了，人的遭遇也要变。所以说人生须“随缘”。这里面就含有一种辩证法因素。再从佛教的一切修持方法和严格的戒律看，也都是从人本身的超度出发。佛教分小乘和大乘两个教派，两派在超度人方面有区别：小乘只是超度个人自身（所谓“独善其身”），大乘则主张超度众生（所谓“兼济天下”），认为只有众生超度了，自身才得以超度。这和梁启超所说的话暗合，梁曾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汤用彤先生则说佛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此说甚是。爱因斯坦之所以看重佛教可能成为宇宙性的，是否和佛教的“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有关？可以研究。
佛教的和平性质大家都可以看到，佛书中也到处强调这一点。东方人民和亚洲民族之所以多爱好和平，我想在一定意义上和佛教盛行有关系（日本可能是个例外，那多少是因为日本人的佛教精神敌不过他们的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在世界各宗教中，佛教堪称和平宗教，这一点大致可以作出定论。佛教作为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与其他教派发生无谓的冲突，更不导致战争，这种性质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在谈爱因斯坦的佛教观时，也不妨简略提一下佛教在中国的遭遇。据说在中国13亿人中，有1亿多是佛教徒。佛教本产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大约至少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跨过了“中国化”这一关，中国在此时恰正处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而中国原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但却有各种各样迷信习惯的国家，所以当原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加了封建迷信的成分。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各方面现代化的时期，佛教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毫无例外也要过“现代化”这一关。所谓佛教的“现代化”，就是要使佛教在保持其自身的特性、主旨和基本的修持方法以外，要使其尽量适应现代人的宇宙观、思维习惯及其对人生的态度，即对完善人生的追求方法，并尽量减少其迷信成分。当然更要提高佛教群体的文化层次，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爱国爱教原则下开拓国际宗教的和平交往。这样做自然要有一个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佛教界本身要出一批有思想的改革家。赵朴初居士生前极力提倡“人间佛教”，是否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改革的开始呢？
中国的佛教界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我相信，在当代的“佛教现代化”进程中，也一定能够出现更多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家和改革家。
（2006年4月）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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