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话
[ 2008年第10期 我要说话 作者：蒋燕燕 ]
妈妈于2008年3月5日晚9点38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在医院里，妈妈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难被戴上了呼吸机，还用胶布封住了嘴。妈妈在纸上写：“我要说话，快把管子拔下来，来不及了。”她有些字写得摞在一起看不清楚，她又用另一张纸写上“我要说话”。她当时头脑清楚，明白撤掉呼吸机就等于放弃生命。蓉蓉姐姐对妈妈说，拿掉呼吸机，你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新新哥哥说，不！是去见爸爸！妈妈瞪大了眼睛，激烈地点头。我们根据妈妈的意愿，请求医生撤掉了呼吸机，但是妈妈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喜欢说话。临终前一天早上，我到医院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早晨3点半以后就没睡着觉，一直在瞎想。我想文化界应该有一个领军的人物，比如鲁迅，可以把握文化方向，宣扬民主自由，引领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良好风气，培养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学生……”她边说边气喘，脸皮发烧似的泛着红晕，我马上制止她：“你喘得太厉害，少说点儿话，说这些也没用，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没用，只是想着好玩儿。你听我说嘛，从小学起就要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就受到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了解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妈妈又在讲演，气喘嘘嘘，同病房的人都静静地听她讲她的梦想，直到医生来查房。
妈妈九十一岁，一点儿也不糊涂，关心时政，喜欢看书，思想活跃，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我每周回家，总是要跟我说她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时阿姨不在，我得干些家务，她就不高兴，说：“坐下来好好跟我说说话，别干活。”她把她看到的有兴趣的文章——无论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书上的，还是朋友送来的，她都做上记号，专门留着给我看；还要议论，发表她的看法。
妈妈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来聊天。朋友们来，她总要准备好茶，一些小吃，有好菜时还要留朋友在家里吃饭。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天南地北，大道小道，过去现在未来，无所顾及，全聊。妈妈每次都很兴奋，每次又都很疲倦。然后会把听来的各种新闻一一说给我听。
在我眼里，妈妈开明开朗宽容豁达，事事想得开。她虽然生活经历曲折，受过很多苦，但她只记得那些帮助过她的好人和发生过的有趣的事，几乎没听到过她抱怨或诉苦。这使我们对她所经受的苦难知之甚少。妈妈去世后，整理她的东西，看到她在10年前（那年她八十一岁）写的《右派生涯五记》，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右派及文革时期的经历。《右派生涯五记》写得比较简单，有些方面缺少细节，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可能事情过了40年，有些言论、感受、痛苦、屈辱、激烈的情绪、片刻的平静，都已经忘却了，淡化了，不太在意了，只记下了一些事件的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上班，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没有跟妈妈详细地谈论过那些事情的细节，深入地了解她在那些非常时期的真实感受。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经常劝她，少谈些主义，多注意身体。
过去我们认为妈妈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说话，言多必失，错就错在一张嘴上。我看了这篇文章，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妈妈是个本分，正统，没有城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在1957年之前，她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对外报道的业务工作由她负责。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感到“心烦意乱”。源出于“在我所做的对外报道上，搞得很糟。糟在宣传多，新闻少，对自己的百姓下诏，对外国读者就不行”；“我部的英、美专家以及友好人士如格林、韩素音都表示过我们的对外报道需要大大改进”；“对外报道大部分稿件是由对内稿改写的，其难处可想而知。我部有个英国专家是个有经验的记者，因此对我们直言批评，对我颇有压力”。（郑德芳《右派生涯五记》）妈妈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但当时对外报道受到很多限制，以苏联宣传为模式，条条框框很多。工作搞得糟，又有压力，所以心烦意乱。
妈妈作为对外部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报道组的一员，报道党的八大，“相当喜欢”。“希望我党从苏共二十大汲取教训，能开民主化的先河，走出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当时妈妈在会议现场编写稿件，可想工作难度之大，但是“心情舒畅”。
另外在新闻界也有新气象，例如，当年北京电车公司试行职工代表大会，据说是南斯拉夫的工作经验。因是工会工作的新鲜事物，经过电车公司党委同意，对外部派了记者采访。妈妈对这样的新鲜报道“毫不犹豫就签发了”。由于外电转载，引起“上面”的注意，结果受了批评，搞得妈妈“更加心烦意乱”。对这件事情后来又说“不再追究了”。
形势在不断变化。1956年9月召开八大提出双百方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到12月份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点又有所改变，突出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妈妈听到了传达，印象深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强调学术、文艺的自由创作和讨论；是非对错由实践来解决，或者待时间来解决，再不会有什么人以绝对真理的界定人自居。这篇讲话不仅是妈妈听了欢欣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一个民主光明的时代就要来了。但是，两个月以后，1957年4月份开始整风。
整风，妈妈作为党员不得不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当时她也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她不相信通过运动这种形式能改进日常工作。于是就说些“虚”的，“远”的。主要有：一、新闻与宣传不分。新闻为读者服务就要客观，新闻要像新闻，要有新鲜事实，要叙述清楚，有根有据，而且要快；记者要平等待人，切忌居高临下地教训外国读者；扩大报道面，其中应有天灾、事故的报道，这是世界性的，哪个国家都有。二、选人大代表候选人从不与选民见面，不知道他能为选民做什么。三、人权问题：在“三反五反”“肃反”时，没收认为有错误人员的出入证，关在机关里搞逼供信，还打人，是侵犯人权。妈妈大概记得有这三条言论，行为是那件原本说“不再追究”的，签发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稿件的事。这样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为，在1958年初被划成右派。
原以为反映问题“远而虚”不会得罪人，提意见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由此划成了右派，妈妈感到奇耻大辱，被“打了一闷棍”，像踩了“地雷”，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位由共产党的中层领导，成为“非人”，还要牵累家人。这下惊吓不小，一时竟难以转过弯来。
反右时，我八九岁，在上小学，住在机关大院里，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印象。宣传中说右派分子是一些要“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头”的“妖魔鬼怪”。我不明白一向待人温和工作忙碌的妈妈为什么与他们为伍？妈妈划成右派，我有时会被一起玩的小朋友骂“臭右派的孩子”，感到抬不起头。新新知道有些小孩儿欺侮我，怒不可遏地抄起木棍冲向他们，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只得放弃冲动。上中学时，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时事”有些与宣传不一样的看法，又由于好奇我们偷偷去了教堂，就在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做“问题学生”。班主任老师说我，“你是不是像你妈呀？”意思是满脑袋右派思想，使我惊讶和紧张。
多年以后，妈妈的老同事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后来看了许多有关右派的文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讲了真话，才被打成右派。
妈妈划成右派后，送去劳动改造。妈妈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刚开始劳动肯定是吃了不少苦。1958年下半年开始修建十三陵水库，这是一个完全用人力修建的水库。妈妈是修建水库的十几万人之一，不过她是被改造对象，待遇不同。劳动主要是挑沙石，每天要挑着担子走四五十里，加上从住处到工地来回路上的十六里，“累得够呛”。碰上掌锹人知道他们是右派分子，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妈妈的担子还要加码。她从来不说在劳改时受的苦，常说在柏各庄劳改农场能吃到小站米，生活还可以。三年困难时期，妈妈从劳改的地方回家，人又黑又瘦，还浮肿，为此补发了黄豆。受苦的事她从来不说。
新新提起1962年他即将初中毕业，妈妈到育才学校参加家长会，他说：在众多家长中，妈妈是那样扎眼，衣着简朴，面孔黝黑，头发灰白。我觉得自己特别难堪，因为妈妈是从劳改农场回来的。可是没有想到，同学的家长里面有跟妈妈认识的，见了妈妈又搂又抱，嘘寒问暖，很是亲热，根本不在乎她现在的身份。我很惊讶。之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跟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还很有水平呢。我听了非常感动，也为自己对妈妈的态度感到愧疚。
妈妈由“说”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0年。尽管在1962年妈妈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社会上还称他们为“摘帽右派”，除了不再劳动改造，所有的处分还都背着，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戴着这顶帽子，随时都有被批被整的可能。更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看到别人被批斗，受皮肉苦，一向达观的妈妈，也不免害怕，紧张。文革又使妈妈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6年是最疯狂的“红色暴力”年。那一年，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生打死。卞仲耘是妈妈的老朋友，她们在延安时就认识。随之北京市1700多位中小学校的老师校长被他们的学生打死。1967年是全国大规模打派仗的武斗年。妈妈在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尽管派性斗争很严重，但她没参与，也勉强过去了。1968年，妈妈被她的小学同学出卖了。从心里，我并不恨那位阿姨，她原本就是一个胆子很小的知识分子，根本承受不了“红色恐怖”带来的威胁。怪只怪妈妈因“说”得祸。妈妈划成右派后，有些老朋友就不再来往，新交的多半是右派朋友，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是不能随便来往的，所以心里有话就和这位既不左也不右的朋友说了。那个时代，没有“出卖”这个词，只有“对组织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人们道德缺失，几乎没有朋友，不敢交朋友，甚至有可能被自己最亲的爱人、家人“出卖”。
妈妈不知道被人“揭发”后如何“蒙混”过关，也记不起跟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带着忧思，怀着满腔的积怨，不计后果，彻底坦白了她想说的话。妈妈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只有武化”，说了对当时敏感人物——江青、陈伯达、康生、林彪、毛泽东……的看法。
妈妈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说自己是幸运的，没有触及皮肉。因为军代表说，妈妈的言论极度“反动”，不能在批判时进行扩散，所以不开批判会。妈妈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去了河南明港干校。我们后来跟妈妈谈起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解，为什么那个军代表没有把她送上批判台，妈妈说，“那个人也许是个好人，有点儿水平。总之我没有受罪。”
因为反革命的身份，妈妈和我们子女没有任何联系。在我插队期间从1968年到1973年，从来没给妈妈写过信，甚至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弟弟东东在插队时给妈妈写过一封信，寄到新华社外训班。信转到爸爸手里，姐姐给他回信说不要再跟妈妈联系了，没有说明原因。妈妈一个人在干校，唯一的联系就是外婆。妈妈的文章中对干校生活写得很简单：“不能回北京”；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在一起劳动，“劳动不比修十三陵水库更累”；“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我未被批斗，因为任何一点交代都会成为扩散‘反动’言论”。
妈妈不大记得那些痛苦的事，只记得那些好事和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妈妈曾跟我说，在干校她干不了重活，就派她看田，有些农家的小孩儿到田里捉鱼摸虾，她就送给他们一些空罐头盒，小孩子们帮她干农活。林彪1971年“九·一三”摔死在温都尔汗，是一位和妈妈素昧平生的青年教师告诉她的，“有一天休假，她约我去镇上，路上她告诉我这一爆炸性新闻。她还告诉我北京已经在卖四大古典名著，说她一直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法文本，我说我也在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在镇上小馆里吃了炒猪肝。我们的交往仅此一次，以后也不敢再来往，现在我仍很想念她。” 妈妈和那些有问题的学生 “结成了忘年交”，直到“文革”结束，至今仍有来往；离开茶淀农场那天，“下着雨，我的小友们为我推车把大箱子送上大轿车，还为我占了座位。我想有朋友真好，似乎五七战士就没有这样的友情。”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对妈妈更加孝顺，经常去看望她，而且顺从她的意愿。现在回想起来，在妈妈最困难最需要我们安慰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几乎和她断绝了联系，没有给她更多的关爱，甚至不去了解和理解她，不知那些艰难的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妈妈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从来不提我们离她远去。她最大的担心是牵累爸爸和我们。“文革”期间，姐姐回家看望父母，要一起拍照留念，爸爸和妈妈都表示拒绝。
“文革”结束了，右派改正了。人们期待着一个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到来。妈妈从新华社调到《中国日报》，姐姐至今清楚地记得近七十岁的她，为了捡起那荒废的业务，半夜里仍在拼命工作。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妈妈在《中国日报》痛痛快快地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她最满意最开心最符合她的意愿的。她说他们那时是“右派办报”。报社的领导大多是“改正右派”。他们不再把宣传当做“新闻”，不再把国内的消息翻译成英文，而是让所有的记者自己采访，自己用英文直接写作，而且是用外国人看得懂的英文写作，没有禁忌，没有说教。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中国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可惜年龄使她没有干得更多。
这几年与妈妈的接触多了，对妈妈的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我的外公是个自由职业者，是擦笔画第一人，画月份牌和广告画，当时在民间颇有名气。外公思想开通，有个性，虽然是靠画画维持生活，但也 “不为五斗米折腰”；既不趋附权贵，也不为钱作假。家庭氛围比较自由，又宠爱妈妈。因为外公的身份和收入，使得妈妈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在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上学，受到西方教育。中西女中是富家子女的学校，她说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的寥寥。高中毕业后，当时家境不太好，妈妈就在学校任职员，准备自己挣钱上大学。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和有关苏联的书，因为想更多地了解苏联去学习俄语。在此期间认识了爸爸和一些进步人士，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抗日，为了向往苏联的美好，向往国家的民主自由，抛弃了上海的生活，与爸爸一同从南京转到西安，又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在193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妈妈在成为“摘帽右派”劳改结束后，调回新华社外训班教英文。这期间，妈妈看了一些反对极权主义的“内部”书，对她有极深的影响，“使我对‘异端’改变了态度，不必怕之如触电。一则是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则是不接触‘异端’就不免闭目塞听。封闭得久了，就会夜郎自大起来，肯定落后挨打”，“好在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封闭”，“走向了原本以为应该是千疮百孔的‘垂死世界’，却发现它原来是多元的世界，既不全好，也非全坏。而且在我们忙于运动群众，干了罄竹难书的恶事、蠢事之时，外面的世界却有了飞速的发展。”
人，可能最难改变的是思想。思想与生俱来，与性格、遗传、本质有关，又在所处的环境、社会、教育、群体中逐渐固化，形成明确的带有个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通过简单劳作或在统一的洗脑下改变呢？就像人类不能改造动物的本能，不能征服大自然，不能制造一个同样的太阳，也不能使千百万人只有一个思想。
妈妈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她这辈子有几件事情值得庆幸，我把她的话记了下来：
我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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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生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人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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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上海中西女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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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上海遇到了我的丈夫蒋齐生，一个勤奋而有才能的进步青年。（注：蒋齐生1997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新华社摄影部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员，离休后为创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尽心尽力，对中国新闻摄影理论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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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那是一个积极抗日，为争取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国家而奋斗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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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一九五七年当了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大炼钢铁，没有资格参与大跃进的过激过火的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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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文革期间我已是“死老虎”，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可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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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文革结束后，到中国日报社痛痛快快地干了五年，直至离休。那个时期胡耀邦是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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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离休后，跟着蒋齐生到全国各地，看到他为事业而奋斗,并得到众多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和认可。看到当时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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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从“八九风波”之后，对中国风雨苍茫的几十年有所警悟和关注。从此关注时政，主张民主自由，在九十岁时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妈妈走了，带着她不屈的自由的灵魂，到了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做事，无所顾及的地方去了；那里有她想要的一切：没有专制、没有空谈，真正的民主自由独立平等。那个地方在哪儿？就在大海的前方，太阳从那里升起，给地球给人类给所有的物种带来光明。人们与黑暗斗争，与狂风暴雨搏击，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去努力去寻找去拼搏去奋斗，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前进，那个看得见走不到又充满希望的地方——地平线。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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