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
[ 2008年第11期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 作者：赵启强 ]
七
196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诺沃提尼终于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博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曾遭监禁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
他仍将改革作为掌权后的头等大事，靠着改革上台的捷共领导人，在一个月内就拿出了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改革的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则起草了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不是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实行镇压职能的安全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保卫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势力的范围内。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宣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 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 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受损害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整整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遭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违法行为开辟了通道……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八
1968年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图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又一次受挫。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来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称为“反动派”。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克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他们惟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5月17日，当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美丽的女记者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地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
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
政府也是用冷静的、富有理智的行动对苏联的粗暴干预作出回答——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九
“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在“布拉格之春”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响更大。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宣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字宣言》。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人民没有这种罪过。人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20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惟一办法。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2000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共产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在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做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70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字宣言》在4家报纸发表后，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十
《2000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话。”
这位大使指责说：但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避免12年前的匈牙利悲剧在捷克重演，“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一直拖到深夜一点，总理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
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十一
当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时，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蔓延。7月初，华约部队在捷境内及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四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五国首脑的邀请信，并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五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7月18日，杜布切克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人民宣读捷共主席团对华沙条约五国的复信：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拒绝了这次邀请。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其中一条是某工厂党支部，在报上招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责问。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惟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甚至愤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
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作家和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俄国人开始对捷克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严厉地指责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他的态度简直像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
说完，捷方全体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切尔纳会谈期间，《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然而，4天的艰苦会谈之后，精疲力竭的领袖们在深夜返回布拉格时，却没能给人民带回希望。领袖们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只是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布拉格人不能入睡。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是群众和许多记者拥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触摸到武装干涉的危机时，他难于说下去了。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有的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
于是上万人的声音像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
此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十二
进入8月，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耐心，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会议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
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席团立即做出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五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
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但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一个政权被异国的军队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在霸权面前表示屈服：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不断地用电话或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的听众热泪倏倏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
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声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达莫斯科。已经沦为囚犯的改革家们，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当然不签字，他们宁愿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他们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回到了布拉格。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地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五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
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5月，被召回国；1970年6月26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共产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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