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袁
今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考察人民日报社，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锦涛同志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二十四个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该牢牢记住，时时引以为戒。
我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一名编辑，感受尤深。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所担负的舆论导向，不论是“利党利国利民”还是“误党误国误民”，影响和威力都特别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后者，造成的危害和恶果，常常无法预料。中年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大乱开始之时，跟着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出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举起“文革”黑旗的社论，其实同报社编辑部毫无关系，是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带来的），开始了大疯狂的十年黑暗历史。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被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所控制，后来又增加《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篡夺了党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央文革”严密控制的“两报一刊”，十年中“误党误国误民”的舆论导向，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现在倘若去翻翻那十年的报纸合订本，从内容到版面，常会让你心惊肉跳。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和出版物，详细揭露，记录在案；将来一定还会陆续出现。历史上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事实，无论用什么借口、什么方法去掩饰或者曲解，都是不得人心的。
这类大事暂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仅就五十年代后期头脑发热的年代自己所写的发热文章，作为错误舆论引导一例，呈现于读者之前。
如今，若是同一些中青年人士讲起五十年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讲起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写民歌、亩产万斤稻、农村吃饭不要钱这类事，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以为是编造中国版的《天方夜谭》，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但是，对年过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肯定会引起一连串辛酸苦涩的记忆，难以忘怀。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三四千万人饿死，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他湖南家乡人民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纠正当时来自最高领导人、流传甚广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错误估计，是符合实际状况的总结。也许这样的“倒三七”估计还是轻了些，因为那几年并未遇到特大的水旱灾害，而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听不得不同意见，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形成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谎报风、命令风和种种违反了多年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做法，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那个时期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都会出现让读者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新闻、通讯、言论和标题。从要闻版、工业版、农业版直到文艺副刊，都是如此。随便举个例子：1958年8月22日河北徐水县制定了一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人民日报》为此在第二天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这里所说的“仙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许多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到1958年竟然似乎指日可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那时也时常能见到。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副刊自然不敢后人，尽力配合，发表了不少热气腾腾的稿件，精心安排了不少擂鼓呐喊助威的版面，我在新近出版的拙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中有所述及，此处不赘。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长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参与了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五十年过去了，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强词夺理的假话，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现在摘录一些当年的文字，作为例证，请今天的读者审视一下我干过些什么傻事，写过些什么发热的文章。用另一种字体排，并不是因为它们如何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如何可笑。
1958年秋天，我和文艺部一位同事去四川组织宣传“大跃进”的副刊稿件，在川东万县地区，看到大巴山人民大炼钢铁的热烈场面，写了一篇题为《巴山铁水》的散文，其中写道：
大巴山最早迎接上山来的，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又细心的人。不管赤日炎炎，还是连天阴雨，他们总背着口袋，拿着钉锤，到处敲敲打打，寻找矿苗，你道他们都是勘探专家么？不，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同矿山打交道，有许多人从来也没看过铁矿是啥样子。忠县有位乡党总支书记，背着口袋上山找矿，看见有点异样的石头，就采一块，这样采了一口袋，背下山来找人辨认。忠县洋渡乡金台农业社的监察主任老谭，在金台山找到一处矿苗，挖了四天，就没有了。老谭心里发急，全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哩！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又进入一片没有人烟的老山密林，下几百丈到沟底，上几百丈到对山，他就在这里找了七八天，饿了就吃麦耙耙，渴了就喝河沟水，老虎就在附近咻咻吼，他也不管，终于在一个深岩洞里找到矿……
找到了铁，山上便响彻了火药爆炸声和钻头的震击声，直上直下的山壁上便出现了蜿蜒的羊肠小路，便出现川流不息的挑运矿石的队伍。于是，两三个月里，小高炉、土高炉便一个个、一群群地出现了。
我们曾在奉节县深山里的一个炼铁厂里住过一夜。那里，有一个二十一立方公尺的高炉，现在正在日夜赶建另一个同它一样大的高炉。那里，焦炭要从十多公里外运来，没有公路，就用人挑，用兽力车运，反正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工人们有时连着干十多二十个小时，有一个翻砂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了，可是一点不觉得累。……
大巴山里的深夜，并不安静。除了高炉在歌唱，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电话铃声，这是地委或者县委在召集电话会议；这是区里、乡里在询问今天的出铁数字；这是钢铁指挥部在调动队伍，从这个区去支援那个区；这是每一个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在向上级报捷……
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不仅农村，连北京各个机关都参加了，几乎每个机关后院，都是日夜炉火熊熊。我的爱人将家里的旧铁锅、旧菜刀、蜂窝煤炉以至旧缝纫机搜罗在一起，坐一辆三轮车送到机关去。那些东西就是铁制品，有的还淬了钢，不知扔到土高炉里能炼出什么。
沸腾的1958年过去，1959年又是一个“大跃进”的年头。我写了一篇《第十个春天》，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刚送走了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辉煌胜利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八年，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灿烂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主要产品钢、煤、机床、粮食、棉花的产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地增长。我们创造了世界罕有的速度。这一年，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轮初升的太阳——人民公社，只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我国广大的农村除了个别地区以外，遍地树起了人民公社的鲜艳夺目的红旗。这一年，六千万人参加了炼钢的行列，热火朝天，餐风饮露，响亮地完成了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提前把一○七○万吨钢拿到手。这一年，我们在每个战线上都有火箭一样的速度向前飞跃。这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这一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当严寒的风雪呼啸着的季节，人们就说过：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冬天。果然，在工厂、矿山，人们丝毫没有停过脚步，在农村，积肥备耕的战鼓敲个不歇，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迎来了又送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如今，春潮汹涌，万马奔腾，红旗招展，群情振奋，上下一心，左右逢源，正形成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增产节约的局面。（《春潮汹涌》，1959年4月）
最近一个时期，光从报纸上看，确确实实显示了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跃进高潮的无限美妙的景色，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人心潮起伏，振奋不已。
看吧，甘肃决心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广东澄海县争取十年内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五斤；河南舞阳县先锋社三年治山规划，四十天就完成。……这些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如果仔细看看报纸，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不仅是眼睛上，而且是思想上、心理上，每天都感到赶不上新形势了。
张张报纸上都是“大跃进”、“比干劲”、“快马加鞭”、“力争上游”的字样。这一片千军万马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合成了一曲庄严雄壮的交响乐；这一片气势磅礴的干劲，组成了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
（《好大喜功和小试锋芒》，1959年春节）
1958年秋天，报上几乎天天都有“放高产卫星”的报道。天津郊区某大队亩产十万斤水稻的“卫星”震惊全国，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文艺部全体人员由部主任袁水拍带领乘火车去参观这个“新生事物”，只见那块高产田密不通风，为防止过密造成腐烂，在田埂上放了多架吹风机，向稻田里吹风。大家看了，嘴上说“这倒是新鲜事”，心里却都认为是弄虚作假。我爱人的机关也组织干部去天津参观这个大队，同去的有一位同事的老母亲，老人家一看就直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那几年我出差到外地，也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大跃进”年代给老百姓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说大话的浮夸风更是比比皆是。1959年5月，我陪同朝鲜新闻代表团访问四川，在成都郊区某县一个生产大队部，朝鲜同志看到门口高悬“××红专大学”招牌，十分诧异地问：“这是大学？”摇头表示不明白，他们心里一定想到这怎么能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是一回事？我当然知道那只是一间向社员作政治宣传、传播农业技术的屋子，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至于百货公司没有多少商品，橱窗空空，想买点特产都找不到，更是随处可见。1960年到浙江富阳八一大队，正遇中秋节，大队食堂给我们的菜就是一碗煮芋头，这已经是照顾我们“北京客人”的佳肴了。第二年春天到京郊怀柔县汤河口，大队食堂中午每人只吃到两只窝头和一碗盐水煮大葱，食堂优待我们，每人给一大碗堆尖的大葱，而我们三个人一起只吃了小半碗。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上面这类虚张声势、空洞浮夸的文字，在那几年的文章里时时可见，它们都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上，有的还在版面占有显著地位，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努力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为“三面红旗”擂鼓助威。今天再来摘录的时候，却只有脸红心跳，有点像一个小偷。小偷乘你不备，摸了你的钱包、手表，我们这种从事报纸工作的人，却是依仗读者对报纸刊物的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说了那么多大话、空话、假话，还以为是在向他们介绍大好形势，鼓舞人们的斗志，歌颂群众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用现在时髦话是“高唱主旋律”。冷静想一想，却是加入了刘少奇同志批评的“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的行列，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对他们犯有罪责。《人民日报》和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刊物，历来在群众心目中都占有很高的位置，中国老百姓有相信党报党刊的传统，凡是报上说的，大多都被认为是党的声音。党的号召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读者毕竟不是傻子，不是随随便便就听凭愚弄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白话，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从亲身实践中明白报上讲的并不全是事实，甚至完全不是事实，就不再轻信盲从了。1958年冬天，我有一次从武汉回北京，在火车硬席卧铺车厢，听到下铺两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乘客在议论。火车夜过河南大地，铁路两旁一片红光闪闪，大约连夜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这两位乘客从窗外的情景，谈到近日在省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那里各行各业大炼钢铁的通讯，以内行的口吻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位摇摇头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都能吹成大象。”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文章，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前一位又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他又叹口气说：“其实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我躺在上铺，静听他们的尖锐批评，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那个尴尬场面，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撇开报纸上常见的那些按宣传需要编写的所谓“读者热烈反应”、“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人民群众对那个发热年代舆论导向最真实的反应、最公允的评价，短短几句话，抵得上万语千言。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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