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 2008年第11期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作者：李 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积极的。但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起用了邓小平。一年后，由于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冲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并把他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基本否定，毛泽东晚年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儿。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有时候有些“谈不拢”。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坚定的，如成立“特区”等等，这是壮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经济”。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被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没有完全跳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陈云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启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上世纪80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又有几个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间穿梭，经常送材料；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1983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这几个人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以后这几个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赵联手制止。
1989年风波，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挽救了我国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做过总结。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总的说，取得极大成功，但也有教训需要总结。邓小平同志功绩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所以，我建议也做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样，我党我国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也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且呈难以遏制的势头，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如此下去，会使中国共产党沦为一个利益集团，构成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党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确的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专制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20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中共的兴旺发达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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