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 2008年第11期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作者：叶维丽 ]
“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几年前，这是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着手做这个口述成长史时，不绝于耳的是“历史的终结”的胜利宣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充满自信的进军步伐。在它大步的践踏之下，我个人的历史一时变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我”是谁，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艰难求证的。做口述成长史的初衷，即源于我的认同危机。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继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
十几年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分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一些变故，我曾不得不将口述录音的整理一度搁置。再将它拿起来时，进行这个工作本身成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撑。在梳理个体经历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延绵不绝的中国人的历史“链接”在一起。我奶奶临终前给“太太”下跪，我母亲在延安窑洞前晒她的病腿——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变得栩栩如生。通过奶奶和妈妈，历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联系。这联系是个体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关乎众生的意义，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到今天的我，仅仅三代人，我们跨越了多少路程！将“小我”置于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使我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我的经历也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没着没落。
同时，梳理个人往事，使我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将自己过往的经历捡拾起来，细加审视，从中找出脉络、逻辑和关节处；重要的是，我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红卫兵”到改革开放之初各个领域的促进者这一巨大角色转变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人是可以获得历史主体性的，不会总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尽管这很难，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个不断自我考问而又自我肯定的反复求证过程，它是开放式的，不断提出问题的，而不是断然做出结论的。
今天，我可以说：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育了我，更因为她的精神在继续滋养着我。从小，是她告诉我：做女人，要争气。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时代教给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进，凡事要认真。
“文革”前后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在内心深处，我开始抵触绝对的权威、一统的精神和违反人道的政治。
农村五年的生活，让我的脚跟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从此我多了一份对“受苦人”的认同，少了一份城里人的轻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这“有根”的感觉，是我到美国后才体会到的。在那个陌生、奇异而又富足的环境里，我没有迷乱张皇，妄自菲薄。
同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也让我逐渐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我眼中的事物，也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复杂、多面、矛盾、悖论和变动，呈现出它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不再仅仅是黑白两色。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十七年”正统教育，从小就被告知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规律”的人，一个经历了十年“文革”，总被强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我出国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到美国后所经历的视野的开拓和观察事物方式的改变，也算是我个人的一场小小的思想解放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学生变成了在大学教书的教员。每日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我对它的回答，就是认认真真地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坏的摒弃，好的留下。
对我来说，求证仍在艰难地进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过梳理父母那一辈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识青年的经历，来反思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遗产。
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曾在1998年去过一次延安，踏访1941年重病中母亲的足迹。从那以后，我陆续访问了数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经辞世。我曾经十分健壮的父亲如今也已严重中风失语。很快，那一代人就将彻底离别我们而去。我这个当年在别人眼中不那么“革命”的人，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轻松地道别，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过。毕竟，那是一段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梳理个人的历史，也使我更加意识到全面认真清理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我和马笑冬所作的成长史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清理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浩大的思想工程，却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回避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进行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与“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正视自己“文革”初期的历史，开始反思，认错，道歉。据我所知，在一些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同学的聚会上，出现了当年伤害过同学的“老红卫兵”向被伤害同学沉痛道歉的场面。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女附中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也在仔细回忆和认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并问自己：为什么“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会发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书中问的。这位当年的学生中的负责人还多次拜访8月5号被打的5位校领导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树民老师，倾听梅老师压抑多年的愤懑，反复地、真诚地为当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梅老师道歉。
去年（2007年）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立90周年。值此大庆之际，以老三届为主的一些校友们提出不该忘却卞仲耘校长“文革”初期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惨剧。为了记住这一女附中历史上的奇耻，更为了警示后人，校友们特别是众多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捐款，为卞校长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纪念。
从1966年算起，42年过去了，卞校长的老伴王先生已是87岁高龄，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我们又岂敢遗忘！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近年来，不论是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式，还是用加拿大总理（向原住民儿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纷纷直面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寻求真相，并就过去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恨之意，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个人的反省不能替代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推动可以对国家起促进作用。一个有“清洁的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鬓发灰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居历史舞台的边角。该是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清洗历史的伤口，认真偿还历史欠账的时候了。于无声处，聚光灯外，我的校友们，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正在实实在在地这样去做。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开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动。
我自己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我的合作者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转，她的生命在一点一滴中被销蚀。想到当年她是那么一个要强、出类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马笑冬1999年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投身于对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选择的“点”，恰恰是她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到的，她当记者时采访过的陕北某贫困县。在美国生活10年，她未敢忘怀那块土地。她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她与中国农村的不解之缘，已在本书中充分表达。实际上，她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的。回国后，她多次在陕北的村庄里和老乡共度春节。她对我说，在他们中间，她感到“自在”；谈起“她的”两个村子和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发亮。她上海的同事们大惑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不过，总是往最穷的地方跑。看过这本书，读者们也许会对马笑冬多一点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是《黄土地，我对你说》。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惜再也无法说了。
妇女问题、性别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贯穿在本书若干章节中。它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过去的经历，给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马笑冬回国后，身体力行，继续着对它们的探索。“过去”和“今天”用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方式承续着。在马笑冬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代人美好的品质：“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它们已不合时宜；唯如此，更凸现出它们的真诚和可贵。
近乡情怯。献上一本由两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小书，令我心情紧张。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实在平常，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于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的认知受到诸多局限。只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和中国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离，也有着一些格外的感触，才由此生出仔细梳理过去的想法。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顾和反思。这样出来的历史，才能较为接近我们所经历的大千时代，它也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最好礼物。
（叶维丽系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马笑冬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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