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
[ 2009年第2期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二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是肯定的，对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现正等待体委党的核心组讨论。如同意写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儿信又说：“今天上午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了会，讨论了那篇文章，认为‘很好’，四月号发表，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庄也要我帮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严阵的信中说：“历时四个月之久写的一篇通讯，三月卅日才经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通过，将在《新体育》四月号上发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话)，真是难产。我仍有些担心，是否还有什么错误?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见《郭小川全集》卷7第586–596页)
而字数比《笨鸟先飞》多了一倍的《小将们在挑战》，采访和写作时间一共仅用数周时间，对比之下，足见这次创作态度之谨慎。
文章写出后，王猛等人多次审阅，并召集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郭按照领导意图修改后(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对“天才论”的话)，1973年4月发表于复刊后的《新体育》第4期。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用真名公开发表作品，算起来已有8年未在报刊上露面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坛激起很大反响。许多朋友写信给郭小川表示祝贺，有的甚至说：“此间盛传您要出任体育报社社长……”
香港《文汇报》也很快转载了全文，并加“编者按”，题目为“久违了，郭小川”，还出版了小册子。
与此同时，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庄则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为题作讲演，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先后到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和上海。他邀请郭小川同行，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听众介绍坐在台上最外侧的郭小川，说“这是我的老师郭小川……”
文章无端惹祸，江青另有用意
这些情况早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汇报上去，江青得报后发话：“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又窜到体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来打压“不听话”的王猛，而打击王猛，更深层更隐蔽的目标则是周恩来。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问题”就可以打击王猛，那么不管文章写得好与坏，在江青那里一切已经决定了。就这样，郭小川不幸又成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关于《笨鸟先飞》，据说江青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是原作协干部、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的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告诉我的，他说：江青看了《笨鸟先飞》，斥责道：“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1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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