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
[ 2009年第3期 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林蕴晖 ]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们感到震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煽动的结果，还是社会主义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思索的焦点。
(一)
关于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大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题注是：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中对匈牙利事件写了以下一段话：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页。)
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1956年12月10日的新华社新闻稿刊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通过的决议(摘要)》原文是：
《人民自由报》12月8日刊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在12月2日到5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23人，会议讨论了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卡达尔在会上作了报告。有21位同志在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和辩论的过程中发言。
决议说，10月23日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过去的领导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方法，单纯行政命令的手段。决议说，这种有害的方法不论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些方法阻碍了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中扩大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方法强加给人民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阻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决议继续说，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能够承认和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它在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实质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重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指示。
由于严重的错误而激怒了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民主群众进行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但是他们仍是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
群众性民主运动中忠于社会主义的参加者们，在十月事件之前、在事件发生的时期和事件之后都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接着，《决议(摘要)》讲了二、三、四个原因是：
会议在分析第二个原因的时候指出：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中，以伊姆雷·纳吉和格佐·洛齐松为首的集团对于10月23日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在策划和发动十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
决议说，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163—164页。)
可见，匈党临时中央分析了四个原因，放在第一位的是原来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与上述决议内容相一致的有卡达尔在1956年11月22日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会谈记录。卡达尔说：
我们把10月23日的行动称做武装起事，这是因为参加这次起事的除了正直的人以外，还有其他分子。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称为反革命，因为这次行动的参加者大多数并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
关于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
首要的原因是政府领导人犯的错误。这条由拉科西制定的党和国家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
在许多错误中间我想强调两点：
1 严重伤害人们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人民群众行动的主要动力是由于民族感情被伤害，而这又被利用来掀起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
2 社会紧缩。1949—1953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一部分原地不动，大部分倒退，而同时军队和军费开支相对大了些。
……重要的原因还是破坏法制，滥用职权和冤假错案。
下面我谈谈国家保安制度问题，这方面有两个严重的错误：
其一是国家保安局被非法用做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反对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其二是人民群众厌恶国家保安局，因为国家保安局把自己大量的人员用来反对劳动大众。
匈牙利共和国一共只有900万人口，而其中近100万人被认为是怀疑对象，这10H0万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都受到监视。实际上。整个国家也只有4万6万霍尔蒂分子，他们才应当受监视。
上述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信任感。他们厌恶这个保安制度……
这就是许多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爆发动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对上述错误不正确的批评。而在不正确的批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纳吉集团。
第三个原因是旧的反革命。(注：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0页。经过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一11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这包含有对当年纳吉的某些政治主张的肯定。”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268-269页。)
以上可见，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月23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党临时中央全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是因为对整个事件起因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做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发生事件的原因，波兰、匈牙利都是由苏联解放的，不是自己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斗争中，党没有用群众路线，组织起工人农民阶级，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学生欢迎西方，不喜欢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把好人卡达尔、哥穆尔卡等人整了，真正反革命没有肃清；对资产阶级采取没收的办法，树立了敌人，土地送给农民，工农觉悟很低，没有阶级觉悟；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把阶级关系湮没了。以上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重工业投资过多，没有重视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所以走上马路。
第三，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教条主义不灵，因而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波兰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设顾问，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尊严，反动分子则以此煽动反苏，支持苏联的群众就挨打，这同这些国家党员的民族主义有关。
第四，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错误，在这些国家党员中引起民族情绪。斯大林垮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跟着垮。二十大以后，控制不住了，煽起一个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
第五，波匈事件发生初期苏共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跟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差不多。格罗骂群众是法西斯。
第六，还有一个南斯拉夫煽动。
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要点，1956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三个远因是指从1945年东欧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发动群众，从1948年前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到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犯有严重错误：以肃反名义镇压党内的反对派；照搬苏联经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大国主义，伤害了人民的民族尊严。三个近因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错误，引发了东欧各国人民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激化了人民反对本国领导人错误的情绪；匈牙利领导人格罗诬蔑群众的示威行动是法西斯，激化了矛盾；南斯拉夫的煽动。因此，在谈到应吸取的教训时，刘少奇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进行总结，而是着重从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尤其是从制度层面谈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以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为此，刘少奇提出了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群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都要认真研究。当然，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党的纪律。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就算做违反纪律，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做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
其二，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
第三，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再就是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
最后，刘少奇说，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做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除了防止领导机关、领导人员脱离群众，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外，鉴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导致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人民不满的教训，刘少奇还对如何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说：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发展的比例是否恰当?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一点，“左”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4页。)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除了领导人的生活不要与群众过分悬殊，取消特供等特殊待遇和过分的警卫制度，绝不能对人民群众动用专政的手段，以及经济建设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对领导人的权力要有制度的约束。可以认为，这些是当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三)
对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不是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吸取教训，而侧重从加强制度建设，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改变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建设方针，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进行思考，这在刘少奇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是他从年初对中央各部委的调查研究，到中共八大的报告，系统思考的直接继续。
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农业合作化热潮带动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热潮，打断了社会经济的原有链条，产供销之间出现脱节，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损害，市场上开始出现商品品种短缺、质量下降等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改组带来的新问题，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中也露出了某种不满的苗头；自思想改造以来的不断政治运动，尤其是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引发的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精神上受到伤害，处于备受压抑的状态。因此，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严重错误、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罢工示威游行之后，中国国内也出现某些不安定情况，主要是农民闹退社，城市手工业者出现退社单干潮，以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情形。
针对年初出现的情况，刘少奇在对中央各部调查听取汇报时，就曾着重谈了经济建设怎样才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要求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把外国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调动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要从劳动制度上进行改革，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思想文化领域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要着眼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等。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更从制度层面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其中重要一条，是提出要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了同官僚主义做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乃至由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建立和健全法制。他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并提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了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刘少奇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能更好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力求避免犯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253页。)
可见，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如何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出的种种举措，正是他把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刘少奇当年提出的应当重视和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要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制度的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对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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