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 2009年第8期 读者来信摘登·傅天雨等 ]
2009年3月号《炎黄春秋》封三刊登了部分编委和作者的照片，他们都是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有正义感的人，值得我们尊重。我特别敬重今年92岁高龄的李锐先生，他留存的史料镌刻着时代的印痕和苦难，对中国的将来颇有警示作用；他的女儿李南央在贵刊发表的文章，给人振聋发聩之感；崔卫平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激情飞扬，令人心悦诚服；金雁关于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严谨缜密，洞察入微；曹思源的文章，数据准确，独具慧眼……他们都是给读者运送“粮食”的人，播下“火种”的人。历史将会铭记他们!
祝愿《炎黄春秋》大步前进，熠熠生辉；祝愿贵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永远快乐!
云南读者 傅天雨
《炎黄春秋》弥补了当今志书的不足
我是一个史志工作者，曾参加过上世纪90年代四川一个省辖市市志的总纂工作，210万字的志书出版发行了，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作为该志的副总编之一，没有尽到修志工作者应该“秉笔直书”的起码责任。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上发表的《贵州麻山事件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文，我所担心当今编写地方志出于某些原因，没有真实记述建国后那些极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终于由《炎黄春秋》真实记述下来了，在我良心上仿佛得到了一些补偿和安慰。我读过一些县志，在记述农业互助到合作化时，编纂人只用了1200字便一笔带过了。后人看不出为什么70年代末，农业又普遍实行单干的原由?读了“始末”一文记述贵州麻山地区在农业合化时期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利益的真实记述后，读者便理解后来重又实行包产到户的理由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弥补了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为地方志弥补了许多不足，比如全国新编4000多部地方志，没有一部敢真实记述三年灾害全国各地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和数字。近年，某些市县在续修地方志时记下了那三年死亡人数或得肿病人数，但仍没有哪个敢在志书中写“饿死人”或“路有饿殍”字眼，而敢于如实反映那些年月真实情况的，只有《炎黄春秋》和国内一部分报刊杂志。
我衷心祝愿《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为地方志弥补更多的不足，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
四川读者 张良夫
《炎黄春秋》是我读到的最好刊物。她冒着极大风险披露了建国后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此不少人讳莫如深，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她使人增长了很多知识，解开了不少误解和困惑，从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炎黄春秋》坚持实事求是，不增美，不溢恶，只惟实，不惟上，为扩展公民民主权利不懈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特别是一些敏感领域和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事实，也率先刊登出来，如今年第2期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文就是实例。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建国后受迫害最深、何止几千万人的弱势群体。他们对那段悲惨的历史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党入团不行、参军不要、升学不要，就连每家数卷的《毛泽东选集》也不发给。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危险活、劳动定额低的活都是叫“可教子女”干。按家庭成分评级记工，一级劳力也只评五级工分。生产队里出工前先由小队长训话：“你们这些地主羔子，要老老实实干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重新做人，这是你们的惟一出路，要不然也可能戴上帽子……”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可教子女”想找个对象比登天还难，就是结了婚因为成分不好离婚的也不在少数。谁家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教子女”的孩子没生就注定了是个“罪人”，成了没有明文规定的“世袭”制。成分不好殃及“九族”，父族、母族、妻族都深受其害，甚至当年的好朋友也惟恐避之不及。我三姨家的表弟因为是“可教子女”，35岁还找不上对象，万般无奈只能用自己的妹妹和对方换亲，造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婚姻。此类实例举不胜举。
所谓四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称“黑五类”。后来又加上阶级异己分子、成见分子，总称“黑七类”。
我们小队里有五个四类分子，每天中、晚饭后都要到饲养院里接受批判，所谓批判就是挨打。以革命为名义的人轮番用牲口嚼子(铁链子)打，用打牛的三角鞭打，拳打脚踢是最轻的。当时说这办法是对一个“革命者”阶级立场是否站稳的试金石，是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考验，是对党、团员的具体考验。没完没了的挨打，一个受刑不过自缢而死，结论是畏罪自杀；另一个被打得腮上裂了一大道口子；女四类分子穿上寿衣被民兵押着满庄里游街，还要自报名号，高喊自己的罪恶。
我的侄子，安分守己，勤奋好学，自幼爱好画画，17岁那年画了一张小猫捕蝴蝶，画完了用军棋的总司令当印章盖到了画上。因为他娘戴着地主帽子，去抄他家的人说，他画小猫是侮辱毛主席，他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于是用水泥纸袋子糊成大褂，写上罪状穿到他身上，把他头发正中推成一溜沟，五花大绑，民兵押着游街，晚上在17个生产小队里轮流批斗，历时40多天。
村里有两个地主成分的中学老师，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后来被揪斗回村，不断被村里叫去开四类分子会，没少挨打。直到落实政策，到县里摘帽子，县里说：“谁给你俩戴的帽子?县里咋不知道?没戴帽子摘啥!”你说冤枉不冤枉。
村里不几天就开次四类分子会，开会时有专门负责打人的，进会场打两棍子，出会场再打两棍子，越是本家的打得越狠，以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无往而不胜，说啥都对，咋干都行，被批判的人没有权利辩白，只能低头认罪。对待“可教子女”手段之残暴，迫害时间之长，伤害人数之多，理由之荒唐，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段残酷的历史，不应讳莫如深，理应彻底揭露，真实地载入史册，虔诚地向受害者致歉!决不应讳疾忌医，任其为历史所湮没。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必然要重蹈覆辙，这一定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山东读者 王锡忠
《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写道：“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说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中，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这个字数不准确。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共有18000多字。一篇是1963年红旗杂志第3–4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大约有85000多字。
二、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生中只当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直到1964年10月下台，他从未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
该期《杜润生谈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一文中写道：“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三反”中，应为“五反”中。“贺横夫”应为贺衡夫。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中写道：“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不是元月20日。
二、说社论是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这不完全对。情况是：在反冒进过程中，1956年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国家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这篇社论。稿子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三个字。
北京读者 郭政平
《炎黄春秋》2009年1月号刊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一文写道：“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此说有误。早在1982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印尼九·三○事件》一书，此书作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一种。该书内容简介称：“本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g年编写的关于印尼1965年9月30日事件的调研报告。作者站在反共的立场，根据印尼军方对被捕的与九·三○运动有牵连的一些人员的审讯报告，以及军方首领公开和内部的谈话等材料，对事件经过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对于研究和了解战后国际共运史上这场重大惨案，有一定参考价值。”为避免以讹传讹，特借贵刊一角，予以辨误。
四川读者 邓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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