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
[ 2009年第11期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朱 良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世界金融风暴的巨大挑战。二十年前建国40周年时，我们也曾遭遇到两场没有联系的国际风暴的严重冲击。一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摧毁，苏联迅速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独立的国家。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遏制的主要对象。另一场风暴是1989年6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连续多年的制裁，施加了极大压力，企图对中国“以压促变”。
社会主义各国从一开始就面临改革问题
1945年，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推动下，按照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后加上中国、越南、老挝共13个(后来又有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占世界总人口1／3、陆地面积1／4、工业产值超过1／3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个估计是过头了，但20世纪50年代是国际共运最兴盛的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14个国家和共产党的内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问题或“倾向”。(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想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国家，试图改变苏联的模式，用现在的话就是“调整”或改革。不能否认，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苏联迅速发展工业、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曾经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苏联模式的主要毛病有：政治上缺乏民主，制造了许多冤案，经济上单一的公有制，僵化的计划经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特权和腐败严重，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二)另一个倾向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领导)”是有矛盾的。
最早出现要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要独立自主苗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结果在1948年被苏联开除出“九国情报局”。中共当时对开除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才同南斯拉夫建交。
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帮助苏共稳住了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波兰、匈牙利改革的急迫性，甚至支持苏联出兵推翻了匈牙利才担任了几天总理的纳吉政府。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认为主要危险已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左”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
1968年8月，苏联出动了25万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我们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布拉格之春”是搞“修正主义”。
在上述有些事件中，有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同程度的插手，这并不奇怪，因为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开始鼓吹“冷战”，并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炎黄春秋》发表过一些文章，试图对上述事件予以重新评论。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错误地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复辟资本主义，它们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罪状有：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利润原则、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和私人企业在发展等等。
在那场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我们同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首先恢复了党的关系。1983年7月起，我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承认东欧的波、匈、捷、保、东德5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利于做这些国家人民的工作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好处”。1989年4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他会谈，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国际共运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了二十年的分裂、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开始恢复了友好关系(虽然友好的基础已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们又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阳光。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在1989年短短的一年中，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后，开始推进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87年11月，苏联和美国出版商，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也内部发行了中文版。苏联的改革重点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在“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指导下，苏联几乎全部主要媒体，都不受限制地重新评价苏联与苏共的历史与现实。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全盘否定与摧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加上长期以来党内的腐败和特权，脱离群众，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社会、经济及民族间矛盾爆发，社会动荡，黑社会势力发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多元化”、“民主化”的引导、推动，促使一些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匈牙利共产党自动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或者把一些不接受苏共“改革”模式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搞下了台。
波兰早在1980年，因政府大幅度提高副食品价格为导火索引爆了全国性大罢工，波兰反共的“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受到西方政治势力包括天主教梵蒂冈的公开支持。1982年“团结工会”被禁止，1983年西方授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诺贝尔和平奖”，被波兰政府军事管制了19个月的团结工会重新活跃起来，1988年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处于困境的波兰当局步步退让，1989年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注：即共产党)的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工会多元化的决定，随即提前大选，统一工人党惨败。反对派大获全胜，开创了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向反对派让权的先例。1990年1月，统一工人党十一大通过了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即共产党)同波兰一样，1988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出任了30多年总书记的卡达尔等主要领导人下台，一批“激进改革派”掌握了最高领导权。1989年2月，党中央全会又做出实行多党制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结果党自身四分五裂，社会上各种反对党、反对派组织不断出现。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10月18日，匈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变国名，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1989年12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举行了重要的会晤，苏美对抗的因素在弱化，合作的因素在增长。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持不同政见者)所在教堂，反对地方当局强行迁居的群众示威，矛头很快指向反对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兼国家总统，并采取暴力行动。示威迅速蔓延到首都和其他城市。12月20日，齐奥塞斯库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下令出动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对峙冲突中造成人员伤亡。关键时刻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和军队倒戈。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12月25日，特别军事法庭以屠杀人民、危害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五大罪状判处齐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惊心动魄地被捕并被处死，对中国有很大震撼，因为齐一直对苏联持独立性，在中苏对立的年代一直同中国友好。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
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加快了苏联的剧变。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立陶宛时首次公开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将提交苏共28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删去了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实行多党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今后的行动目标，来代替27大党纲的“共产主义”目标；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问题；实行总统制等等。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国家的权力向总统转移。同年7月，苏共28大正式决定改造党，使党向议会党发展。1990年2月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在1990年5月担任了苏联的主心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独立日。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地位名存实亡。
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主张防止苏联解体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宣称要使国家走出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的“死胡同”。美国驻苏大使事先将有关的情报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国家紧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叶利钦、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组织了反击。不到三天，“八·一九”事件就失败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把这次事件称为“政变”，一些“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有关人员，有的被杀、大部分被捕。8月23日叶利钦首先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东欧的剧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裁的严峻形势。很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非常悲痛、义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不能沉默了。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是“修正主义”导致苏联的剧变，提出要肯定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时发表的《九评》。还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剧变要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找根源，因此要组织人写出类似《九评》这样的大批判文章，公开批判《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指责我们党同外国社会民主党开展党的来往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肯定《九评》，因为这将导致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否定，会造成不安定。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公开批判外国和外国党，公开批判还必然会涉及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影响中共同世界上一百多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国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关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1989年起美国带头对华制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同西欧和日本关系最好的时期。美、中在1979年1月1日建交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中、美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斗争后，于1982年8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逐步发展。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中国关系有较快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外交上有类似的战略目标；此外，西方有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种幻想，认为它必将导致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1987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权”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7年9月，达赖应邀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87年至1989年在拉萨制造了多起骚乱事件。
1989年6月4日起，CNN、“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连续很多天每隔几分钟滚动播出谴责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新闻和画面，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对中国实施制裁的5项措施，主要是：(一)暂停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二)暂停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三)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要延长逗留美国时间的请求。6月20日，布什又下令：(一)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贷款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考虑中的新贷款。(二)美国政府官员中断与中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助理部长级以上人员接触。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纷纷谴责中国、对中国实行类似的制裁。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和世界银行，也宣布对华制裁措施。7月16日，有日本参加的七国首脑会议(后来加上俄罗斯，称八国集团)，发表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的声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高潮。
在谴责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议会比政府更激烈。政府从现实利益出发，还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议会又同政党分不开。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中国态度很激烈，它们或组织群众游行，或发表声明支持对中国制裁，或宣布同中共暂停来往。
1989年6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除中止一切对华军售外，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欧共体(欧盟)国家也宣布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阻止欧盟对华军售。
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副部长以上人员的政治来往基本上停止了。中国不少驻西方国家大使馆原来“门庭若市”，突然变成“坐冷板凳”。中国代表团路过法国，法国不颁发过境签证。很多国家撤走了在华专家。世界银行的2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的5亿多美元贷款以及日本第三批折合58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都停了下来。美国还提出，要取消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只是正常贸易或非歧视性贸易，如没有这个待遇，税就高到很难进行贸易了)。美国取消了出售15架波音飞机的合同。当时中美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是美国帮助改造歼八飞机，价格达到8亿美元，由于美国毁约，白白损失了已经投入的资金，迟迟才被同意把送去改造的飞机拿回来。
1992年9月，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总金额58亿美元。法国在1991年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7亿美元的6艘护卫舰。
1989年6月4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公务、经贸人员和游客骤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一晚上只要10美元还包括早餐，但是很少有人住。
总之，西方的制裁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困难，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坚持原则，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采取分别对待，多做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发表声明，反对对中国施加压力、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央对外联络部做了工作，使1989年6月20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专门反对中国、禁止同中共来往的决议。
1989年7月，针对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措施，中国提出了取消1990年根据富尔布莱特计划向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停止接受美国派来“和平队”的计划，拒绝“美国之音”派来替补记者等。
美国带头提出停止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但是美国布什总统却一再给邓小平来信，并在1989年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同邓小平会谈。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摸底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想解决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方励之夫妇1989年6月后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问题；巴黎正在举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没有触犯美国，美国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在斯第二次访华前，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建议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注：以上谈话见《外交十记》)
七国首脑会议成员中最先放松制裁的是日本，由于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日美矛盾比较突出。1990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同年4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国际局(部)长爱知和男访华，并邀请中联部部长7月1日访日。这次访问建立了两国执政党的友好关系，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中联部部长时说：“在将要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孤立中国的立场。”他随即在7月9日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决定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1991年，海部俊树又是西方对华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班牙及其他西欧国家陆续放松了制裁。
反对制裁的斗争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开展了全方位、积极的外交工作。1990年，我国，同中断了二十多年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同新加坡建交。
随着东欧和苏联剧变，有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为中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倒下，对华施加了很大压力，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危胁论”。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斗争，反对讨论谴责中国的提案。每年都要为争取美国国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花费很大的力量。1989年12月，西方赐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布什总统开了接见达赖的先例；1993年以后，达赖访问美国的频率加快，最多一年达三次；克林顿总统曾5次接见达赖，小布什总统4次接见。1993年7、8月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有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它出动了多艘军舰、飞机，迫使“银河号”在海上漂流十多天后停靠达曼港，对船上全部628个集装箱开箱检查，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原料。1995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访问，打破了将近17年的不让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限制。
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国事互访。美国对华高层互访的禁令算是划上句号。但是不久又发生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上空美侦察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
二十年前的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没有把中国党和政府压垮。相反，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仍是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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