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 2010年第2期 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吴 昊 ]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反右”斗争，全国划了55万多右派。按当时的说法，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是就成立了一些专门改造右派的农场，把右派集中起来劳动改造。最大的当属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其次就得数河北省静海县的团泊洼农场了。送到团泊洼的右派，主要是来自国家公安部、北京军区、军委直属机关和河北省直属机关的右派，共800多名。当时农场挂的牌子是“河北省干部建设农场”。这块地原属于河北省公安厅第七劳改队。为了安置右派，第七劳改队把四分场腾了出来，一开始右派们住的就是关押劳改犯们的号子。
这800多名右派，除了个别人年纪稍长外，都和我一样，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我们这些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差不多都有一点辉煌的过去，不是反右斗争的重重一锤，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原来都认为自己是前途无限美好、会有无限作为的。经过1958年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种各样超强度的、没日没夜的体力劳动，以及1959年以后粮食定量逐渐减少，副食品极度匮乏，我们这800多名壮汉大多数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浮肿病人。1961年秋收过后，农场提出“劳逸结合”、“休养生息”、“备战来年”。那个冬天，基本上没干什么活，每半月检查一次身体，每一次都要脱得光光的量体重，每个人的体重都在日益减少，农场养的鸭子成群的饿死，养的猪也成群的饿死，茫茫大地，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人思考，让人忧虑。
农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右派们劳动没有军人押管，但整个农场的大圈是警卫森严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外面的消息也进不来。有些人有收音机，大多束之高阁，一是没时间、没精力听，二是身边的“拐棍们”总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偷听敌台，本来就“罪该万死”了，谁还愿再添新的罪过。但身边的事情、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想：
首先，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有些右派的家人也被饿死了，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的到农场的打谷场偷粮食，抢粮食……人们非常恐惧，非常不解：既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为什么连肚子也填不饱了；既然到处“莺歌燕舞”，为什么会出现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悲惨景象；右派分子发配来农场改造，何时是了?劳改犯人们是有期的，劳改右派则是无期的。这样做，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其次，“大跃进”白热化了，就连静海县团泊村也放出了亩产25万斤水稻的卫星。农场的领导坐不住了，他们跟风鼓劲，也要放个卫星，于是动员全场力量，用竹子和芦苇搭了一个大棚，有一亩大，周围设几盏探照灯，日夜照射，代替阳光，再架上几十个吹风机，保持日夜通风，地上铺了厚厚的化肥，撒了重重的农药，然后把30亩已经怀胎孕穗的稻秧连根带泥拔起来，移栽到大棚里，一棵挤着一棵，一穗挨着一穗，就像当时某些报刊上登的照片，小孩子上去也掉不下来。领导等着放“特大卫星”，并不时有人来参观采访，结果两周过后，移来的稻秧全部腐烂，大棚里臭气熏天，颗粒无收，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悲喜剧。农场领导通知我们，此事绝对不准外传，谁传出去谁就是给大跃进“抹黑”。
再次，按照农业生产季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自古皆然。但是农场却不然，越是冬天越是要大干快上，干什么呢?深翻地，广积肥。深翻地就是把地表的好土翻下去，把盐碱土翻上来。广积肥就是把割来的芦苇放在中间，周围用冻土块垒起来，然后把芦苇点燃，用烟把土块熏成肥料。按要求，是不许冒烟的，事实上做不到，到了夜晚，大地上到处“坟堆”，到处青烟，到处鬼火，很像古代战场。到了来年，深翻的土地不能种了，熏过的冻土也顶替不了肥料，人们白白的大干了一个冬天。
还有，大修水库。两山之间建坝，把河水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建水库的常识，谁都知道的。可是当时的农场领导却叫我们在平地上修水库。1960年元旦过后，全场人背着行李，直奔北大港，要在荒滩上建一座“北大港水库”。先要修一条大堤，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连泥、沙、水、冰都分不开，人们只能用泥水结成的冰块垒大坝，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午饭吃在工地，人们冻得发抖，几十天过后，大坝倒是垒起来了，但是谁看了谁摇头，总指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要叫我去坐牢杀头吗!这样的大坝，春天化冻，就成烂泥了。”于是采取补救措施，挖地三尺，取出土来，补修大坝，当时明令：“谁再往大坝上垒冰，谁就是反革命。”这样又折腾了半个月，“水泥”大坝总算修成了，但是到了春天还是变成了一堆烂泥。当然总指挥并没有坐牢杀头。
想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人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今却成了这个样子，像牛马一样的干活，吃的却不如猪狗。拉大便的时候，人人都要用手指头抠，用小木棍往出掏。农场把稻草烘干磨碎，做成窝头，让人们填肚子，吃是吃下去了，就是拉不出来。患有痔疮的人，大便一次，血染一片红，心惊肉跳，真不知道哪一天就把小命“交待”在这广袤的盐碱地上了。死吧，不忍，生吧，太难，于是悲观，悔恨，绝望，无奈，而每天听到的却是令人不解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是我们错了呢?还是时代的大船抛锚了?难道人就该这样活着吗?难道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吗?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国家的光明在哪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一大堆问题令人不解，人们在无奈、无助、无望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书本，想在马列主义原著中寻找答案，有些人三三两两地秘密交谈，也有些人酝酿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必要时给台上的执政者献计献策。
1963年1月23日，一个北风呼啸、天气奇冷的日子。上午，场部宣布，今天不出工了，开全场大会。各队各组清点人数，列队入场。主持会议的人，首先宣布会场纪律：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乱说乱动，不许离开会场，不许记笔记。管理干部们如临大敌，除了台上坐的，都分散在会场四周，他们的手始终插在裤袋里，似乎是随时准备掏“家伙”。会场的外面，还可以隐约看到端着枪的战士对会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右派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死一般的静寂，死一般的沉默，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宣布：今天的大会是宣布我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学会”，集团的首要分子有杨茁、郝应麟、高锡太……现在我宣布对他们实行逮捕。接着几个战士把一些人用绳子捆了起来，扔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卡车上。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大了起来，听得见自己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台上的人后来说了些什么，记不准确了，好像是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现行的反革命事件，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你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写出交待材料，你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和反革命集团是什么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持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什么时候散的会，怎么散的会，怎么回的住处，都不知道了。我当时是一个组的组长，队长第二天对我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发展对象有你，你要好好交待，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听了他的话，我倒反而镇静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事确实与我无关。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写交待材料，今天这个被隔离了，明天那个被监管了。以后又查出了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个叫方季安的同志，原是张家口某军校的教官，身体通电自杀了。再以后，又有万正东、钱广柱、李全兴、李少一、朱炳宣、卢志文、陈道沛、徐书麟、崔子恒等人被捕入狱；李由中、李端方、张肄少等人被开除公职(对右派的处理大部分是保留公职的)，送大苏庄农场劳动教养；杨佑民等人被开除公职，限制行动自由，准备入狱。在十分恐怖的气氛中，人们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但是，这些反革命集团，这些被捕、被劳教、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到底有些什么反革命行为?他们为什么是反革命?他们犯的是什么法?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平反后，查看这些人的档案，也没有一条符合法律规定的反革命罪行。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当年的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全部宣布为子虚乌有，活着的从监狱和劳改队放出来以后，他们又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工作了二三十年，有的人还当了相当大的官。而杨茁——这个被人十分尊敬的长者(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他已是四五十岁的长者了)病死狱中；郝应麟、万正东、高锡太、钱广柱等，这些铁铮铮的硬汉子，分别在不同的狱中被处决，罪名好像是组织越狱，不服管教，现行反革命等。1978年，在宣布“改正”他们的右派结论时，也为他们的冤案平反，他们都被宣布恢复军籍、党籍、行政级别，但所有这一切，只能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这些人大部是军人，多数在朝鲜打过仗，立过战功，即使是在“改造”过程中，也都是好样的；他们劳动积极，心怀坦荡，想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他们关心时局，读马列的书，想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献言献策。他们始终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誓言：“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钱广柱，我们都来自河北省省直机关，一去农场就分在一个组，他小我一岁，称我“吴兄”，我叫他“四郎”：他的上唇胡须较重，有点像日本人，不知是受了电影还是书籍的影响，我戏称他“钱广助四郎”，简称“四郎”。他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就参加革命了。他的歌唱得很好，嗓子粗犷、浑厚、深沉，典型的男中音。我爱听他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和《解放区的天》，后来我们不在一个组了，但见了面，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生性梗直，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组里有人体力差，劳动完不成定额，他常主动去帮他们；两个人抬大筐，他总是把绳子往自己一边拉一点。他说他家里很穷，只有父母。他入狱以后，我就断想他肯定是回不来了，因为他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他不会屈服，不会奉承，更不会诌媚，监狱的管教人员最不喜欢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也最不屑一顾他这样的人。据说他被处死的罪名是“组织越狱”，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服从管教，和狱吏们争长道短，肯定是有的。但他有理性、有知识，不会干非法、非分的事情。宣布右派改正的时候，对他的入狱被杀也同时宣布平反，组织上去他的家乡宣布此事，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邻里们好像也没有几个知道他这个人。想去凭吊他，如今连尸埋何处也不知道，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有那飘荡在浩渺的独流碱河上的歌声。“四郎!魂归何处?”
后来人们回忆，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会”，当时确有人在个别“知音”中进行过串联，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时，说他们的“纲领”是：“认真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批判能力。”“争取民主权利，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仰慕的前辈那样，在劳役中探求真理，充实自己，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农场的领导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对着干的，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他们的学习成果，心得，笔记，大多没有保留下来。只有杨佑民留下的两条文革时期的学习心得，曾在改正后的洼地难友中传阅。
杨佑民，湖北省武汉市人。1951年，17岁，从武汉第二中学参加军干校，1952年入朝参战，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1955年授少尉军衔，1956年入党，1957年回国，划右派。在农场时，涉嫌“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开除公职，每月发20元生活费，场里通知他“准备入狱”。他的两条“心得笔记”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多亏了同组的姚振华。姚原也是军人，老家四川省巴中县。杨佑民被宣布“准备入狱”后，把两条“心得”交给了姚振华，姚为了让将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就把这两条“心得”缝在了自己的被子里，以后，姚振华因为交代和杨佑民的“关系”，多次挨整，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始终没有背叛杨佑民的嘱托，把这两条心得笔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两条心得笔记吧。
其一：
……学习班提供了认识当前社会实际的直接体验，非常有益。边看戏，边思考，对社会生活现状的理解深刻多了。用一句话概括：空洞的教条造成了思维的伪诞；思维的伪诞神化了空洞的教条。出于种种需要，人们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教条，引用它，赞颂它，神话它的威力与效验，假话——伪诞思维说得越真、越好，越能投机，这是社会生活中普遍扮演的悲剧，也是喜剧、滑稽戏。台上台下，双重人格，两重心理，这要算是当前绝大多数人面临的精神苦闷与危机。除过社会上那些可怜的青年人而外。
可笑的是，万灵药到处可用，降神术到处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过这种贫困哲学的恶果：“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想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会走到和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论轻视辩证法便收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论者也陷入了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这是何等精辟的见解，用它来观察今天的现实生活，能看不出这种现代迷信的虚伪与荒唐吗?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在今天被颠倒了，而实际却是徒劳的。理论上的批判需要大块文章，事实却到处都存在。人们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整个国家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是什么?罪与罚，冤与直，真与伪，人们看得清，受得深，说得出，可不得不在意识决定存在上做文章、说假话，为什么?多数人出于无奈，少数人为了超生。而当局可以拿“出色的谎言”请功邀赏，……总有一天，事实要说话的。说出它本身所包含的真理，说出它的血与泪，爱与憎。……从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着眼，我不希望用刀枪说出真理，然而这要历史本身的机缘和目前这种矛盾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其二：
……的确，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非凡的阅历，也能洞察社会弊端。只要他的理性良知没有泯灭，只要他不浑浑噩噩混世的话，从普通老百姓到身经百战的统帅和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既无联系，且地位悬殊，但在人民疾苦、党和国家的盛衰这些大是大非面前，都有共同的忧愤，都难以保持缄默。或议论于基层，或上书于当朝，或慷慨呈词面斥群奸，不畏淫威，拂袖而去。他们视安富尊荣如同蔽屐，甘为真理而遭贬囚禁，这种浩然正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坚强，它一定会使更多的人沉思奋起。杀害、监禁、苦役，只能说明他们的卑鄙、恐惧，像蝙蝠一样，害怕真理的阳光。而这种法西斯暴行绝对阻止不了他们的灭亡命运。……这吃人的筵席一定会被掀翻，这些虐人害物的豺狼一定会被人民扫荡干净。……
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曾经召唤的那样：“如果人们是由感性世界和由此世界得来的经验中吸取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么，因此就应当那样地安排周围的世界：让人民从这个世界中认识真正人的东西；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中，习惯于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人的本性。……如果人的性格舒畅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应该使环境成为人的!”
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和千百万人的斗争实践，必然导致这一充满人性的光辉理想实现。决不是像今天这样你杀我砍、争权夺利、灭绝人性、煽动兽性的丑恶社会。今天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想毫无共同之处，只能是对她的亵渎。
……假如，一场伟大的斗争发出召唤，我们会自觉的投身其中，为共产主义的纯洁，决不会吝惜为她保存的热血和生命。……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迫害和剥夺，而我们的生活道路却永远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志。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认识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像害怕邪术一样不敢提及。相反地极力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的倒行逆施只能会从反面促使它加快到来，而绝不可能阻止它的暴发。至于暴发将采取何种形式，则以历史发展的机缘来决定。对外战争打不起来，一是别人不干，二是他们不敢。目前这种喊叫不过是为了向人民进攻的需要。内战倒是可能的。只要太上皇寿终，文争武斗必起。多乱可以兴邦，真理一定会胜利，暴风雨所诞生地将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1970年2月9日
两份缝在被子里，保存到右派改正，保存到宣布“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都是子虚乌有的学习心得，抄录完了，我一字未动，连标点符号也未动，文中那么多“……”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便猜想，还是把它们还给历史吧，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需要真实的!
这两份“心得”都是写在“文革”年代的，但确实是出自1963年就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反革命分子”杨佑民之手，而且是在宣布他“准备入狱”的日子里。在那个年代，有着同样行为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都被处决了，杨佑民免于一死，多亏了四川好汉姚振华，他为此挨了那么多打，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今天应该用四川话大声地说：“小姚!值得的!”因为只有这真实的记录才能告慰杨茁、郝应麟、高锡太、万正东、钱广柱等人的在天之灵：你们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你们的英灵应该就在团泊洼的上空!
(责任编辑 李 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