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陈乐民
[ 2010年第2期 思想者陈乐民 朱尚同 ]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资深学者陈乐民先生逝世后，我于今夏收到三联书店编辑寄来陈乐民先生百来幅书画作品的照片。乐民先生研究的是西学(重点是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但他对于“旧学”(沿用五四时期的说法)无论是文、史、哲都有精深的造诣，而且知书善画。在乐民先生周年祭将近之际，三联决定出版乐民先生的书画集——《一脉文心》，这些我都早知道。但当我拆开邮件，将近百来幅作品的照片摆在案上，“书卷”气扑面而来，作者的旧学修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爱，作者的个性和情趣，作者隐隐约约的出世情怀，宛若暗香疏影，依稀可见，我确为之惊诧了。
听说三联熟悉乐民先生在中西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的几位资深编辑，在先生逝世后，看到了这些书画，长叹息说：“这样的人将成绝响了!”
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乐民先生的文章，但还有更多话想讲，谈他的书画前，我想先说说我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学者所理解的乐民先生对世纪之交欧洲学研究的“奠基”和“启蒙”作用；说说他是如何“站在中国看欧洲”，如何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的。我认为要知道乐民先生之所以为乐民先生，才会明白“这样的人将成绝响”这句话的忧思是如此的沉重!
我想，乐民先生早就明白，遥远的欧洲文化与我书案上的中国书画二者之间是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深层通感的，这项研究正是他已开始做而来不及完成的“牵挂”之一。
八十岁的从事生物化学工作的我，就想照这样的思路写了。
去年读到过乐民先生谈胡适之先生以骚体译《哀希腊歌》的短文。说的是上个时代有些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旧学的底子就已经很坚实了，很通透了。惟其坚实与通透，便深知旧学的性质及其弊病。有了这种学养再进入西学，便能把他们所涉及的中、西学问吃得很饱、消化得很透，得其精髓。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虽各有不同，但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心里都是比较明白的。这样的大师从严复开始，可以开出一个不短的名单。
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令人惋惜的是，经过这五十来年，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已寥若晨星了。
就年龄而言，我同乐民先生是晚年才相识的朋友。就专业而言，我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七十岁以后才不时读一些研究欧洲和研究美国的书，很自然也认同乐民先生和中筠先生(资中筠，陈乐民夫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的许多卓识和远见，视他们为师友。我在和他们交往中，知道他们每当“书到用时”，常叹息自己虚耗年华三十年，与前辈师长有着不可追补的差距。我却以为在治学道路上，乐民先生与这些前辈倒有些相似，即他们在进入西学之前，都是在上个时代先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的。
2005年乐民先生戏作《仿孔夫子、胡绳院长自述铭》，称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误，一去三十年；三十未立，已成‘信徒’；五十初惑，惑而求解；六十迟知天命，粗解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回归自然……”
乐民先生是在上个时代完成高中学业的，童年由家学(母亲、兄长)启蒙，一边读小学和中学，一边另师从有旧学根底的先生(当年一个县有名望的中小学里，每有这样的学者)，读完了《孟子》、《论语》、《左传》、《战国策》、《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八大家文章、唐宋诗词。四五岁开始练字，由楷而行草，间以隶篆，十余年未懈。国画十岁从师，十三四岁即参加过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画展，从习王石谷始，转向宋、元、明的文人画，如米芾、倪云林等，尤其是遍观了当时故宫画展，专注揣摩，对一些画派的精微处和区别了然于心，融会为自己艺文修养的源泉。这种诗、文、书、画四者的全面熏陶，是从今日任何学校无法得到的。直到晚年，他写文章，一本稿纸，一支毛笔，全凭腹稿，一次成文。
早在中学时期，乐民先生就立定志向，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要像胡适之先生一样，潜心学问，写书，写“大书”。“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他二十岁以前，和近七十岁以后为学的宗旨(抗日战争中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很失望)。但大学毕业后，这种澹泊宁静的志向，在现实政治中一再出现了裂缝。他经受过多次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他说，我也曾多次努力往好处想，但尔后又是更深的失望。他说，他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是“平平庸庸、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唯上是从”的三十年。自认颇有些“傲气”，说“这三十年没有自我，是人生中‘大材小用’的一段，或者准确地说，是‘材无所用’的一段”。我从他写的随笔中懂得，他说的“用”，不是“辅弼之臣”或“翰林学士”(今之自封或官封的智囊之类)；他不仅不担心“不才明主弃”，恰是“求弃”。由于从1953年开始的这半个多世纪说不清的风雨苍黄，他只能在无可奈何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和人格的尊严。
他在送给何方先生的纸扇上题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安定城楼》，借诗言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廻天地入扁舟。”“永忆江湖归白发”，流露了他的某些“出世”情怀，他常引陶渊明《归园田居》，慨叹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请人刻过一枚闲章“云无心以出岫”，从表面看俨如一个魏晋风骨的五柳先生。中筠先生以为这是他与顾准、李慎之、李锐等革命先辈异趣之处。这些革命先辈都是思想型的政治家，或政治型的思想家，都首先着眼于促进现实政治的改革。他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还自承颇有些“学究气”。当然，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同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同有“欲廻天地”之志，所欲“廻”的同是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五四”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那么“异趣”，异在哪里呢?诗中说“欲廻天地入扁舟”，异在“扁舟”的含义罢!那些前辈的“扁舟”，是李锐老人诗中说的：“关怀莫过朝中事”；而乐民先生的“扁舟”，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是“以出世的情怀，作人世的事业”(朱光潜语)——乐民先生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只求给他一片自由自在研究学问的天地而已，岂有他哉!
幸而有了改革开放，从1987年到2008年，在政治形势因改革开放时或有所宽松之际，他以“皓首穷理”的精神，一连出版了二十本有关欧洲与中西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文、史、哲、艺文方面的随笔集，我粗略估算，共达五百来万字(杂见于各报刊未收入集子的未计在内)。乐民兄走了以后，他的遗著《对话欧洲》和《启蒙札记》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中筠大姐整理遗稿时方始发现，他还留下了数十万字研究中西文化“边角料”(生前自称)，一页页用毛笔小楷写就的文章，自题为“碎石集”，稍加整理，即可出版。
除了文章，他还留下了数百幅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书画作品，全是六七十岁后的寄情之作。显示了乐民先生厚实广博的文化底蕴。
这十来年是乐民先生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我清楚记得，四年前我和妻子去北京，与他和中筠先生，还有朱正、徐庆全先生一起到餐馆去，他撑着手杖，带着和蔼、含蓄的启蒙绅士风度，慢步走在稍后。我知道，经过十来年的血液透析，他的体能正日益走下坡路，但我却是怎么也想象不出，如此老病衰年，乐民先生却能宛如“明月出天山”，苍茫游刃于中、西和今、古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昂扬喷薄而出，并将其“出世”情怀升华于治学之中，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他是如何做到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碑铭》)，乐民先生已经“从心所欲，回归自然”了，外物与我何有哉!
1983年6月，乐民先生转入了中国社科院西欧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大可纪念的日子，一去给他的任务是什么都不用管，写有关欧洲的书。这才开始进入“粗解自由”的年月，为将一生所学回馈社会作准备了。
此前，乐民先生虽名为从事了三十年与欧洲有关的工作，又因此在欧洲生活过好些年，但说真的，他除了自己学习和领悟外，只是在五十年代刚进入清华头一年多，对西学稍有涉猎，来不及登堂入室。当时院系虽尚未调整，大师尚在，但清华园非复往日，已是山雨欲来了。
乐民先生去年8月16日给我的一封很长的信中，说自己在离开大学三十多年之后，直到80年代后半以及90年代，受了王国维和冯友兰的启迪，才从“国际问题”转向文明史(着重于思想史)，这是他在“文革”中彷徨十年后惑而求解之际，正从宋明理学转弯抹角通向莱布尼兹、康德哲学的时期。他说：“发现西方文明史(或说文化史、思想史)是一扇大窗户，推开来望去竟是一片绚丽夺目的、色彩斑斓的风景。我在其中感到陶醉，不能自拔。”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旧约、阿奎那，读到培根、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斯密、康德、黑格尔，以及圣西门、欧文、马克思、蒲鲁东，直至尼采等人，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了这许多。这番阅读补了50年代大学不敢教的课，为他自己系统地勾画了西方文化史的大致轮廓，帮助自己从“国际关系”进到历史文化的新天地。
有了这些，他在写《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时，开始感到所谓“国际关系”只是最表面的层次，尽管这“表层”非常丰富多彩或惊心动魄，只有历史文明问题才是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有“波匈事件”?为什么有“布拉格之春”?只有论从“史”出，史因“哲”悟，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才能懂得这都有一个东、西欧洲本来共有的“同源文明”，在东欧被野蛮政治遮盖住了的问题。而真正要将国际问题往深处做，研究者本身必须是通才，有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解释说：“国际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虽然很感动人，如我写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前前后后，一波三折，十分有戏剧性。但仍然反映不出欧洲文明和文化丰富的、变化多端的内涵。也不能满足我在对历史长河探索的一种‘冲动感’；我不可能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感受到我所向往的美学价值，那实在是太‘功利’、太‘形而下’了，它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心智上的欲求。”看得出，乐民先生已经在理性学术之路上蓦然回首，准备登上“灯火阑珊处”自己所追寻的“启蒙号”扁舟了。
恰逢其会，这时巴黎大学一次学术会议，题目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同一性和现代性”，副题是“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乐民先生由此悟到，“欧洲观念”反映的是两种含义的交织。一方面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即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许多世纪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形成的，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即所谓“欧洲精神”，这是同一性；另一方面欧洲又是由不同民族的国家组成的，例如英国，它和欧洲大陆仅一海峡之隔，但民情迥异，这就像丘吉尔始终坚持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关系是“欧洲与英国”，而不是“欧洲的英国”。欧洲的“民族主义”始终坚持这一方面。这是多样性。上升到理论，“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欧洲古往今来的一种“常态”。欧洲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两个相合而又相分的悖论，这种无介蒂地承认在一致中的多元，和在多元中的一致，是欧洲优秀人文精神的体现，亚洲办不到，非洲也办不到。我以为这较之当年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求同存异”，要高一个理性阶梯；因为“求同存异”按当时毛泽东坚持的哲学原则，是只承认“一分为二”，视“合二为一”为异端邪说的，“存异”后怎么办?历史事实俱在，不是求同的余音未了，又“斗”起来了吗?
欧洲的这种悖论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特别在欧洲成为工业欧洲之后，欧洲“认同”和“趋同”意识，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历史上民族对立以至“世仇”的情绪。今天法国中学生读都德举世闻名的小说《最后一课》，肯定不会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感受了。这种历史文化发展的理念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柏林墙终究要被具有“欧洲精神”的东、西德老百姓共同冲垮，东欧也终究会走向欧盟和欧洲议会，历史的脚步本来就是这样走的，反对有什么用呢?
乐民先生说：“当我发现欧洲历史上的思想上的时分时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现象时，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我觉得我找到了理解欧洲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线索和门径。”
此后，他由治欧洲史转向问津欧洲哲学，又因“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为研究中、西文化史，再一次浏览了中国哲学。乐民先生进而游刃于文化的中西之间、今古之间，一是把欧洲作为一种“文明概念”进行贯通考察；二是对中西文化思想作一番通解，即先从严又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明白中西文化二者之异，知道决不能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又从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明白了如何去寻求中西文化思想这相反又相辅两方面的“深层通感”。察其异，会其通。循此下去，顿悟于如何用康德的“二律背反”来做学问。他以为康德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非常之讲道理，他根据欧洲当时的现实进入观念，把历史(过去)和未来二者本身的两面都说到了。康德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面性，是一个彻底的唯理主义者，他最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的社会应该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世界政府”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深层次哲学上是可以相通的。“东西融通之桥梁乃在康德”(牟宗三语)，康德逐渐成了乐民先生研究欧洲的启蒙者。
乐民先生在去年8月16日给我的同一长信中说：“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90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得出自20世纪90年代始，他的心境和治学已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2003年6月乐民、周弘先生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修订版)》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第1—3章是周弘先生写的)，虽然他自己对这一版“仍不满意”，仍是“悔其‘老’作”，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和此后的《欧洲文明十五讲》(北大出版社，2004)以及《冷眼向洋书系之
20世纪的欧洲》(三联书店，2007年修订版)等集中在五年内出版的这三本书，我以为确是欧洲研究的大事。这些书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八股腔”，不是来自或译自外国人的著作，而是自1950年，即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欧洲，是“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体悟”出来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这些书是叫人明白的，从历史哲学和启蒙的角度叫人明白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奠定了世纪交替之际我国欧洲学的基础。我以为，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这三本书抓住了欧洲文化精粹的内核——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欧洲精神，探讨了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指出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观念或政治、经济观念，尤其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概念，代表了一种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成熟的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西方文明率先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欧洲的经验辐射、扩展而走向全世界。直到1950年以前，世界的学者、东方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有谁不承认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事实呢?现在全世界与现代化有关的，诸如科学技术、自由贸易、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没有一样不是源自欧洲的。
当然在这个辐射的过程中存在福祸相倚，也是必然的。乐民先生对此亦有深刻的阐述，如“全球化的悖论”等。
研究中西文化应该着眼于它的“史”的“轨迹”，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底格”。读通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精神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民主、自由精神。西方有这两宗法宝，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贯通的，工业化是水到渠成的。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的。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这样朝代相因的历史，如不与西方文明相遇是断断打不破的。如从中西不同历史哲学找原因，西方重自然，中国重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思维。剑桥大学李约瑟讲了那么多中国科学发展史，但讲来讲去只是“技术”，终归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所以需要“补课”，需要“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当然，中国将来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有个前提的，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按张东荪等人的意见，首应从19世纪中选取，因为此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人权、民主、宪政、权力制衡等等，正是中国所缺少的：“老实说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得回到中国刚向西方打开门户时的一句老话，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学我们没有的东西，说来说去还是应继续迎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仍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不是抱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放，就该承认，相对于欧洲，无论是国民素质(如国民的文化、科学、道德、保健、环境、公民意识等等)，还是国家管理(仅以敢于反思、官员廉洁、行政效能、司法公正、贫富差距、政府本身运转成本而言)，我们不是仍然处于“赶”的位置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年取得成就的经验来源，最终还得到西方去找，要开放、要人世，要实行市场经济、要同国际接轨，年复一年派大批官员出国学习……其中缘故，还需费辞吗?
乐民在2008年8月16日给我的长信中说他在治学中，马克思帮了大忙。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全球化”，发现过去读《共产党宣言》都白读了，到这时他脑子里才有了“世界历史”的观念，才懂得了读《共产党宣言》该着重理解什么。其二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刚一开头就被压下去了，有人好不容易开了点窍，遭到迎头一棒，病至不起。他则借此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知道有人是可以一方面“把马克思放在神龛上，而做的事，说的话，却都是反马的”。他说，这场讨论如果允许继续下去，必定要提出“人权”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这还了得!
在上述同一长信中，乐民还写道：“从此我一读再读三种外国书，第一是康德，第二是黑格尔，第三是洛克、休谟。我发现马克思既‘化解’了前人，又把一切都‘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实用化’了。他的思想亮光不幸被埋没在里面了。以致各种颜色混杂在一处，只露出了‘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为马克思可惜，他的过人才华被自己扭曲了。”这些话是他的独特之见，也表示了他极不赞成将学术研究“实用化”和“政治化”的学者立场。
乐民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名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可以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因此他在给我的同一信中说，“我曾想用‘马克思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因为主义往往是‘排他’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化的。‘学说’则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是‘多元’的，是允许不同意见的。”
乐民先生的文章亦史、亦文、亦哲，他赞同陈衡哲先生所说：历史不是叫人哭的，也不是叫人笑的，乃是叫人明白的。他的文章蕴厚、含蓄、融汇中西、深入浅出；但点睛处又十分犀利，一语中的，全都是让人明白的。
陈乐民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文化史的一员，而不是唯一。今人的任务是既要研究他，更要超越他。马克思确实是伟大的，但毕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他同意陈衡哲先生所说，自己是深受唯物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承认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他说他从不认为历史的解释只能是一元的。以多元代替一元，无疑是破除各种“八股”，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法门”。他问：写学术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完完全全依从某一理论框架那样“起承转合”呢?
乐民对于“欧洲精神”的阐述，既得益于张东荪、陈序经、冯友兰等大师，又自有创见，表现了他勇敢的启蒙学者之风。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他以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19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一种我称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至于之所以用“自由主义”而没有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因“资本”而生发出的主义，而“自由主义”则重在人的精神。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由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是由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而不是先有“主义”，再限制自由，以期实现人为的、先验的“主义”，所以说是历史、文化的自然进程。“五四”时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扬弃而又扬弃，就是“民主与科学”。他公开宣称“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他明确说，他不反对他的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出版后的座谈会上，称他为“自由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终其一生，他不停步的在求索，耻为附庸；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活得更明白，“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他曾说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老来终于破网而出了。
乐民先生这百来幅书画作品都是搁笔三十余年之后，即六十来岁之后，偶尔的遣兴寄情之作。与他从事的西方文化研究对照看，我觉得恍如有了两位乐民先生。由此而更理解他在上个世纪末为何对“西化”和“传统”产生了难于化解的矛盾。一个是坚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坚持五四启蒙精神的乐民先生：“在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并没有导向现代化。”另一个乐民先生则是：“在感情上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在传统和现代化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这一边。”后来两个乐民先生“合二而一”了，因为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
我虽因家世渊源，也喜好中国书画，可真正是外行。但看乐民先生的字，就算是外行，只要稍有中国文化修养，也看得出真是“清新俊逸”，赵(孟頫)中含王和欧，一幅幅，一行行，一字字，看来如信步山林，自然自在，吟啸徐行，“书卷”气尽在其中。他的画着意追求寒林浅水、疏朗空灵的画风和“秋叶初霜、平林淡远(染)”余味不尽的境界，一孤松、一小桥、一山、一水、一石，都在“简淡雅”中含着剪不断的“文”的韵味和内涵。他极爱中国书画，讲究诗书画三者相通的神韵，但对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不足，心里却是极清楚明白的。
乐民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昭示着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性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中国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多么精彩!
乐民兄在告别人世之际是心有牵挂，言犹未尽的。他在2008年11月12日“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绝笔中写道：“我个人最难说的事，就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多长?)修订《欧洲文明》的两本书，最近几年我又积累不少思想……我感到我正在向某种‘历史哲学’迈步。”他还说，他在思想上已进入了新的“转变时期”：“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向把它看做更为繁难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模型化’。例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等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出发的‘摹本’。我晚年想做而可能做不成的问题，就是探索西方文明何以产生出这么多‘摹本’……”又说：“古今中外，我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理解了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了自己……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指康德的理念一本文作者注)，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但是岁不我与，照现在情况看，很可能做不出什么，终于将是一桩遗憾的个人‘牵挂’。”——在写这些时，离他告别中筠大姐和家人，告别朋友、告别人类和告别他倾心相许的人间学问，已经只有三十六天了。
像乐民兄这样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这样汇萃中西、今古文化于一身的人文学者，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艺术根底，这样的超乎物外、身体力行的启蒙者，难道真成绝响?难道我们真可以听任其成为绝响?
本文为纪念乐民先生而作，以他自己的话作为本文的未结束语：
我经几十年的反复思考，“站在东方看西方”，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我只能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作为学者的责任感，至于这种良知和这种责任感究竟有没有客观效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2009年11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