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 2010年第4期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金 津 ]
我小学六年所在的北京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其学生家长不是中央或各部委高官,就是长期出使在外的共产党干部,如新华社的、外交部的、中央调查部的,等等。我们班的慧敏,以及要好的小萍、小玲,都是中联部的。好像隐隐约约知道她们是外国人。中联部这样的孩子前前后后有几十个,都在育英。
直至文革后期,那时我们早已升入中学,才互相从同学口中知道,他们都是东南亚共产党即当时中共“兄弟党”的子女,有泰(国)共的、缅(甸)共的、印(度)尼(西亚)共的、日(本)共的、马(来西亚)共的、越(南)共的,等等。由于中联部是负责处理“兄弟党”事务的部门,所以这些孩子都由中联部管理。
再相见,就是去年育英学校六十周年大庆了。在相逢的欣喜中,才知道小萍、小玲是泰共的孩子,而慧敏是马共的孩子。慧敏的爸爸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代任马共总书记,一直是马共的领导者之一。慧敏姐弟五个都是育英的。她对我说:不管今天的社会怎样评价毛泽东,我们都会永远感激他。
一句话,把我深深地带进一段历史中。
我非常好奇的是她父亲现在怎样了?马共现在怎样了?马共武装还有吗?中共对马共的支持是怎样结束的?她们为什么那么感谢毛泽东?这些同学离开育英、离开中国后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现在都在做什么?……
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
2009年12月初,我同已经定居在香港的慧敏到了泰国南部的合艾市,随她一起参加纪念《合艾和平协议》二十周年活动,不但见到了慧敏爸爸(92岁高龄)和慧敏姐弟,以及其他马共子弟的育英学友;还见到了作为传奇人物的马共总书记陈平(86岁),以及那么多的前马共人民军成员。
纪念活动是由前马共人民军成员发起的。在他们的邀请下,泰国军方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并致祝贺,共同纪念《合艾协议》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布景是这样:最上方横幅是“《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二十周年纪念会”;正中一行大字“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显然是主办方意愿的表达;在这两句话的中间,则是那张著名的照片——泰军方查哇力上将、马政府旺西迪拿督和马共的陈平总书记,三方首席代表当年签署《合艾协议》后握手相庆的历史时刻。舞台布景全部是用泰、马、中、英四国文字;下面会议主持者即前马共人民军成员,也是用这四种语言主持纪念大会。
在陈平、泰军方代表和马政府代表走进会场时,真的是掌声雷动,四五十架摄影机对着他们,准确地说,主要是对准陈平。这位带着马共人民军在丛林中抗争了几十年的传奇人物,吸引了无数记者。我带着相机根本挤不进去,干脆掉过头来拍照那些蜂拥的记者。那两天,闻讯而来的记者把合艾所有的酒店都住满了。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宣布:“为双方在武装冲突中牺牲的人员默哀一分钟”。此时全场起立,肃静默哀。那一刻,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丢掉历史仇恨,像对待自己失去的亲人一样对待冲突中的对方死难者;和平历史的前行,是多么需要博大与包容啊!
之后陈平在他坐着发言时,又一次以老迈的身躯独自缓缓站起,特意“为在冲突中无辜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钟”。
这是《合艾协议》带给我们的永远的感动。
没有尊严的谈判导致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
我曾经问过慧敏:你父亲对于马共最终没有取得政权,有没有失落感?慧敏说她也曾经这样问过她的父亲。她父亲对这一切都非常看得开。她父亲说,我们共产党当初搞革命就是为了使社会平等,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如今现在社会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变化,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马共是于1930年,在当时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的见证下正式成立的。当时马共开展了反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日本军队打进马来亚后,作为统治者的英国人不战而降,马共采取联英抗日政策,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全国一半土地。战后,陈平等由于其抗日功绩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马共的这段历史,被马来亚社会广泛认同,至今没有人去抹煞它。
但是,英国恢复了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把马共当死敌。在马来亚本土,要求马来亚独立的有多种政治力量,英国人退出势在必行。关键是它怎么退?它到处讲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源自外国阴谋,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说,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了,因此它英国保留在马来亚半岛的驻军是合理的,“是保护,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蒙巴顿语)。在那“非东即西”两个阵营的冷战年代,只要打出“反共”的大旗,就有“市场”;当然反之,只要打起“反西方”的大旗,也一样。那时人们看世界,没有今天“多元”的概念。把对方妖魔化,往往是出于需要。
为此,亲西方的马来亚当局同样不接受马共,同样与马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955年的华玲谈判,本是马共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向马当局释放出来的和解信息。之前马共领导人去莫斯科,中联部部长部长王稼祥也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共同研究马共武装斗争问题,形成《苏共与中共联和意见》。这份意见书认为,从马来亚的整体形势看,极难开展长期武装斗争,应全力保存自己的干部和游击队,在城市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从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转变为非法活动的斗争形式。
1955年马共与马来西亚当局在马来亚北部吉打地区的一个小镇——华玲举行了谈判,史称“华玲谈判”。马共提出的最高要求是让政府承认马共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最低要求是,放下武器后马共人员行动自由,可以自由参加任何现有政党,可以组成一个新的不叫“共产党”的政党……但是没有谈成。当权者一定要把马共的愿意和谈叫做“同意投降”。这是没有尊严的谈判,马共当然不接受。当权者当时就是这样对陈平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国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让步——不是我们向你们让步,就是你们向我们让步。这两种思想意识——你们的和我们的——是永远不能相容的。”他还拿中国向陈平举例说,马来亚是个小国,而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还有那么一个小岛可以去。
结果就是,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政府不停的追剿,以期消灭马共武装力量;马共武装不停地反击或打击政府武装,在丛林中建立根据地。谁都不能否认,双方都伤及了无辜,双方都失去了那么多的父亲、儿子……
毛泽东: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
陈平:我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
中共真正考虑给马共经济援助,始于华玲谈判以后。
1956年毛泽东接见慧敏爸爸及其他马共领导。慧敏爸爸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说:你们给中联部的报告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在(华玲)和谈会议中,阿都拉赫曼威胁马共投降,陈平同志坚决拒绝,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下去。”这是英雄。
毛主席又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
毛主席讲完,大家没有出声,都默许、领会主席的一番话……
这次会面,让马共的领导又高兴,又心生疑问:中联部提出要我们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
1957年8月,马来亚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1959年,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减到600人左右,被迫转移到泰国南部。
1961年,苏共和中共关系已破裂。毛泽东认为苏共已成为修正主义政党;世界革命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中共党的肩上。那年陈平前往北京途中经河内,见到刚从北京回国的越共领导人黎笋。黎笋对他说,几天前,毛泽东亲自告诉他,革命很快就会席卷东南亚诸国。毛泽东预测越南、柬埔寨、泰国及马来亚政权都会垮台。这是当时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解读,它导致了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武装的直接经济援助,也就是所谓的“输出革命”。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领导受邀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会谈。他有书回忆过这段。
邓小平打开话匣子。他通知我们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剧变。……邓小平深知缅甸、老挝、泰国以及印尼共产党同志的心思和算盘。这些兄弟党当时都在中国维持重要的训练设备。
邓小平强调说,就策略上而言,东南亚的整体形势对我们在马来亚的斗争越来越有利。他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我们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
我在一瞬间震惊了。……
心理上,我们发觉处于更加艰难的窘境。我们在昔罗经历了好几个月思想上的挣扎,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问,“如果我们恢复武装斗争,中国能够给我们哪些援助?”
邓小平显然有备而来。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都在关注马来亚共产党的处境。……邓小平向我保证,如果能够达成协定,中国会支持我们。
……在此之前,每每提及向中国要求直接援助的事情,我总是觉得尴尬。然而,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我察觉到中国一直都在资助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党。这些兄弟党都有派驻代表在北京,也有大批人员参加各种训练计划。
陈平与在国内的马共领导反复磋商后,决定放弃18个月前拟定的准备“转”的方针,接纳北京的建议,重振武装斗争的旗鼓。
因此,当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交谈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立场就是,马来亚共产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我们直截了当表明不要武器和弹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运送这些配备到马来亚会遭遇什么难题。我们要的是货币。
我们和中央联络部的磋商历时几个星期,非常成功。这是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以来,党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得到保证。
……我们每年向中国提交经费要求。预算案是以美金计算,但是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所要的货币。北京会随着需求的情况相应增加我们的预算。这些总体安排一直维持到中国在1989年终止援助为止。
1967年1月,中国正在文革的高潮中。康生代表中共与马共召开党对党会议。康生在会上对陈平等人大讲中共在马来亚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一条是王稼祥执行的刘邓反革命路线,即是指王稼祥带马共领导人赴莫斯科与苏共联络部讨论马共革命后形成的上述“联合书面意见”。康生说这个意见的“中心问题是否定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大批王稼祥;还大批印尼共领导人艾地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武装斗争等。
同月,毛泽东再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时曾表示:他们(指刘、邓、王)这样大胆,要你们转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向我请示过,没问过我的意见。
但是这次的接见,又给了马共极大的帮助。慧敏爸爸是这样记的——
毛主席问:党对党会议开得怎么样?
陈平抓住这次的好时机,一开始就切入主题:这次拜见毛主席,想向毛主席提出一点要求。
毛主席:说吧。
陈平:我们想向毛主席要求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
毛主席尚未开口,康生迫不及待的说:你们和泰共共用一个怎样?
陈平及我们几个一行人不约而同说道:不行,很不方便。
毛主席听后,不容置疑地说:就给他们一个吧!
康生便连连答道:好,好。给一个,给一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我们终于获得了我们迫切渴望已久的强大宣传工具——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毛主席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陈平:请主席能增加给我党我军的援款经费。
毛主席非常爽快地答应批下来:好,要多少给多少。康生,你去办。
陈平:感谢毛主席。
接下来,毛主席把接见我们代表团的谈话带入了他的主题。
毛主席:马共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调了两个师进来北京。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我没有办法,只好依靠群众。你们帮我们一手啊!
后边都是在讲他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给马共的广播电台设在湖南的一个深山里。中国提供全部设备及日常开支,马共的人负责编写文章和播音。慧敏就是那个时候从部队到了广播电台的,还在那里找到了终身伴侣:对方也曾是育英的马共孩子,后来上了人大附中,初三没毕业,就被马共派到越南,接受越共的军事训练(越共当时在为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培养军事人才),之后到了广播电台。慧敏妹妹也去了那里。
一段时间,这个电台对马来西亚武装革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需要与街坊邻居相安无事
中国发生政治巨变起源于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逝世。他们带走了那个对抗的时代。
终于跳出“左祸”的包围,邓小平独自面对自己对中国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是极其现实的。他要中国不能再“左”下去,不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自己说想给谁就给谁;他要带领中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因而,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他同时考虑的是,不想让周边国家都反对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与街坊邻居的相安无事。当然为此街坊邻居也会以“相安”做交易,给中国施加压力。
陈平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记载:
1979年,我从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口中得知,中国已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调低对当时泰国政府的批评,具体说就是要求泰共电台别再发表言论贬低当时的泰国总理。泰共不肯这么做,还选择关闭了电台。我聆听这些事实,但不妄加评论。(中国给泰共的广播电台建在昆明。)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见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广播电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我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一番寒暄过后,他语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这次会面商定电台关闭的时间是1981年6月底。
实际上,邓小平已于1978年就访问了吉隆坡;已经鼓励马共寻求和平方案。进入1982年,中联部向陈平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并从此开始有计划的递减。
《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1980年代东欧联盟正在解体,冷战即将结束;世界趋于和缓,对立走向沟通。
《合艾和平协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达成的。
马共在与政府的武装对抗中,根据地已经迁到了泰、马边境的泰国一方(北马到泰南)。泰、马政府曾组成联合部队围剿马共人民军。但马共人民军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一向表示尊重泰王国政府及泰王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并没有像马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之间来得那样深仇大恨。
在80年代中期,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互相发出过愿意和谈的信号,并有了接触。两三年后在泰军方的促成下,马政府也开始进入接触,是为三方会谈初始。
之后,经过五轮艰苦的三方高级会谈,一系列细节问题达成协议。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年,“六四”那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解体那年——12月2日,在泰国南部的合艾市,该协议签署。
说来真令人感慨。马共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还和华玲谈判时一样,而且远比华玲谈判时的细节令人满意得多。真的是时代不同了。被冠之以“多元”的政治时代到来了。
《合艾协议》在讲到停止武装斗争时,是这样用词的:
本协议将有效地和光荣地停止马共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
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为泰马边境地区和马来亚带来繁荣、稳定和安全;
宣布马共停止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是一项理性的行为,不在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声明中使用诸如“投降”或“妥协”之类毁誉性的字眼;
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的马来西亚公民成员,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组织政党(当然还是不能叫“共产党”)……
对马共的要求主要在销毁武器、提供准确的人员名单(用以为其办理合法证件及得到各项安置待遇)等等。
和解,说的是公平合理地解决争端,没有任何一方存有所谓“失败”或“投降”之意。这是《合艾协议》的实质所在。马来亚人民军是自行解散的,其武器是在泰、马双方官员的见证下(注意:不是监督下!)自行销毁的。这是马共向国际社会表达本身和解诚意的一项积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对马共来说,是多么有尊严的放下武器!
泰国给愿意留在马共根据地泰南勿洞乡的前人民军成员之安置待遇非同小可:
为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建立4个新村,都叫和平村。并给与他们下列支援:
每户拨给土地15莱(每莱为1600平方米),作为耕种之用(后来大多数家庭是种植橡胶树,割胶;这两年卖胶的价格非常好);
每户拨给四分之一莱(即40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房舍面积;
每村拨予相当于全村面积的10%的土地作为公共用地;
每户拨予建筑材料2.6万铢(当时大约25铢等于1美元);
每村拨予建筑材料用于建造:一所宗教礼拜场所,一间会议室,一个医疗中心;每人每日22铢的生活补助,为期3年……
乐意接受并向那些不愿意回马来西亚或前往第三国家的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施加援助,允许他们在这4个村庄里定居,并享有与众人一样的权利;等等。
我在看到这些文字前,就已知道,慧敏爸爸和慧敏的两个弟弟,以及绝大多数前人民军成员,就是在勿洞和平村这样生活的,生活得欣欣向荣。我真不敢想象,政府不怕这些共产党聚在一起再闹事吗?他们怎么敢让这些人住在一起?还不得一人塞一个地方,让你们谁也找不着谁!可是人家说,有共同经历的人才有共同语言,才会觉得生活有意思。
这纯粹是由前马共成员建起的和平村,现在已经成了“仙境般的”旅游胜地,景点包括挂有马、恩、列、斯、毛画像的当年的党校课堂,当年的军事指挥部,等等。泰王后去过,诗琳通公主去过,朱拉蓬公主更是去过。她们都去看望那些前共产党人民军,谈他们的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等,对这些新泰国公民充满了关爱。和平村以前是由军方管理的,自朱拉蓬公主去过后,就改为由政府管理,也就是在朱拉蓬公主的名下管理,为此把这4个和平村命名为朱拉蓬公主村。朱拉蓬公主多次拨出款项帮助村里建设。
还有让我瞠目结舌的呢!合艾的纪念活动结束后,我和慧敏姐妹到曼谷(慧敏的姐姐现在马来西亚生活,她的妹妹则在曼谷)与小萍、小玲相聚,还有其他在曼谷的育英学校学友,当然大多是泰共的孩子。他们现在的工作,多与他们良好的中文、泰文有关。他们大家AA制请我们育英同学吃正儿八摆泰国大餐;我们同去的育英同学有好几个是像我这样的——和马共、泰共没任何关系,仅仅因为是育英,仅仅因为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听小萍小玲讲起,她们又要进山到泰共当年打游击的根据地去了,每年一次纪念活动,连做旅游,十分尽兴。我很好奇:没有人干涉你们吗?
“怎么会呢?我们还会请地方官员或当地驻军一起参加呢!又唱又跳!”
“政府还出钱,让我们在森林边的地方把当年我们游击队的营房、靶场、食堂等等复制出来,让游客看当年游击战争的场景,因为之前我们的营地都在深山里,不方便旅游。”
真不可思议!
看来执政者的宽厚与包容心态,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要素。
那个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对于马共和他们的后代来说,当今时代生活的主题已经是互联网、环保、挣钱、教育,等等了。
只有我,还是在想着“政权”。我问慧敏:如果马来亚共产党当初夺取了政权(上个时代的主题),那么今天有可能认同民众选举吗(这个时代的主题)?如果被选下来了,是否要专政?是否会说“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无数生命打下来的”?慧敏和我相互对望,突然我们都笑了。
我为此敬佩马来亚共产党。它不以夺取政权作为衡量自己革命是否胜利的标准。它与《合艾和平协议》一起光荣地留在了历史中。
这样一个协议,相信也能够对发生在当今地球上的各种武装冲突,利益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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