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的尊严
[ 2010年第5期 何家栋的尊严·杜 光 ]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留给社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对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铎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铎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铎，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铎、赵一曼、方志敏等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的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与传诵的话题。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成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和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20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绍介，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2004年，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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