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
[ 2010年第5期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陈泊微 ]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社在天桥西边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当时的门牌是华仁路六号，包括我家在内约有几十户家庭住进了这个宿舍。不久，我们就常听到悠扬的钢琴声从三单元楼里传了出来。听人说，有一位老干部住在三单元二楼。他家有一架旧钢琴，是一个有音乐爱好的家庭。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来自老太行的老干部，名叫林韦，是报社编委会八大编委之一。有个星期日，有一个中年人站在三单元门口拉起了手风琴，这人中等身材，有副红润的大脸盘，一脸天真浑厚的表情，这个老干部就是林韦。他拉手风琴的神情很投入，好像整个精神都沉浸在琴声里，一副陶然欲醉的样子。当时听到他拉手风琴的声音，我心里就想，这个编委颇不寻常，不但有光荣的根据地斗争历史，工作水平和能力一定也很强，而且又有这样高雅的音乐兴趣。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位和林韦早就很熟悉的老编辑黄植听见琴声时曾问过他：“林韦同志，我们不懂音乐，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乐曲才算好音乐？”林韦回答说：“凡是你听得好听的乐曲，就是好音乐。”
时间过得很快，说话就到了1957年。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政治激荡的年头。一阵鸣放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击“右派”的猛烈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号角。真没想到，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们宿舍那位拉手风琴的林韦!后来得知，林韦是奉胡乔木之命执笔的。当时他是负责报道政治运动的新闻部主任，胡乔木素来欣赏林韦简洁爽利的文笔。
1957年下半年，正当“反右斗争”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农村部的李庄主任奉调准备去莫斯科任职，已经不管农村部的工作了。没有多久，社里派来了一位新主任，他就是林韦。我在过去写过的两篇文章中曾经说过，1957年中，我曾在胡风问题上说过“错话”，被人抓住，受了批判，但是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未受到党籍处分，就是因为两位有力的领导人保护了我，一位是农村部前主任李庄，另一位就是后来的部主任林韦。不但是我，农村部里其他有过“错误”言论的人，也都安全地过了“反右斗争”这一关。所以我说过，整个农村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安全岛”。
在“文革”结束后，林韦的夫人李克林大姐曾向人透露，林韦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部内同志，曾经受过一些压力，因为当年社内曾有人向林韦提出陈某等人的问题(意思是要把陈某等人端出来严加批判，甚至考虑给“定性”)，这种意见，都被林韦挡回去了。林韦向人们解释说：“部里年轻干部一时胡涂，说了错话，不属于向党进攻的问题。”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敢于这样尽力保护本部门的干部，确实是要承受几分政治风险的。
不久以前，当年农村部的老同事何燕凌还向我说起一件事。在1957年那些紧张斗争的日子里，林韦主任总是煞费苦心地保护部下，比如上面要求各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排队”的时候，林韦就说：“我们部里的人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大约是1958年夏天，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进入了“整改”阶段，农村部开过两次会，主要对我的“错误”问题进行批评和帮助。林韦曾在会上针对我的问题作了发言，尽管对我批评的分量很重，但是说来说去都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这样，我就算是最后平安地过了运动关。这以后，在工作上我仍然被重用，林韦主任照样让我撰写评论和社论。
转过年，也就是1959年初，报社有一批干部下放到地方劳动锻炼。我参加了去辽宁的下放队，在岫岩县山沟里劳动了将近一年。同年冬季，劳动锻炼结束，我们回到报社。这时报社里一场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了，人事上有些变动，我们农村部已经换了部主任。这时我才知道，全社只定了一个“戴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人竟然是我们农村部的主任林韦!我不禁大吃一惊!有人告诉我说，林韦“戴帽”后被降了三级，已经下放到甘肃去了。三年后，林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得到了平反，听说他已经被调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去了。又过去了几年，我搬出了永安路宿舍，紧接着就是十年“文革”。所以，在十几年间，我一直没能再见到林韦。“文革”结束以后，听说林韦的工作又有变动，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去了。
1983年春季，我结束了驻日记者工作回到了报社，突然得知林韦患上了脑血栓，已经坐上了轮椅。有一次，我到报社南区宿舍去看望林韦、李克林夫妇，没想到，林韦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刚走进林韦的房间，李克林大姐就喊道：“老林，陈泊微来看你啦!”这时候，林韦立刻伸出一只大手握住我的手不放，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依然神志清晰，但已不能说话了!当时我也几乎哭出来。一年后的春节期间，我到林家拜年，卧在床上的林韦，听见问候声，只能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他已经不能和我握手了!
1990年4月24日，数年卧床不起、成了植物人的林韦，离开了人间，享年只有75岁。
林韦是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给我的感觉是，他文笔犀利，文理清晰流畅，时露警语锋芒。他曾做过理论部主任，平时有理论思考的兴趣，但谈吐很朴实，毫无教条气味。“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成了这个学术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成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本来可以大展身手，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孰料身染重病，天不予寿，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令人痛惜不已。
林韦的人品，格外令人敬重。如果让我用几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仁慈、赤诚、浑厚；他是一个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为人刚正不阿，诚实敢言。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利害的纯正的性情中人。他一贯反对说假话，就像眼睛里不能进沙粒一样，他绝对不能容忍把错误说成正确；当一个普遍性的错误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寝食不安，要大声疾呼，难免发些议论。1959年他到安徽农村采访，看到到处闹饥荒和饿死人的事实，就向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痛陈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要罪证。他平时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发些议论，都被当做反“三面红旗”的材料。尤其是有人揭露他说过这样一句“尖端”的话：“没想到革命三十年，竟出了一个饥饿的中国，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人还揭发说，他诬蔑大办人民公社和实行供给制，说出了“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愚蠢，敢包六亿人的生活”这样的话。他每天在这种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声音的包围中精神异常痛苦，夜不能眠，以致患上了冠心病。据李克林回忆说，林韦从甘肃回来以后，仍然睡不着觉，常在夜间把她叫醒，说道：“饿死人还不让说，难道我们许多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吗？难道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吗？”他还说：“彭老总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多老同志都不说真话？党内生活肯定有问题。”他在病重卧床期间，让一位青年把《彭德怀自述》读给他听，他听着听着流泪不止，泣不成声。夫人李克林赶快阻止说：“不要再念下去了。”
林韦去世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谈起林韦的为人，克林大姐说了这么一段话：“林韦这个人不会装扮，是个直肠子，怎么想就怎么说，那句关于‘饥饿中国’的话就是这么冒出来的。所以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他太天真，性子激烈。政治运动这么多，他这样的人能逃得了吗？”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高潮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平日的好朋友揭发了林韦许多条言论。后来，林韦对李克林说，他不恨当时给他“定性”的人，也不怨他的朋友，因为是在运动中，只要是不歪曲事实，都能理解。他还说：“新华社定了七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人民日报社没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冷西也交不了账。”从这里可以看出，林韦为人的宽厚和胸怀的开阔。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起草“六·八”社论那件事，他对老伴说：“我这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只有起草那篇社论，使我永远感到愧疚!”李克林对他说：“你那是奉命执笔，社论的话都是胡乔木口授的，那里面只用了你的一句话。”
林韦有音乐的天赋，读过太原师范，当过音乐教师。1937年到延安后，他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刊主编，当时音乐家郑律成也在抗大工作，两人曾合作创作了数首抗日歌曲。数年前，有位朋友把从郑律成作曲集中发现的三首林韦作词的抗日歌曲的复印件寄给了我，这就是：《黎明曲》、《今日的九一八》和《十月革命进行曲》。特别是《黎明曲》，曾经在各抗日根据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林韦逝世后，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悼念林韦同志》(《中国青年报》1990年8月22日3版)。作者林琼写道：“这支歌当时曾响遍了延安，很快传遍了大西北，传到了华东地区。当时我们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一群革命青年，几乎天天都唱这首歌，因为那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和曲调，是那样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林韦有一个高素质的家庭。50年代中期，他的夫人李克林曾任我们农村部的副主任，是人民日报社内数一数二的农村问题专家。他们夫妇的为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一贯反对说假话，反对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夫妻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真是天生的一对!李克林的特点是为人公道、正直、豁达，敢说真话。有许多李克林式的“名言”常为同事们所称道，例如她说：“有调查研究的人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的人倒有发言权!”类似针对现实弊病一针见血的话就不再列举了。李克林大姐在生活上极为俭朴，把省下的钱寄给家乡小学，还给回到农村的老保姆寄去了大笔“退休金”。在报社内部提起李克林大姐有口皆碑，在她的晚年，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李老太”。这位大姐于2003年8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依她生前的遗嘱：遗体捐给医院做科研之用。
林韦与李克林于1938年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结婚。李克林说：“我在太行六年，生了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大女儿都寄养在老乡家里是农民的奶汁养大的。他们对农民很有感情。”据我所知，林韦的两个女儿都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科技工作。他的小女儿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儿子李向南原在一家报社工作，现已退休。
林韦逝世以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发现在林韦生前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件写在白布上的条幅，上写“怀念林韦，耿耿赤心，可昭日月”几个遒劲的大字，落款是王晶尧，写于1990年5月25日。当时我还不知道“王晶尧”是何许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王晶尧原来是林韦、李克林的儿女亲家，是一位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老干部。他的夫人就是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被校内红卫兵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他们的女儿王思是李向南的妻子，也就是林、李的儿媳，她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我了解到他们之间如此这般的亲戚关系，心中波澜起伏，感叹不已。
林韦前辈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那可昭日月的赤诚忠心，他那不顾一己得失荣辱、坚决捍卫真理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激励着后人向上向善的一种精神力量!
(陈泊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25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早年曾就读于长春大学和辽东新闻学校。1946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共。1947年7月至1954年先后在《辽东日报》、《东北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自1954年9月起，先后供职于《人民日报》财经组、农村部、国际部、理论部。曾任国际部副主任。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先后任驻东京、驻香港首席记者。1987年底离休。)(责任编辑李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