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
[ 2010年第5期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薛攀皋 ]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一个假命题把两家科研机构逼上梁山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提出办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文汇报》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学家深入实际、虚心向群众学习”，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麦、水稻、棉花高产能手，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范长江、于光远主持座谈会。范、于当时都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成员。于光远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科学家与农民打擂台竞放“卫星”
7月5日和6日两天，会议组织者安排各地丰产能手介绍丰产经验、大胆创造的事迹，以及当年下半年和次年的计划。7月7日，各地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所。7月8日，分为小麦、水稻、棉花三组座谈。名为交流经验，实际是展开了高指标大战。
为了迎接这次农业丰产座谈会，生物学部早在7月2日晚就召开了有北京地区生物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科学家参加的准备会。在会上，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谢鑫鹤同志讲了话。他说：目前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者要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常规，跟上形势。大跃进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以虚带实，走群众路线，提倡集体主义、大协作。在研究工作中应该贯彻以任务带动学科，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这样，不仅研究目的性明确、具体，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工作，而且通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学科的发展。科学工作者要多快好省进行工作，就必须把实验室的工作同六亿人民的创造结合起来。他鼓励大家办试验田，并表示院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没有对产量提出具体要求。
在预备会上，大家表示要“通过试验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四个大丰收”。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动物所、昆虫所、应用真菌学所、植物所和遗传室等八个单位大协作，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账：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亩产指标调整为：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迅速提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紧张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敢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小麦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指标10万斤；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指标为7万斤。
多数科学家和农民都心知肚明，亩产万斤是绝无其事，但只能假戏“真做”。
中国科学院不惜血本放小麦“卫星”
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在京的生物学单位负责人、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农场工人代表组成的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下设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并由几个研究所(室)党组织的书记组成领导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丰产试验田的准备工作。
由于生物学部所属京区研究机构没有合适的试验用地，实际在北京只种了小麦高产“卫星”田，而且是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6亩地进行试验。
紧接着是采购颗粒肥料、混合肥料和有机肥料。7月中旬，从内蒙古采购的几火车皮马粪运抵北京清华园车站。中国科学院院部调动十多辆卡车，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室)派出50多名职工，把这些马粪从火车上卸下装上卡车转运到试验地，从当天中午直到晚上10点钟才抢运完。我参加了这次抢运劳动。
8月8日开始进行深耕整地，按对比试验的要求，根据不同耕翻土地的深度、播种量和施肥量整理出许多实验小区。为此，生物学部京区单位抽调出396名职工和研究技术人员，采取军事化组织，分为三班每昼夜24小时不停地轮流施工。据会议的记录，土地耕翻的深度和每亩施用肥料(底肥)的种类和数量如下(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领导小组1958年8月7日下午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9月26日播种小麦。各试验小区的播种量折合每亩从50斤以下到50斤、100斤、200斤、240斤，最多的竟高达460斤。
1959年，小麦越冬返青逐渐生长茂盛。试验田里，为促进通风，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白天鼓风机齐鸣；为增加光照，晚上灯光如同白昼。许多研究技术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到明知注定要失败的高产试验。可土地并不按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臆想做酬答。1959年6月底收获麦子，7月11日，生物学部丰产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宣布产量(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1959年7月11日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生物学部不但亩产6万斤小麦“卫星”上不了天，甚至连亩产千斤也没有达到，但这是老老实实劳动的结果。前年在擂台上，陕西、河南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扬言要超过科研单位，放小麦亩产10万斤的“卫星”，其结果也不怎么样。原先于光远同志声称，科研机构赛不过农民就要摘牌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除奉命与农民竞赛种小麦“卫星”试验田外，还派出大约200名研究技术人员，到国内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去设立基点。让研究技术人员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农民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的大面积丰产和放“卫星”的经验，并“力争在思想上、生产上、技术上、理论上四大丰收，把自己改造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干部”。在农村设立的基点：1958年20个，1959年30个，1960年25个。其中，1960年的25个基点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湖北、广东、江苏、江西、四川等15个省、市、自治区，在那些地方进行“五同”的有15个研究所派出的193名研究技术人员。这么多研究技术人员在农村坚持了三年。由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连年减收，农村粮食严重短缺，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陆续撤离回到原研究所工作。这么多人，在那么多基点呆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发现一颗“卫星”是真的，也没有找到大面积的高产丰产田。
毛泽东确信亩产万斤、几万斤
“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很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他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他还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在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的“创造”诞生了。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文中及以上引文见：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风讯台，1958-11-15)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说真话难
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毛泽东心情越来越愉快，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包括良种等)。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黄宗甄：《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同志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反右派、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给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大大挫伤了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了扭转极左的不良作风，恢复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并且由国家科委于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几位领导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大会上或小组会上，对自己做的过头事或说的过头话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拉近了同科学工作者的距离。
于光远同志在广州会议小组会上，检讨了自己于1958年组织农民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放粮食高产“卫星”这件事。我当时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听说他就此做了自我批评，但由于会议简报没有刊发他的发言，不了解具体内容。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第1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
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李真真：《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6)：27-28)
于光远接着说：
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主席，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就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同上书，27-2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反对盲目高度密植水稻(转引自《黑云滚滚的“广州会议”》，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科研批判》1967(2)：11-15)，不赞成在广东大面积推广种植辽宁高产粳稻(武衡：《科学战线五十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陶铸不但不听，反而对他进行批判，结果造成广东水稻产量严重减产。在广州会议上，陶铸作为东道主在开幕式讲话时，一开始就向丁老当面道歉，承认错误。
陈毅副总理在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也向大家道歉，承认错误。在他列举的许多事件中，也包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以上粮食，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据我所知，195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过他的《广东番禺县访问记》，其中提到，“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薯、5万斤水稻的事实。”
高级领导干部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错误是不多见的。这同样需要勇气，而勇气是来自责任感。在广州会议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现场，我耳闻目睹了几位高级领导自我检讨批评。当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用热烈的掌声予以回应时，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些领导同志的包容、谅解和尊重，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有委屈，也有屈辱。
就我自己而言，那时是生物学部办公室的科员，没有任何“官职”，并不处在决策的地位，只做具体工作，但也是放高产“卫星”的拥护者。在全国科联的丰产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曾以《风讯台》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学农民赶农民超农民——生物学部办丰产试验田》的报道，通篇都是当时时尚的套话。在那场放“卫星”的运动中，人们的心态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我在大学读了四年，前两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后两年是大陆解放以后。当时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清廉亲民，让我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感到共产党好。因此，我对共产党号召要办的事，对于党报的报道，没有怀疑过。此外，我对农业生产没有感性和理性的知识，甚至连一亩地有多大都没有概念，况且那么著名的大科学家根据科学推算，稻麦如果能利用一年里照射到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那么亩产4万多斤是可能的。1958年秋收前夕，我到湖北、河南农村，实地参观高产水稻“卫星”田，明显看出了把几亩地甚至几十亩地的水稻在快要成熟时，合并移植到一丘地上的弄虚作假的手法。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一种莫名的上当受骗感涌上心头，也为前面提到的自己写过的那篇报道而汗颜。
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或者小麦，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命题。而这个不具可行性的命题，不经过任何论证，就把两个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逼上梁山去跟农民竞赛比高低。这是中外科学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方夜谭式的事件。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主事的领导同志事后也承认错误，做过反思。那么，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
“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又是从“放卫星”开始的。薄一波同志认为问题出在我们丢掉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他说，1958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24-725页)。
问题是，就算这些负责干部调查了，也知道了真相，在当时情况下，又敢不敢说真话呢？1958年7月，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把60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到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程，放了一颗亩产60436斤的水稻大“卫星”。陶铸对此是了解的，可他所做的也只是带着深为内疚的心情对秘书马恩成说：“我有生之年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
我想，做调查研究固然重要，而更实质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和法制。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推动了“正当的”个人崇拜，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他错误批判按党内民主准则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并在会后发动“反右倾”运动，粗暴践踏党内民主。它的后果是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党很难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更大失误。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原生物学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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