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元和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交往
[ 2010年第8期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交往 ]
刘顺元和胡耀邦本不相识,他们虽互知其人,却从无往来。“文革”结束,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关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一次讲话,引起刘顺元致信胡耀邦,说:希望见面一谈,本人无车,请派车来接。胡耀邦看到信后,亲自登门,接刘顺元到家中叙谈。刘顺元和胡耀邦这才有了联系,且有共识。刘顺元在南京大学关于真理问题的一次讲话,引起胡耀邦的关注,考虑请他来京参加拨乱反正。
刘顺元的思考
“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的刘顺元,对党内没有了民主,个人专断,很是担忧;对林彪大搞个人迷信,极为厌恶;对毛主席喜欢林彪等人的吹捧,并重用他们,很有看法……他甚感不能说真话、实话,言不由衷之苦,不想再干下去了。当时党内高层一些老同志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分歧明显,形势严峻有同感。深知刘顺元的同志,有人劝他少讲话,有人劝他早点休息算了。1963年9月,刘顺元向省委请病假,谢客,闭门读书。
“文革”来了,倒行逆施,全国大乱,江苏也不例外。红卫兵包围,省委无法正常办公,被迫转入地下;省委一位领导彭冲同志被揪斗、关押、受辱;著名教育家吴天石夫妇被毒打、摧残致死;曾经和刘顺元在国民党监狱共患难的老战友王范同志抗拒“文革”,举枪自杀,以死进言毛主席,他指出“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刘顺元悲愤之极,先后两次昏倒,他忍无可忍,又无能为力,感到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准备服安眠药一死了之。幸被夫人鲍有荪发现,对他说:你不能死,你曾经负责审查的上千出狱难友,无人证明,他们怎么办?刘顺元这才打消了死的念头,活了下来。刘顺元电报中央,要求彻底离职休养,他搬到乡间,准备盖两间茅屋,读书、种菜,度余生。
事隔不久,茅屋还未盖,刘顺元被揪回南京,游街、批斗、入狱,和省委的同事们共难十年,无自由、无人权!
多年来,刘顺元一直思考着“文革”的发生,“四人帮”出现的前因后果,他重读马恩列,研究“文革”,研究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他格外关注国内外、党内外的形势,每天不仅注意收听中央台的广播,看国内报纸,还收听英、美、日等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多方打听邓小平等老同志是否出来了。他对毛主席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不放心。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批示),一个人放心不行,要看老百姓放心不放心,我就不放心。他对“一举粉碎”中的华国锋是肯定的,但是,他认为单靠华国锋恐怕解决不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问题,毛主席定的事要否定,他可能没有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胆量!党的十一大召开,他满怀信心,高兴得买鞭炮准备庆祝,听到会议公报后,不放了。他认为放鞭炮为时过早,纠“左”谈何容易!小平同志主政,他感到有了希望。
刘顺元和胡耀邦相见叙谈
刘顺元得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讲话中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刘顺元对夫人说:这就是说,毛主席批的冤假错案也要平反。他认为这个讲话冲破了“两个凡事”的禁区;他感到拨乱反正、纠“左”有了希望;他钦佩胡耀邦的胆识。
1977年12月,刘顺元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2月,刘顺元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到阜外医院检查身体、治病。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来京参加会议,他的次子(我爱人)在北京工作,和蒙难多年、久别的父亲相聚,谈得很多。老人对时政,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心,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总结“文革”的教训,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振兴中华之大事。他赞扬耀邦同志的大智大勇,很想和耀邦同志见面一谈。果然,他致信耀邦,与耀邦同志相见,一席谈,找到了知音,更加高兴。可惜此次谈话没有记录。我们只知其大概,谈的是有关中兴党的事业的大事。幸好丁群同志所写《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上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这件事,特抄录如下:
“他是一向坚持不到中央领导人家里串门的。以前他多次去北京开会,连在淮南共过患难的刘少奇,也没有前去登门拜谒,以避讨好上级之嫌。可是1978年2月……他却主动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希望与他面谈一次”。
“胡耀邦以前虽然没有与刘顺元共过事,但是也知道他是一位忠实耿直、识见过人的老革命家。他接信后不是派驾驶员,而是亲自到京西宾馆来看望刘顺元,并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深谈起来。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面临着‘光武中兴’的时期,希望刘顺元这样的老同志能助一臂之力。刘顺元说,他很赞赏耀邦同志敢于冲破禁区的胆识。不过‘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实践上的错误,而且是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要彻底拨乱反正,还需要破除迷信,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观点,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耀邦频频点头称是,说现在党内思想僵化的情况还很严重,要实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要待以时日,而且要找到一个使全党不致受到太大震动的契机。这次深谈增进了这两位革命家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刘顺元在南京大学讲真理问题,胡耀邦极为关注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不久,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反响很大,分歧很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赞同;党内一部分高干、有的省市领导人认为是“砍旗”,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表示反对;党内长期受极“左”思想禁锢,不理解、转不过弯子,或不敢表态的大有人在,就连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不介入”。此时此刻,刘顺元对夫人鲍有荪说:小平、耀邦同志把头提在手上反对“两个凡是”,我也该站出来讲话了。1978年9月初,刘顺元到南京大学演讲,这是他“文革”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从理论上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文革”的出现,发源于党的领袖的左倾理论观点,发源于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制度受到了彻底破坏,这种阴影至今还在中国上空徘徊。他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等口号,阐述了民主、法制等问题。讲话得到了南大师生的好评;受到了省里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有“毒”,应予批判。在场旁听的《光明日报》记者赤布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对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起了南北呼应的作用,立即整理记录送到北京,《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同志看后,认为这个讲话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急送耀邦同志,耀邦看后说,刘顺元把南方一些省的沉闷局面冲破了。耀邦同志四处打听刘顺元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把他调到北京来参加拨乱反正的工作。(见《刘顺元传》)当时刘顺元已是75岁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我们曾听说,有人建议他来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久,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委他以重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1978年12月23日,刘顺元再次到南京大学讲话,与9月讲话基调相同,不仅重申了9月讲话中所讲的有关阶级斗争、民主与法制等一些敏感的问题,还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他说:“不能再搞穷革命了”,再搞下去“就不是穷革命,而是穷反革命了”。1979年2月2日,刘顺元离开南京前,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欢送会上讲话,比在南大的两次讲话,更深了一层。(后两次讲话见《刘顺元文集》)
刘顺元为什么两次到南京大学对师生们讲话,他是有考虑的。他一向重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首先要唤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了,冲破“左”的禁锢就有了力量。刘顺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曾有过多次讲话,《刘顺元文集》中有部分收录。
刘顺元来京工作参加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为第二、第三书记。刘顺元来京工作,他被指定为中纪委五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承担中纪委的日常工作。他参加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审理“两案”的领导小组,和张启龙同志共同负责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工作。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认为刘少奇案是“文革”中的最大遗留问题,对刘少奇的平反不宜久拖。他对刘少奇案、瞿秋白案、陶铸案等特大案件的平反做了不少工作。为党的建设,他不仅参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制定,为“准则”的实施他讲话呼吁并身体力行。他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贯彻“准则”的座谈会上,大讲干部制度中终身制的弊端,并强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立即上书,要求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告别终身制。这是小平同志讲话后,中央收到的第一份主动要求离职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他离京回到曾经久居的南京落户度晚年,不参加政事,很少公开露面。
刘顺元和胡耀邦的友谊
刘顺元对当时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很信任,评价很高。他说:“不可能找到比他们还强的领导班子了”;“四人帮”粉碎后在这么混乱、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不论是在原则上、战略上、措施上,稳扎稳打,步步前进”。他还说:“有话可以讲,那还是现在”。他虽年事已高,但很有信心,对形势很乐观。他给在京工作的次子写信说:“三中全会,中央领导格局定了,大局定了。我认为这已经是很好的局面,看来还可以发展得更好些。今后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搞四个现代化是没有疑问了。但实际工作仍会是复杂的、艰苦的……”他对江苏省社科院理论界的朋友们说:现在“正处在大转变的前夜,曙光在前,光明在前。时代给了我们责任,时代提供了我们活动的舞台,大家要踏踏实实地干它一番事业。”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他很尽力。他常赞扬耀邦,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我很佩服他”。在一些讲话中,常引用耀邦的观点。例如,1980年6月21日,刘顺元在贯彻“准则”的一个座谈会上,从耀邦所讲的制度问题、思想体系问题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他说,耀邦的讲话在“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解放,因为他从出现‘四人帮’的问题,联系到我们的制度,联系到我们的思想体系。”刘顺元根据耀邦讲的这两条着重讲了干部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是委派的,而且是上面委派的”,因而“干部的眼睛往上看,他不想往下看”,还是终身制,“一辈子做官到死”,“还跟上一个世袭,老子是干部,儿子也得是干部”。他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有严重缺陷”,“成了官僚集权制”。他还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方面的问题。他说:“要是耀邦同志不讲话,我看出了问题,也没有这个胆讲这个话”。他说:耀邦的讲话是“贯彻‘准则’的指导思想”,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善党的领导,端正思想体系,充实思想体系”。(见《刘顺元文集》)
胡耀邦对刘顺元很尊重、很关注,促膝谈心,委以重任。刘顺元告老离职后,一次耀邦到南京,在会场上没有看到刘顺元,特地请刘顺元到自己下榻之处会晤,谈了一个多小时。1982年,离职后的刘顺元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场上,一个个点名询问老同志们的情况,第二个点名的就是刘顺元。他问刘老退下来以后干些什么?刘老回答:一读书、二下棋、三锄草。耀邦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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