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市场化造就经济奇迹
《
21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
30
年保持
10%
的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们通常将其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其实是不对称的，如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完全放开，要素市场的扭曲依然十分严重与普遍。您认为造成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为今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哪些困难？
盛洪：
经济奇迹的产生，和背后的制度变迁有关。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少一点，市场经济多一点，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一些。如此持续，经济就实现了高速增长。从过去30年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是不断减少的。但是到最近两三年，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由于掌握对一些资源的控制权，不仅享受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好处，也享受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所以，这些政府部门从要素市场退出的速度在减慢。国有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他们从自在走向自觉，发现了垄断的好处。以前垄断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利益，但是现在垄断成为他们自觉设立和维护的权力。
形成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加剧收入分配的矛盾。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当中，国企跟非国企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一些研究表明，国企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5-10倍。这个差距不仅是数字差距，而是分配原则的不公正。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不是依赖于劳动付出，不是依赖于对产品质量的改进和产品成本的降低，而是依赖于垄断的地位，依赖于少交税负和利润，依赖于不交或者少交资源租金。实际上他们是在滥用公权力来占全国人民的便宜，这对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1世纪》：
全球危机之后，各国的公共债务负担变得十分沉重，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美国和许多其它发达国家将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您预期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多少年，而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盛洪：
低增长、高通胀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基本结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必须不断地去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不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但在经济低弥的时候，政府就要采取扩张政策。所以，当大量的货币和资金投入到一些效益比较低的领域，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会很快，但是通胀压力会加剧。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中国的政治决定了政府更依赖于 GDP 的增长，来维系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注定将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美国经济从长期来看，呈现逐渐衰落的趋势，相对实力会逐渐下降。过去美国靠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去发行美元，再吸引外国资本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实现资金平衡，这种局面会被打破。将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少的贸易赤字，更少地吸引外国资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不要期待美国市场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过去 30 年 靠美国市场来发展出口的模式将无以为继。中国必然更多地是靠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应该是有巨大潜力的。
《
21
世纪》；过去
30
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利益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迄今为止，您如何理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盛洪：
中国现在城市化率只有 50% 左右，西方国家都达到 80~90% 了。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之所以在全球各国中一枝独秀，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城市化会带来很大的投资需求，并且会创造永久性的消费需求，比如很多的农村人进入到城市，他们的消费模式会发生变化，原来他们每年货币化的消费非常少，并且消费水平非常低。但当这些人进入城市，一方面他们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他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城市化本身会创造更多国内需求。将来中国肯定要实现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转移，转到更多依赖内需的方向上来。
《21世纪》：
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结构性问题，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是表现之一，原因是什么？如何理解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盛洪：
服务业更多地依赖于人跟人之间交易的稳定性，依赖于政府创造出的较好的服务业环境。如果缺乏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服务业就很难发展。服务业一般规模比较小，这些小型企业承受不了政府过多的介入、干预。由于服务业多是小型企业，交易的关系就会不稳定，加上所生产的产品不是像制造业那样是标准化的，不利于形成市场和定价，使得服务业的交易难度比较大。
从地方政府来看，他们多是 GDP 导向的，所以更愿意投资扶持制造业，制造业的产品一般是大规模生产的，可以销售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而服务业相对来讲是非标准的、小规模的，对于比较好大喜功的那些地方政府来讲，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不足。但是，服务业实际上是城市投资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服务业不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也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像金融、财会、法律等服务。服务业的发展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效果是比较间接的，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从就业来讲，服务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就业压力、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所以地方政府应提高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
《21世纪》：
随着结构调整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发展新能源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迄今为止，迄今为止，市场和政府，谁是这一轮结构调整的主角
?
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的做法，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革？
盛洪：
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扭曲，还是由于市场化不够造成的，市场并没有向所有企业公平的开放。所以现在淘汰落后产能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是落后产能，这些企业在市场上就不再有优势，通过市场制度就可以淘汰掉，为什么要由政府出面呢？
有些产业也许从技术上看是很落后的，但是从制度上看是很有效率的，比如石油行业中的一些小企业，可能在规模上比较小，在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但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存在，给石油行业增加了竞争性，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有效率的。根据淘汰落后产能把这些小企业关闭后，只剩下几个超大型的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所带来的资源浪费，要比所谓的落后产能大得多。垄断企业的效率很低，同时又从社会分配中拿到很大的比例，这才是真正的落后。所以，还是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来决定淘汰落后产能。只有在个别的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可以适当的进行某种介入，如对建立新能源网点进行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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