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徐友渔

地点：湖北蕲春青石中学多媒体教室

整理：崔鹏

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徐友渔，受邀来与大家做思想方面的交流。我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条件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到这里来追求思想，很不简单。

之前已经有老师讲过这个题目，因此我有些抗拒。后来他们发了很多给我参考，看完之后我信心大增，相信自己肯定比他们讲得好。

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常与人交流生活做人的事情，在当地也为人所知。一般人交流，期望听到成功的经历。大家有这样的期待吗？如果有，大家会失望的。向我讨教的人，远比我要成功。怎么为人处事，怎么做更高明？在这个意义上，我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提供给大家。虽然我已经退休了，在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追求生命的价值，我还在探索，这种探索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之所以敢讲，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大概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中最标准的老三届。1947 年出生，1966 年文革，1977 年大学生。在这种意义上，我作为一个标本，可以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意识形态，经过文革，大学重新开放后又回到大学，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值得了解，而是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样本，我讲的内容具有社会学意义。

在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最大，至今，家庭给我都留下深深的印记。父亲 1901 年出生，从湖北迁到四川，他的老师是武昌高师的黄侃。他们那个时代，是一个追求理想改造社会的时代，1922 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父亲就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 年加入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后来整顿四川省委的地下党时入狱，亲戚朋友把他营救出来。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受的是这样的教育。这里还想说的是，后来我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进行反思，过程非常艰难，但当我把反思坚持下去，结果非常彻底。第二，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在小伙伴中就是思想领袖，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事情。后来父亲脱离队伍之后，是有问题的，因此我的家庭出身是不好的，考试成绩最好但政治成分很差。即使到现在，始终在关心中国的命运，变迁，国家大事。

小时候，我的家庭观念非常淡漠，很多年几乎一个月最多见一次父母亲。那时大炼钢铁，经历永远不停息的斗争，学校在炼钢。当时有一半时间不上课，而是捡煤。中国永远运动不断。

追求人生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书，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我指的不是这类书。大概在十年前，招研究生，我把第一名招到自己门下，他是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我问他是否看过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书，是否看过《复活》，提到的都没有看过。我说这些专业知识是没有用处的，第一点要看书，这是年轻人开始思考人生必须要看的书，可以提供一辈子的营养。在刚开始思索人生的时候，要看充满人道主义的书，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价值观是不行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复活》，俄罗斯很深厚的自我批判，道德的自我完善，在社会学中并不是好的作品，但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非常有意义。我非常推崇约翰克里斯多夫，讲到了爱情、亲情、友情，在自我奋斗过程中创造性的冲动是如何产生的，处在什么样的迷醉状态中，你能想象到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批判这本书的是姚文元，他警告我们这些年轻人，让你看反动派就是这么坏的。这本书充满人道主义的魅力，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当你现在碰到任何精神上的问题时，都能到这本书中找到根源。

文革对我的影响最大，由于自己的政治社会观念，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因此大不一样。我小时候一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特别听团支书的话，拼命地否定自己，那时候的词叫做脱胎换骨。我的入团介绍人议论我的进步问题，说徐友渔怎么从不汇报思想。这对我刺激很大。我觉得自己当然是追求进步的，要获得进步的理念，但思想汇报与我天生独立的思想格格不入。为什么要汇报，你们是上帝的代言人，我是信徒？不仅在政治上把自己当做二等公民，还要求得到组织的肯定。当时追求进步就是学毛主席著作，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讲矛盾论实践论讲得好，不是去学马列，是靠拢组织，就是要汇报你周围同学的思想，我要报告自己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做到的。汇报情况就是打小报告。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优越的国家，但天生是有原罪的。后来文化革命爆发了，思想上有很大的冲动，现在回头来看是走火入魔的。谁去考大学，谁就是落后分子，当革命者才是唯一的归宿，我宁愿去山上当农民。文革非常厉害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幻觉，我们终于可以参加革命了。偶尔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我们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参与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宿一定是革命。文革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大家都极其兴奋，觉得以前的生活很平庸，现在可以像父辈那样革命，觉得大时代一下子向自己迎面而来。

我觉得那时候在中国没有多少思想超前的冷静，都是极度的狂热、兴奋，写大字报，批判自己的校长、自己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地下党员，不可能当很大的官，革命资历很老，初中高中校长的资历非常好，这位女校长提倡母爱教育，一个老师应该像母亲关爱子女一样，这被批判成为反革命。语文教师讲的就是意识形态，被拳打脚踢。我没有做过缺德的事情，当初要做这种事情是需要有资格的，我没有资格。挖空心思地证明自己的校长是坏蛋，改自己的名字，王革命。英国代办处改为反帝路，还有反清路，成都也是这样。当初没有想过，纳粹清洗与我们文革是一模一样的。

文革流传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毛泽东开始反对血统论，这时我们可以参加革命了。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革命是非常困难的。整知识分子，第一步要造成天下大乱的情境，大串联，故意的，他用自己最擅长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点。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学生就到铁路上去办个票，我们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去北京，坐火车都不要钱，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去了以后就看大字报，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毛主席接见了 1300 万学生，一共分八次，我是第六次，一天接见 200 万学生。对我来说，发生了戏剧性的事情，完全不是电视上看的那种。非常混乱的情形，每次都会踩死很多人，接见完了，所有的鞋都掉了，不能去捡鞋子。离毛主席不知道有多远。你见毛主席最多就只有这一次，一定要有思想准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两分钟就走过去了，解放军给我们说了好多这样的话，中央首长中没有一个比毛主席（缺），就尽情地享受，从东单走到西单，发电报给自己的母校，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告知本校的校友特大喜讯。培养那种幸福的感觉。后来突然发现，自己最神圣的形象怎么在城楼上跑来跑去？后来我想到，那个人肯定是记者。当时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惶恐，难道就那么没有缘分，这么荒诞地过去了？

我现在是彻底否定，原来是很平庸的，文化革命这一段，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轰轰烈烈过，这是自己的生命体验达到最高峰，我这种态度在我们这代人中也有代表性。文化革命一群纯洁的人卷入政治斗争中，我们无限信奉和崇拜毛主席，肮脏与黑暗还是受不了的。政治斗争的秘诀就是引诱对方犯错误，任何一个人都是被毛主席借出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没有一个人是完好无损的，最后还是要犯错误，反革命的错误。最让我们反思的是，毛主席利用我们，是因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这些阴暗面，政治斗争的残忍，另我特别寒心。

第二点就是上山下乡，一千多万人当了知青，造反也习惯了，赶到乡下去。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认为我们是最优越的国家，我们对政治的阴暗面是有看法的。农村极度贫困，开展忆苦思甜饭，让你们感受解放前的日子有多苦，1949 年比蜜还要甜，解放后你们过得日子有多么好。这让我们感到很困难，但是你觉悟高，就要吃。但是农民平常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忆苦思甜的教育非常奇怪。在宁静的夜晚，老农民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大队的书记说，你们千万别忆苦思甜忆错了。我自己下乡做过统计，生产队饿死的人刚好是三分之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存在的。

第三，刘少奇是走修正主义的，林彪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天大的笑话是林彪死掉了，我们这一代人想要坚持原来的信仰变成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狂热卷入文化革命的话，经历过的人知道优越性是怎么回事，林彪事件是个天大的笑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当权派回来了，为什么会拥护改革开放，因为在当初是社会中坚力量，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了自己。

1966 年，我报考大学，到 1977 年年底重新恢复高考，中间有十多年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年华最好的时候荒废掉了。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人坚持了很好的学习习惯，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一点儿也没有荒废。农村劳动太艰苦了，工业不发达，没有尿素没有化肥，我们自己培养细菌肥料，搞基层农业的民间科研，农业科研小组，这个工作还是要有文化的，这对我非常有好处。我看的都是图书馆的书，看过很多书，一个阶段是三天，三个阶段是八天。全部都在学习，想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那时候中国人不知道 DNA ，但我是了解的。我在农村搞科研，到四川省图书馆借书，借科技书没有问题。那时候有报纸的专栏，人民日报头条有一幅照片，基辛格到中国进行秘密访问，周恩来与基辛格会面，能感到那种认为知识无用的时代要过去了，于是把自己学到的分子生物学都停掉了，就学外语。开始自学是受到那篇文章触动，想到中国肯定要开放，那时候可能外语是最重要的，就拼命地学外语。初一到高三我学的是俄语。我们那个时代能找到的最好的教科书是文革前许国璋编写的英语教材，一共八册全部学完了，后来又学习德语。很多人达到一定水平后不能提高，外语是一个限制，大多数人还是不行。后来我的学术生涯比较顺利也与此有关。

1977 年进大学以后，我们也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那时候可以提前考研究生。当初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有一种考虑，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十二年都荒废掉了，当初 1977 年考大学的时候，名额非常少，考上研究生是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对社会政治有想法，我首先想考的是于光远的研究生。考他的研究生，既有学问，又能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想了很久，就是没有考虑挣钱吃饭就业，都是想着怎么使自己的生命最大化，救国救民，在现存体制之内做最好的事情。

但是文化革命期间看了大量的书，当初已经开始思考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中国人看待人类文明的方式应该改变。我看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感到西方重视经验重视逻辑推理，这些对中国非常有益处。不是认为自己选的专业是最好的，但现在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可以考虑得很深入很复杂。直到现在，我还想做，想把西方文明中深层次而中国没有的介绍进来。

我很感慨，没想到大家还有这样的热情，一方面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拼命地引进西方，大量的社团做了很多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大量的民间文化组织出现，当初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从来没有扮演过的角色。那一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靠精神导师树立的，最早的是 1983 年成立的「走向未来」，那时候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宗旨是把成果引介到中国来。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想要做些事情，虽然有很多人呼风唤雨，但是很重要的一块，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潮，对中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居然发现了一块处女地。再看《走向未来》这一套，宪政学、弗洛伊德跟这些都是共通的。我们的社会活动能量非常小，但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 1989 年，把所有的贡献一笔勾销。

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面临急剧的转型，但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司法问题已经不是文化热时候的一般进步口号，要研究具体的问题，正义论。我的专业，到九十年代中期，是当代西方哲学，现在研究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公正理论。社科院非常保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社科院会有很大的压力。要取得说话的权利，首先必须是合格的学者，学问做不下去就是不务正业，要在学问上无可挑剔。

反思文化革命，清醒地批判，在我们那一代人里并不罕见。1992 年在英国研究，看到西方的评论，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的研究在西方。听得特别别扭，后来自己做学术，把西方研究文革的文献全部看过，非常佩服。当时就决定要研究文革，我们最有体会，有第一手资料。西方出过很多经典的著作，理论框架很好，但后面是非常困难的。文革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我们自己受到的压力很大。大概到了十年前，可以负责任地说，文革学已经由西方回到中国，现在英国说，研究文革的主力是中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美国籍的中国人，有一点阿Q精神。西方哲学研究得再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不是原创性的，文化革命的研究不一样，我有自己的优势。

问答

问：第一个问题，有的人做出这样的断言，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中国会进入民主化，但是现在打压也很大，您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民主提的很多，法治，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学者提自由，争取自由提的比较少，你对这些有怎样的想法。传统认为有自由就会乱，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对自由这个讨论的非常少。

答：中国以网络为代表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活跃，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打压，对于网络的控制到了荒谬的地步。但是另一方面，从 1978 年的思想解放以后，我看到扎扎实实的进步也是在这里。这个空间压缩的再大，还不至于完全没有空间。第二，中国谈自由很少，因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自由不是理直气壮的事情。自从毛主席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之后，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看待自由，自由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我们现在谈的更多的是公民权利，现在媒体每天都在理直气壮的谈论公民权利，实际上谈权利这个事和谈自由这个事是等价的。

问：重庆的打黑还是很好，但是其唱红歌会把中国带向文革吗？

答：我认为，重庆的唱红打黑是很反动的事。中国的社会还是不会倒退到文革时期，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想退回去是不可能的。重庆提倡这个事的人和我是同龄人，现在唱红打黑的人不代表它的政治信念，而只是一种手段。假定他成功，会导致法西斯的。我们再不济，也不会退到以前那个时代。套用毛主席的话，这是痴心妄想。

问：在你的考量中，公民社会的限度在哪里？我们应该把政府逼到不能再退的地步？

答：有一派是极端自由的，他们主张管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另外一派认为国家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反对自由至上主义，想恢复公权力。第一，我认为，中国是全能国家，所以自由主义在大体上是没错的。第二，自由主义不是单一的。比如金融风暴，国家单纯起一个守夜人的作用，在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一定是通向奴役之路，在这，我并不主张管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我把这个放在第二位。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权力不受制约，国家没有尽到它应该尽到的义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刀切的东西，总趋势是权力制约。

问：我是学历史的，文革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老师和爷爷奶奶是同一辈的，他们一直在农村这个封闭的地方。他们对文革的认识，没有真正的变化。

答：我先讲两个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认为整个中国的文化革命发生在城市，他的意思是文化革命没有触动到农村，文化革命是城市的革命。另外还有个澳大利亚的，他会讲另一个农村的故事。他们对于文化革命没有系统的观察，文化革命还是深刻的触及到了农村。毛主席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火燃烧到农村里去，四川是农村包围城市，一方打不赢了就逃到农村，成千上万。我说自己的经历，农民是非常非常穷，一年基本上没有收入，70 快钱是首付，他也没从生产队拿到钱，差一点还要欠钱。他养的鸡蛋卖给供销社，5 毛钱一斤，但是卖外面 1.5 一斤。几乎每十里路就有人卡主，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事，我觉得农村把弄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农村没有被文化革命触动是不可能的。要不然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