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你们非常熟，叫鲁迅，在你们的教科书上，有很多很多的介绍文章，然后到后来，这几年，有的人叶注意到有一些课本，鲁迅的一些文章被删除，因为鲁迅太有批判精神了，而外面现在这个社会是禁止批判的，所以鲁迅的很多东西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细节。

与鲁迅那么多年一直如日中天的形象相比，胡适相对来说就是非常默默无闻。在学者里面可能是知道他，但一些学生，甚至包括很多大学生对胡适的了解非常烧，一天有同学讲，在看了我写的东西后，才开始读胡适的书，在教科书上了解得较少。你们能够记起来的，大概也只有一个细节，就是历史课本里头，讲他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改革」，大概只有这些东西，其他的，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也许你们新的教材里面会有一些关于他的东西。

事实上，以我对胡适的了解，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近现代的话，你就一定是要去读胡适，不管是他的思想本身，还是说他当时对社会的参与。包括他办报办刊，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可以看到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风貌，那一代知识学人的努力，那一代青年对这个国家在做什么，以及她们后来遇到哪一些挫折，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带来的讲义，实际上是我为一个关于胡适的电视片写的底稿，我就按这个大概给大家讲一讲胡适。通过我的这个讲义，大家对胡适的了解，还是会非常肤浅，至少不是说你听完讲义，就对胡适了解完了。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如果对胡适感兴趣，可以找他的书来读。

我现在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要激起大家对胡适的兴趣，因为前些天这个剧组找到我，制片人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讲胡适，在推崇胡适的东西的时候，胡适到底有多大意义，还有多少人会记起他？当时我对他的回答是:「多一个人来了解他，历史可能就会多还原一份真实面貌。」所以今天不管有多少人会通过我了解胡适，有一个就是收获。当然我相信其实更多人，能够聚集在这个沙滩上，越过艰难险阻，我们聚在这个沙滩上，毕竟还是有一颗求知的心，一颗向上的心，有一个共同成长的心，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

尝试解读胡适

那么先把胡适生平介绍一下，他是1891年12月7日生于上海，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安徽绩溪上庄。两年前我专门去过他老家一趟，那个地方风景非常好，环抱着山。你们知道皖南很多做生意的人，就在绩溪胡姓的名人也非常多，而且中国有政商学三界，「政」是胡锦涛，「商」是胡雪岩，「学」就是胡适，绩溪那个地方的确很出人才。

胡适的祖上实际上受过一次非常大的祸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你们知道，从广西，一直往北杀，杀到我们老家九江，又顺着长江一直往下杀，杀到安徽，包括绩溪，包括后边的一直到南京，顺着这样一直杀下去，建立所谓的「太平天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死伤了很多人，有很多的统计，最低的统计是六千万，通常的说法是当时中国死了一亿多人，的确是一次非常大的动荡，一次祸患。

但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关于「太平天国」的介绍，更多的是说它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这是从孙中山、毛泽东他们为了动员所给出的历史定性，实际上学界对「太平天国」的判定是一次非常大的灾祸，胡适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晚年，他的一个学生罗尔纲写《太平天国运动史》的时候，胡适就非常非常生气，觉得他没有尊重历史面貌，而只是用意识形态的说法去研究「太平天国」。

那么胡适是根据什么？他也根据自己家族的历史，他的母亲那一家杀得只剩下他外公，全都杀光了。所以家里也非常穷，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和胡适的爸爸结婚，胡适的爸爸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也是在做生意。绩溪上庄当时很多人在外面做生意，他们家在上海有一个茶叶铺，胡适打小和他父亲没有见上几面。他出生三岁多，大概四岁，父亲因为脚气病死了。他父亲在台湾也做过官，胡适在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带他去见他父亲，去了台湾。

胡适在晚年回忆的时候，说自己人生的启蒙阶段，识字的阶段，就是从台湾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才三四岁。父亲死了，他又回安徽绩溪老家。这之后，十几岁的时候，他去上海读书，胡适说他母亲非常鼓励他去读书，很小，他就自己跑到上海去了。他这么描述他母亲：「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她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去远处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了，去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他自己说他随身带的这三个东西，一个是他母亲的慈爱，一个是用功的习惯，还有一个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三个很重要。他母亲的慈爱可以让他的心理得到好的成长，用功的习惯当然每个人即便是天才也需要，还有一点点怀疑的精神。他说这是他从绩溪深山老林里只身来到上海，随身带的三个东西。

讲到这里，其实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你从你家里走到大学，面向世界的时候，你带的防身之具是什么呢？你带了什么东西帮助你自己成长？

胡适到了上海以后，就接触了一个大世界，当然不是花花绿绿的大世界，是当时文化比较繁盛的大上海。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类似这样的一些比较新潮的思想，后来他自己也办了一份报纸，叫《竞业旬报》。这时候他非常小，18岁，就办了这样一份报纸，来表达他自己的主张，当然他的国文底子也非常好。

在1908年的时候，就是后来他办报纸办不下去，他在上海公学，原来的中国公学，做了一份职。解放之后，他过得也很萧条，就觉得可能人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刚才也说，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他主要在学习。因为遇到了世界上的一点点挫折，人也很年幼，就不知道将来去哪里，当时就交了一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所以中国公学解散之后，他失业以后，过了一段非常颓废的日子，这个颓废的日子就包括就是去喝花酒，所谓的喝花酒，就是去嫖娼。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道德败坏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雅士，甚至把这个当作很风趣的事情来说，那个时候还很多人在续妾。像辜鸿铭还以嫖妓为最风趣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也没有说比那个时候好多少，至少在一个公共的台面上不是相同的说法，也包括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嫖娼的事情也是非常多。

胡适那个时候去喝花酒，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他就找了个车夫，车夫拉着他就把他给推翻了，把他钱包抢了就走了。胡适很狼狈，自己钱包被人抢走了，后来他就喊，结果就有一个巡捕过来，觉得他好像是扰乱治安还是什么就闹起来，他和巡捕打成一团，结果巡捕就把他给逮起来，转天别人把他保送出来。

但是那天晚上胡适就完成了他的脱胎换骨，他觉得人生太狼狈了，我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过得这么狼狈？为什么没有理想，不愿去坚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就非常大。后来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庚子赔款」。因为「庚子赔款」的原因，胡适就报考了留美学校，之后就去美国留学，先是读的农科，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在的那个大学，后来他觉得学农科没什么意思，后来就改投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杜威的学生。

杜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实用主义。胡适对杜威非常崇奉，后来胡适生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胡思杜，胡思杜的意思就是思念杜威，而一代代思念下去实际上就是讲他自己坚持的道路。他对杜威非常推崇，也是因为杜威的一些哲学思想，胡适他认为他应该突破中国的很多东西，尝试很多的道路。

也是因为他受的西洋文化本身的熏陶，他认为中国需要在文化上做一些改革一些变革，所以他试着写新诗，就有了「白话文运动」，后来一直到《新青年》。

这就是大家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改革的旗手。这是胡适从美国回来做的事情，他出的那个新诗就叫《尝试集》，他那个集子最后一句就是「愿大家都来尝试」。这是你们见到的胡适成为中国文化的改革者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婚姻，他的恋情。胡适一生实际上也有很多恋情，但随他走过一生的是江冬秀，江冬秀是胡适的母亲帮他定的有点像娃娃亲一样的，胡适在去美国之前，这个亲就定下来了。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和美国的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有非常好的关系，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但整体来看，倾向于恋情的关系，而且韦莲司也非常爱胡适，终生未嫁。

江冬秀，胡适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们就成了亲。在美国的时候，胡适也经常给家里写信。你从美国回来最后娶了一个村姑，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胡适当时就是这样和江冬秀结了婚。按胡适自己的说法是，他就是不想让他的母亲伤心，因为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就一直守了寡，从来没有太多地考虑自己，这么一个心愿，胡适就不想辜负她。后来他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就说是不想辜负他母亲。当然后来他和江冬秀生活了一辈子，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感情，也可能是我们讲的，先结婚后恋爱，有很多种解释，这个没有关系了。

在他和江冬秀结婚的婚礼上，他有一个表妹，叫曹诚英，在婚礼上就认识。

后来胡适去了杭州，曹诚英也是在杭州读书，他们俩在杭州就恋爱起来，说是在山洞里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后来曹诚英怀孕了，胡适当然也想尝试，后来他尝试着跟江冬秀说，我们离婚吧，我想跟曹诚英结婚（大概是这个意思）。江冬秀就不干了，说你要跟曹诚英结婚，跟我离婚的话，（她就拿走过菜刀）我就拿这个菜刀把这两个小崽子杀死。所以胡适就怕了，胡适也不想闹得太厉害，所以他的这次和曹诚英的恋情，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断了。

当然断了还有个原因，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整个通信就中断，他和曹诚英也就断了联系。曹诚英也是终身未嫁，爱胡适爱得很深。后来也有一些原因，他们在政见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我没有做很细的调查。我说我去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的时候，路过一个墓，就在马路边上，胡适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村庄马路边上有曹诚英的一个墓，曹诚英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关于胡适婚恋有很多种说法，就说他思想很自由，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这方面我更倾向认为胡适其实更多地是在负责任，不愿辜负别人，宁可委屈自己，做一些牺牲。有的人就会拿胡适和徐志摩相比，徐志摩大家知道是情种似的一个人物，而且说为了爱情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他要在茫茫人海寻我人生唯一之伴侣，做事非常决绝。胡适相对来说就不是那样，徐志摩认为爱情是人生的精华，除爱情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重要的。而胡适认为婚恋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包括他原来在上海公学做校长的时候，有的学生因为对恋爱绝望，要自杀，他就劝学生，说恋爱和吃饭穿衣一样，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某一部分有不好的际遇就否定整个的人生。就是在这方面，他跟徐志摩不一样，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他即便跟江冬秀在一起，感觉不是非常好，或者说在别人看来不是太好，在各方面不如人意的这种情况下，他仍旧能够和江冬秀一起走到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同样再讲，两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叫鲁迅。鲁迅对朱安是一个什么态度，大家都非常清楚，其实他们很像，都是原来定的亲，旧礼教的牺牲品。但是胡适相对来说，他愿意做牺牲，我在《自由在高处》那本书里头谈到胡适改写《西游记》，那么一篇，讲唐僧最后取经归来，所谓的割肉渡群魔，那么胡适实际上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所以他即便自己受尽委屈，也不愿让别人失望，不愿辜负别人，既不愿辜负他母亲，也不愿辜负江冬秀，这大概是他和江冬秀的婚姻能走到生命尽头的原因。

实际上江冬秀也不是说非常糟糕，她有她的坚持，她也在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说她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值得称赞的事情也没有，但对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她也是非常贤惠的一个人，一直跟随着胡适。据说胡适晚年的时候生活非常窘迫，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批判他，台湾那边原来也在批判他，有一段时间说要给他薪金，但胡适没有要。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自己有时也打打麻将，但他打麻将赚不了钱，总输，所以他说麻将里闹鬼。为什么闹鬼？他的夫人，江冬秀每次打麻将每次都能赢。在纽约的时候，江冬秀通过打麻将，为胡适贴补家用，贴补不少，就是靠着麻将谋生。

江冬秀不光说很贤惠，或者说在这方面做贤内助，她守家也非常厉害。刚才说江冬秀拿菜刀要和胡适拼命，要杀儿子，拼命要守她的幸福，江冬秀在这方面的确比较剽悍。谁在文章里谈到一件事情，当时有黑人要去胡适纽约的家里偷东西，江冬秀正在厨房做菜，发现那个黑人来了，然后就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就说了一句英文，就把人吓跑了。这一句英文就一个单词，「GO！」

然后黑人就跑掉了，以为东方的武侠出来了。这方面，江冬秀和胡适性格上也很多互补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讲恋爱要互补嘛，如果两个都很剽悍，就一山不容二虎，类似这样的，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互补的东西。

这是说他的亲缘与情缘。在他和江冬秀的婚事上，胡适还有一句话是叫：「情愿不自由也自由了。」他对曹诚英有一句话叫：「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这个你们写情书的时候也用得上。

论战者胡适

胡适在回国以后参加了很多论战，这些论战包括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人权与约法，有很多这样的论战。而且他先后参与和筹办的报刊，有《新月》、《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自由中国》，在这些报纸上，他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胡适在早年刚回国的时候，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应该有一个大的改造，不用过多地参与政治。所以他有一个20年不谈政治的许诺，但是回来没多久他就开始谈政治。

当然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他的朋友，比如陈独秀，说你不谈政治怎么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因为政治会找上门来找你，这是有朋友的激将。另一方面，胡适也自己的动员，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些谈政治的人实在是谈得太不好了。胡适自己也有一个说法，在他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他说：「在这么一个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他的角色，来担负社会正义的角色」。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

有的学者也分析，胡适他们当年的论战，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种努力，中国自古就有「士大夫精神」，知识分子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世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沦落到边缘的，而且废除科举以后，新式的知识分子变得很多了，原来的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就会自动地进入官僚体系中，成为社会领导者，而在一个乱世，知识分子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因为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兵卒，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你讲不过他。在这个方面，知识分子也是需要找他的出路的。另一个方面，从救国的角度，需要一些有理想的人，需要一些有知识的人，有理性的人，出来担当做一些事情。所以，胡适在这方面有他的努力，就他那一代人。

有一个说法，说他们办这个刊物的时候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治世能成，在乱世就成饭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和平安宁的年代，能成，因为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社会有秩序，不管别人听不听你，你的发言本身还是能够受到尊重的。但是在一个乱世，我们讲「秀才遇到兵」，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个饭桶，你的知识和抱负都不会有好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办刊物来论战。

胡适在他的那个时代，的确影响了很多人，身边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是胡适自己也很清楚，在他那个大时代，更多人还是走向了比较极端的一面，就是去参加那种流血革命，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一报还一报」，参加一次次复仇的所谓的「革命」。胡适当时其实也有那种悲叹，觉得他那一代年轻人，更多人并没有听从他的主张。

当然胡适自己其实有一些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过程，但总体来说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在论战的过程中非常非常温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大家都担起责任。所以他在主持《独立评论》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谁来投稿，一定要把真名字写出来，他不接受匿名的投稿，就好像「文责自负」，希望大家清清楚楚。当然你要用一个笔名，他知道是谁也可以。胡适就希望多担当一些事情。

刚刚说，胡适很温和，有的人就说，胡适和鲁迅做比较，你看鲁迅多么勇敢，去骂国民政府，骂北洋政府，而胡适好像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胡适实际上态度是很温和的，他愿意调和很多现成的矛盾，也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他在做很多的努力。但是实际上他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而且是直指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文化上的改造。

比如说鲁迅说中国人太阿Q了，其实你说中国人太阿Q这个实际上只是在批评老百姓。那这种所谓的阿Q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也很难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批评它，因为在一个无望的社会，一个人能够学会自我慰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难道你让他都绝望到自杀吗？也不能这么说。

而胡适很少进行所谓的「国民性」的批评，他很少批评说对民众说你懦弱呀，你自私呀，他做的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批评。他对国民政府做了很多批评，他甚至在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时候，因为学校在所谓的华人区，他自己是住在租界里头。当时有人说，你天天批判国民政府，已经遭到他们的嫉恨，你经常出没在上海华人区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胡适就说没关系，他们愿抓就抓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他的确被抓了，而且很快地就被判处了死刑。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知道这个事情后迅速发社论，发到美国，再通过舆论的影响，才反馈到中国，对中国当局产生很大的压力，最后才把胡适给放出来，胡适没有被处死。

就从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胡适当年在弘扬他的主张的时候，他在坚持他的演说的时候，其实冒险犯难，冒了很大的风险，而不是简单的「爱惜羽毛」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后来有人在谈到胡适的言说的时候说，胡适的处境在那个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胡适会指名道姓地去批评蒋介石，但是，有人问鲁迅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地去骂蒋介石的时候，鲁迅就有那么一句话说：如果我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话，我可能就只能逃到外国去了，就不能在中国说话。

这并不是说鲁迅懦弱，而只是说他们在演说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自我保护机制。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事情。

「战犯」胡适

我们说胡适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做过北大的校长，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美国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国的大使，但他不是国民党员。他所谓的参与政治，实际上我认为他的这种参与，与其说从政，不如说救国。他更多的是出于救国心切，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简单的为功名利禄做事情，事实上他在美国也的确做了很多，尤其在抗日上做了很多努力。就这么一个人在1949年怎么会成了「战犯」呢？

胡适成为「战犯」是郭沫若给他定义的，郭沫若在50年代讨伐胡适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讨伐胡适，就说胡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犯。当时批评胡适的人非常多，包括他原来的很多朋友，包括金岳霖、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这些人都批判胡适，说他有问题，《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对胡适的批评，也非常厉害。

大家知道其实《大公报》是非常好的一份报纸，在50年代他的总编辑竟然变成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去批评胡适。他怎么骂胡适的呢？他说：「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嬗变，走上风，往上爬，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他又说了：「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他说做大总统有希望，他就弃农改学文哲。」他就这么说了，实际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即便有这样一个想法，也不会成为人生的一个污点是吧？人年轻的时候立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什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整个国家对胡适非常不宽容，批判非常多。

包括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对胡适也骂得非常厉害，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1951年，《中国青年》上面发了文章，要和父亲宣战，说他是「对反对派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

刚才我们说了，郭沫若说胡适是「战犯」，而他的儿子胡思杜说胡适是「人民公敌」。从这个境遇可以看到50年代胡适在纽约的境遇。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因为办《自由中国》，在台湾受到台湾当局非常严厉的打压，整个除了纽约、除了美国，可能其他的华人的区域对他是非常有敌意的。胡适当时面对这样连篇累牍的批评，就在他的日记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但是他儿子后来——毕竟人还是有情感的——就自杀了。在50年代，儿子自杀，胡适都不知道。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最后失踪了，你都不清楚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储安平，有的人说最后在什么普陀寺哪个地方看见他了，在沿海什么地方看见他了，说得非常浪漫，好像好人总有好报，他没有死。而实际上有很多历史资料最后披露，储安平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了，而胡适的儿子是自杀死的。实际上胡适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多少钱，他还给胡思杜留了一点点遗产，因为他不知道胡思杜已经死了。

我在2009年去台湾的时候，我专门去中央研究院，胡适晚年回到台湾就做了中研院的院长，胡适的墓就在中研院后面，现在叫胡适公园，他一家人算是在那团圆了，他的儿子胡思杜也是在那个墓地里面。当时的确坐在胡适的墓碑前，或者说坐在他的家族墓前想，觉得中国这20世纪的历史对他们一家人也是非常残酷的，像胡适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在这么一个时代，虽然也很风光，但这种颠沛流离大概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想象的。

胡适受到批判，当时美国有一些人也在为他声援，对他的评价说，胡适之于现代中国，就像但丁、薄伽丘、皮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样。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到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

即便是他受到这么多的谩骂，这么多的批评，这么多的栽赃，被别人说是「臭虫」，说是「老鼠」，说是「狐狸精」，即便是这样，胡适也没有去谩骂，去跟他们比坏。所以，他后来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在大家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很受用。1930年，胡适写信给杨杏佛，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就这么一段话，就可以看到胡适的高姿态，就说我没有必要和你们去比坏，如果你们骂得非常好，对我有意思，那我接受就好了；如果你们骂得糟糕，那献丑的是你们不是我。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梭罗，你们看过《瓦尔登湖》，可能对梭罗有一些了解，梭罗有类似的一段经历，可以和胡适这段话相提并论的。梭罗因为抗税被逮起来了，他去修鞋的时候，有两个税务官员就把他扭走了，梭罗当时写《论公民之不服从》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本来他们扭送我走的时候我是可以反抗的，我可以和他们打成一团，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成一团呢？

当时他们虽然把我扭送到监牢去，实际上绝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是他们气急败坏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我就想，其实胡适说别人谩骂他是别人的心态出了问题，你们觉得我怎么怎么坏，竖起一个靶子来骂，把你自己的所谓底限都抛掉了，你自降人格的事我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对着骂，没有必要。

我相信现在坐在这里头，这么多天愿意在这听课，这么多老师来，我相信你们也是非常有公益心，非常有参与社会的热情，非常愿意多做一些事情。我是有这么一个愿望，说大家将来要是参与社会，其实没有必要和别人比坏，你就尽可能好地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而有一些谩骂也好，要么可以置之不理，要么可以划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的。有时候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一方面我在网上不去争锋相对去谩骂，没有意义；另一方面用很机智风趣的话去把它化解，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在我的网站上，前几年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读遍天下所有的书，读了太多太多的书了，所以要重新改造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希望，然后看我在网站上跟朋友的一些讨论，他非常不屑，不屑也就好了，你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就好了，但是他没有，他全是指责谩骂，每说一句话前面都有一个「靠」，没有标点一样，每一个标点就是一个「靠」。首先你有一种恶感，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文明，你有观点好好说就好了。后来我看着看着就觉得非常搞乐了，怎么搞乐呢，我就给他回复了一个留言：「这位兄台，你在这已经靠了好多天了，你怎么还靠不上岸呢？」我把他的那个脏话就化解掉了，你说的就不是一个脏话了。你就是一个很绝望的在水里漂着的人，你一直想靠岸，靠不上来，你很绝望。绝望的是你，而不是我，说脏话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不愿跟你去比坏，我不愿去说脏话。

我今年在某学校做讲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工部的干部出来一直骂我，没有任何证据，不说任何的观点，说了很多说我的话，我当时是满脸的微笑，一直没有觉得有多严重。慢慢地我把这当成一种审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这里头我看出生活的一点乐趣来，我没有必要跟他比坏，我难道要跟他对着骂吗？没有必要，我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了。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继续讲座，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天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头不能继续地和学生交流，而学生又很希望和我继续交流，当天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月光之下，也搞了半个小时的互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微博把这个事情转发了，然后就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内，我收到无数的电话、短信安慰，这个学校的学生说：「对不起啊，我们学校怎么出了这样的人」。我就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跟我道歉，一点伤害也没有，而且你们也用不着来道歉，你们又没有犯任何错，反而因为你们的这种姿态，我看到了希望。

我和那个凤凰的副总邹明，当天晚上就去雕刻时光喝咖啡去了，想起当天晚上的事情，觉得非常好玩，边喝边笑，真是一直笑到12点。后来回去才看到那些留言，我觉得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我后来是有点难受，实际上是因为大家不断安慰。

回到胡适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比较豁达的人生心态对我个人的影响。

归来者胡适

刚才说了，胡适回到了台湾，是1962年的时候，在中研院，当时主持会议的时候，和大家讨论，可能讨论得非常激烈，当时发了心脏病，后来就过世了。

他的过世也非常有意思，现在想，也是一种机缘。像人的那种死法真是非常有意思。徐志摩是开飞机死的，真的是很浪漫的死法，你们看过《小王子》，圣艾克絮佩里，他也是坐飞机死掉的，他真的就跟小王子一样就消失了，你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胡适就和原来很多流亡海外的朋友在讨论中国建设这么大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本来是来看望他的，就在这一天，很多人聚在一起，大家聚齐了，他就死掉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缘。

现在就想，胡适以这种方式过世，好像变得非常圆满一样。胡适后来怎么归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首歌曲，叫《兰花草》。「我在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歌80年代在大陆已经非常流行了，我小时候就在唱这首歌。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作词者就是胡适，这就是胡适当年写的白话诗，这白话诗原来的名字不叫《兰花草》，叫《希望》。有的人就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直心怀希望，他觉得有「希望」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希望」本身也会给大家带来希望。这首歌曲就伴随着80年代中国慢慢地开放，从台湾慢慢流到了大陆，这也是胡适慢慢回来最早的一个信号。

慢慢地，关于胡适的书就多了起来，有关于胡适的传记，胡适自己的书，我说我在2000年左右看的胡适的书就是当时北京大学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12卷本，我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参与中国改造的办法，在各方面，我接触胡适之后，我的确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为此，我也非常感恩书籍让我遇到了不曾遇到的人，或者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人。因为书籍的原因，我获得了一种成长。

关于胡适的观点，我在读了《胡适文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错过胡适100年》。我说中国断了很久，断了100年，在经过革命以后，又重新回到胡适的年代，我说的是他的一些主张，回到胡适当年主张的一条路上来了。

比如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胡适在他的文章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可以对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意思是一样的。「摸着石头过河」，首先你「大胆假设」了：我可能能过这个河；然后「小心求证」，你得摸着石头过河，你一点点探索。

然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也是胡适的观点，也可以对应到邓小平的理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胡适讲「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为原来讲「主义」就是说这些是资本主义的，这些是社会主义的，不一样，不能够在一起，但其实有些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人都需要幸福，都希望有一个自由的生活，都希望有尊严，这都是好的，都是大家需要的。如果你只是从「主义」来谈，把它割裂来谈，把这个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切开，说A瓣西瓜是甜的，B瓣西瓜是甜的或者说苦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世界如果它本身就是生长在一起，它就是融合的，是人类的一个整体，人的观念本身很多就是一样的，或者说它的需求就是一样的。

还有关于宪政，胡适讲，「宪政是宪政最好的训练」。

我们转回来看，现在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就跟胡适当年很多的观点非常非常像，甚至包括在我们国家讲的非常多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在2001年还是哪一年，中央把这个修订了，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共存的关系，而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我们的政治课本上已经把这些东西重新修正了，这也是慢慢回到了胡适的主张上来的过程。

比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还主张阶级对立吗？现在充满利器的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呢？需要社会去和解。

另外对政府要限权，胡适一直在讲宪政。所以我们建设公民社会，实际上也是胡适非常希望去建设的。 所以在评价胡适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李慎之之前说的：「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比之前鲁迅和胡适的角色，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鲁迅更像是酒，胡适更像是水。说鲁迅更像是匕首，胡适更像手术刀。鲁迅更像是闪电，胡适更像是阳光。」就是这个对比，当然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总体感觉来说，胡适他是一个更长期的建设的角色，他不会说先打乱什么来做事情，彻底否定什么来做事情，他要做的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说到胡适归来，我讲故事也讲得比较多。这些年，胡适也越来越热，事实上，在早些年台湾也讨论胡适，胡适变得非常热的时候，李敖、殷海光，他们那些人也做了很多的评价。李敖说了这么段话：胡适现在为大家所推崇，实际上也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这个不幸不是说胡适的观点有多么错误，而是说胡适当年坚持的很多观点，其实只是一些常识，而他那些常识在我们这个年代还要被不断地推崇，还要很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宣讲，还要在教室里讲不了跑到沙滩上讲，需要这样的努力，才能做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多少进步。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大的脱胎换骨的进步。所以通过「胡适热」，可以看到我们社会本身出现了问题。

去年我出了一本书叫《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在去年获了很多很多奖，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再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在获奖的时候，我在谈感想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这本书获奖，得到社会好评，不是说这本书思想有多么高深，因为我讲的更多都是常识，它反映的不是思想的高深，而是这个时代的低度。」我们欠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么一本平常的书得到这么多人的推崇，大家希望这本书推动中国的社会建设，更多是这样。

说到胡适在 1962 年 2 月 24 号过世，在大陆当然不会有多么追悼性的活动，而在台湾当时有30万人为胡适送葬。当时他 72 岁，蒋介石对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沈卫威的一本书叫《无地自由——胡适传》里头谈到为什么有30万人去送胡适。他列了三个观点。

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敢问世人为何悲？」一向本世纪这位「未借枪杆子而促使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第一人」致敬；二是借此表示对当局打击异端的不满，因为那时候的台湾还不像现在一样是个自由的社会，因为很多人还是不能够自由言说的，也表达这种不满，胡适在某种程度上的是言论自由的象征；三是对流落孤岛离黄河日远的自我伤感，很多台湾人，送胡适的，基本上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在台湾沦落那么多年，一直不能够回大陆，所以借着这个做一些那样的回顾，表达他们的伤感。

大家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如果真的有特别喜欢胡适的同学，可以去安徽绩溪他的老家去看一看，他们家宅子还是那个中国老式的民宅，那种有天井的房子。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有个胡适纪念馆，去看一看胡适生前的一些东西，那也是他生前最后的居所；也去他的陵园转一转。

谈到我对胡适的了解学习，一是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他的一些书，另一方面我去了他的老家，也去了他的墓园，我评价胡适的这段机缘，我就说我见证了他的死与生，他的老家和台湾都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先贤的一些东西也不是盲目地崇拜他，而是说把他的生活中、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人生更充实，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更有益，更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宣讲的初衷。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