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欧洲 #港澳台 #社会 #青年
□“政见”观察员 汪吕杰
（本文已刊发于2011年12月2日出版的 《1510周刊》第38期 ） </br>
正如陈独秀在九十六年前创办《青年杂志》时所期望的，青年人是改变社会的一支力量。他们有热情，也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将这份热情付诸实践。与其说世界“归根结底是青年人的”，不如说它理应就是青年人的，他们应该中流击水，挥斥方遒。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令人失望的。正如普通人所见：无数的年轻人每日为生计奔波，为了一个立足之地卑躬屈膝，还有极少数依靠着父辈的权势，挥霍着金钱，也在浪费着青春。青年人的生活状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状态，中外学者们对中国青年有着极大的研究兴趣：如果中国的青年人们没能具备他们本应拥有的活力，那是为什么呢？
虚拟与现实的分离
刘凤书（音译，Fengshu Liu） 在《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场景——现在的年轻人常常被指责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之中不能自拔，本书作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和作者所在的挪威奥斯陆的青年受访者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将网络视作娱乐工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青年人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鲜明分离。
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物质的、现实的，有世界眼光，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既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此承受巨大的物质压力。无论是高企的房价，还是快速提升的通货膨胀率，都让已经步入社会，或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安全感。
而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虚拟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世界，展示自我，释放压力，寻找快乐的机会。他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倾泻到网络之中，以此逃避冷酷的事实。同时因为网络的虚拟，他们得以有机会展现一种他们期望中的“完美”人格，比如说爱国和友善。但他们所表达的完美人格却与官方的宣传和设想存在着偏差——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奉献，而只是相信人性的友爱。但现实的各种世俗压力让他们不能不选择收敛自己的善良，向着冷酷的现实展现自己的刚强。
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统一分配工作、住房等机制的消失，每个人失去了以往来自组织的庇护，只能以个人的身份被卷入社会的巨大改革中，风险、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就随之而来，而青年人能够通过网络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获这种组织感。
总体上来说，青年人沉迷于网络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的自我和期待中的自我的差异，这种身份认同的困难让他们选择去一个虚拟的世界释放压力，保护自己。
城乡差距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正如《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的书名所显示的，刘凤书的研究主要针对都市青年，虽然他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全体中国青年共有，但当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时，他们发现：对于身为农民后代的青年而言，生活的核心问题确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
翻开哈佛大学当代中国系列研究第16期会看到，差距、不平等、偏见、歧视等触目惊心的名词依次成为文章的主题。在其中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文章中，瑞典隆德大学 格拓娜博士（Dr. Adrianne Gaetano） 指出：即使掌握了相关的技能，进城务工的农民，尤其是女性，也会因为户籍制度和性别差异而经常处于劣势。
受访的一对在北京务工的姐妹表示，她们的双重身份——女性，农民工——使得她们在北京始终处于第二等的地位。户籍制度事实已将中国的公民区分了三六九等。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即使她们极其努力工作，她们的生活也长期处于贫穷之中，而更多的女农民工因为性别歧视和额外的婚姻压力只得重回农村的艰难生活。
不过，她们的乐观却让作者印象深刻。她们说：在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她们的生计能力比别人强。”这种朴素而顽强的态度正是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写照，更是来自农村的广大青年的人生态度。
道德教育与“模范公民”
青年人的种种缺陷，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教育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在思考青年人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更应该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谈到教育，“80后”、“90后”的青年人无疑是较为幸运的——正如 李荣安 教授和何志恒博士在“中国道德教育的理念政治的变迁”一文所指出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摆脱直接的政治宣传工具的形象。在1993年之前，思想教育仍然只是强调基于爱国心的社会主义，学生的道德准则，以及学生的自尊，自立，自强。而在1993年之后，思想教育转向输送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的眼界也同时被强调，这种面向世界的教育事实上为中国日后融入世界提供了智力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努力融入世界的态度，取代了以往那种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帝国主义霸权”的敌视。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教育日益褪去政治色彩，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爱国主义之中。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在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针对中国积极申办奥运会的原因，香港大学的罗永华博士分析说，这既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遭受了太多的羞辱，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能力非常满意。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举办，一方面推动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密集宣传，达到塑造新型公民的目的。这种新型公民需要是自律的，具有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态度，更要是以国家为第一的。因为掌握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资源，政府的这种宣传是极其有效的，甚至于一位九年级学生都对文章作者真诚地表示：要做好主人，在外国人面前不给中国人丢脸。
这种主人翁精神在有关“志愿者”的宣传中被发挥到极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 钟白雷博士（Dr Gladys Pak Lei Chong） 旗帜鲜明地指出，“志愿者”这一概念的宣传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出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于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稳定。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普遍化，也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延续。显著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政府性的志愿者组织原则，中国自08年之后，大量志愿者被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参与到相关重大活动中。按照钟博士的分析，中国政府更多的依赖对“国家荣誉”和“民族自尊”的宣扬，将志愿者凝聚在一起。
在官方的宣传中，志愿者就是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但是若从民间的维度来看，今日中国的“新青年”一定有着更丰富、更多元的样貌。
参考资料：
1.Wing On Lee & Chi Hang Ho, “Ideopolitical shifts and changes in mor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4, No. 4, December 2005, pp. 413–431.
2.Wing‐Wah Law, “The State,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in a Global Age: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4, No. 3 (August 2010), pp. 343-367.
3.Gladys Pak Lei Chong, “Volunteers as the ‘new’ model citizens: Governing citizens through soft power”, China Information, 2011, 25.
4.Fengshu Liu, U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5.Arianne Gaetano,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equality: The Story of Two Migrant Women”,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Martin King Why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5-286. </br> </br> </br> </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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