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西藏的解读：一个贴标签的过程
西方对西藏的解读：一个贴标签的过程
#欧洲 #民族 #社会 #西藏
□“政见”观察员 励轩
▲励轩2009年摄于西藏羊卓雍错
西方是如何看待西藏的，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我们可以找到西方人对西藏的描写中，总是能找到一些妖魔化西藏的话语，同时也能找到神化西藏的话语，为什么在西方人的作品中会存在这样截然相反的表述？英语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Dibyesh Anand 先生通过对过往文献的阅读，还原了西方对西藏的解读，分析了西方解读西藏的不同策略，在还原和分析的过程中解答了这一问题。
客观记录
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非文学性作品，比如新闻报道、游记、回忆录等，重在对事实的记录，而不必理会有意识的审美要求，因而这些作品很客观。但是Anand指出，西方对非西方世界所谓的客观的报道、游记、回忆录等“既不是单纯的也不基于某些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牵涉到了西方对权力和帝国冒险的欲望。”进一步的，这些作品中所谓客观性的面具把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平等与支配关系掩盖住了。在这样一幅客观性的面具下，西方通过各种策略来描述西藏，并把西藏的特点进行识别、归类，进而形成了一种共有的西藏形象。虽然，西藏也可以去描述西方，但是由于双方权力关系的不对称，西藏描述西方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影响力无法企及西方对西藏的解读。
解读的基础
Anand认为，西方对像西藏这样的他者是以精炼化和成见化为解读基础的。所谓精炼化，就是从复杂纷繁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当看到这些概念时，就知道对应的是那一群人。比如，唱歌、跳舞、好斗是非洲人，妇女迫害者是阿拉伯人，宗教性则跟藏人联系到一起。成见化则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团体/文化的片面描述。与精炼化类似，成见化也把复杂的事务简化，把人简化为一些特点，然后再把这些特点固化。比如白人象征着好动、诚实、积极、探险、男子气、开明、现代的精神，而东方的原住民则象征着懒散、不诚实、消极、宿命论、女子气、落后和传统。
如果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形容精炼化和成见化，那就是贴标签。给白人贴上一些积极阳光的标签，给东方原住民贴上一些消极灰暗的标签，有时则相反。通过贴标签，西方给自己侵略东方的行为找到了一个解救东方的借口。他们把西藏的僧侣、军人等贴上“恶毒的”、“迷信的”、“不顾他人的”和“孩子气的”标签，声称自己在1903—1904年对西藏的侵略是“把普通的原住民从他们野蛮的领导人那里解救出来”，从而为自己在Guru对藏人的大屠杀找了个漂亮借口。
贴标签的策略
对西藏的矮化，在19世纪西方对西藏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的。藏人往往被看成是野蛮、落后的，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被形容为污秽不堪。Anand援引了1811年第一个到拉萨访问的英国人的记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拉萨的市容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也不令人愉快。居民们满身污秽。满大街都是狗，一些在狂吠，一些在咬兽皮，这些兽皮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停尸房的恶臭；有些人蹒跚着并且看起来有些乌青；有些人得了溃疡；有些人饿得快死了，还在被乌鸦啄食；有些人已经死了，正在被吃掉……这种矮化甚至到了1920年代还出现在文献中，比如George Knight，1922-1923年英国远征西藏的指挥官写道：“西藏……是女人、狗、污秽的国度，更是众多不洁之物的国度。”通过这种矮化，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是干净文明的，西藏是肮脏野蛮的。从而得出西方比西藏先进优越的结论。
在矮化西藏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西藏的理想化，比如把西藏想象成为约翰长老王国的所在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理想化基本取代矮化成为解读西藏的主流，以致1938-1939年纳粹党卫军要派出一支探险队去证实西藏是否为纯种雅利安人的住所。理想化西藏给西方人展开对西藏的探险提供了一个充足理由。
色情化也被运用当对西藏的表述。在西方人的作品中，西藏往往被比喻成一个处女，等待着具有男子气的西方去征服，去揭开她的面纱。Anand在论述中摘引了Curzon勋爵在1903-1904英国入侵西藏之后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为毁掉了你所钦慕的新娘的童贞而感到羞愧，这个新娘即是拉萨。”通过色情化，西方对西藏的侵略竟然变得罗曼蒂克了。
时间政治学的策略则帮助固化落后西藏这一论断。与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不同，西藏被西方人看作是还处在中世纪，也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藏人在人类发展程度中处于低级阶段，而他们的文化也是野蛮落后的。所以，西方有义务/权利将进步加诸于西藏。
在贴标签的过程中，婴孩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策略。190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前后，藏人总是被比作顽固的、没有逻辑的小孩。殖民军官荣赫鹏发现他们非常像个大小孩。另一位西方人在评论之前拉萨谈判期间的态度时，说到：“逻辑这个概念对藏人的头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推理的能力甚至还没超出小孩子的水平”。把藏人刻画成婴孩，作为成年人的西方人自然而然有责任担负起对他们的监护。
在部分西方人婴孩化西藏的同时，也有西方人把西藏跟智慧和精神性联系起来，Anand把这一手段称作老年化。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的Blavatsky夫人，把西藏跟寻找智慧与精神性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更是如此，Riencourt赞美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智慧和幸福仿佛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对西藏的神化，以及所伴随着的对西方自己的自我否定，Anand认为，依旧无法摆脱利用西藏为自己服务的心态。通过把西藏神化为一个香格里拉，进而为“西方批评它自己、质疑它自己的价值观提供资源。”
除以上的策略，Anand先生还提到了档案馆（Archive）功能，即西方人即使没有到过西藏，也可以从“道听途说、传奇和幻想”等档案中去对涉及西藏的事务下论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过西藏，却信誓旦旦说着关于西藏的一切。他还提到了注视（Gaze）。西藏是个被注视对象，而西方则是一个注视者。“通过监视、注视和观察而建立的支配伴随着各种对被注视对象统治的巩固。他们以科学好奇、人种志材料搜集、保护单纯的大众免受他们残暴的统治者、或者传播进步的名义进行占用。”
结语
通过阅读Anand先生的这篇论文，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在解读西藏的时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通过给西藏贴上各种标签，从而为自己在西藏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在理想化或神化西藏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这还是在利用西藏为西方服务，通过神化进而为“西方批评它自己、质疑它自己的价值观提供资源。”
Anand先生这篇文章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是如何看西藏的。历史上，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是否也会怀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态去解读西藏呢？这值得我们去探究。 </br>
注：
1. Anand先生的这篇论文英文原文题目为 “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e case of Exotica Tibet ”，刊载于 New Political Science , 29 (1): 23-42, ISSN 0739-3148. 目前已由笔者翻译为中文 《西方对他者的殖民表征：以异域西藏为案例》 ，发表于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2011年8月15日第93
2. 解读一词应为表征（represent or representation）, 但鉴于表征一词太难懂，故用一个近似但又易懂的解读来替代，文中也偶用表述来指代represent或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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