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维护稳定还是催化变革?
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维护稳定还是催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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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中产阶级的兴起都引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造成贫富差距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日益显现的中间阶层。一个重要的课题正摆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面前:中产阶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究竟会是什么?它是引导变革的催化剂,还是维护稳定的保险栓?
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李成总结了学术界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成果。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左右的历史,不难发现中产是一个半新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分层变得极为敏感。政府甚至宣布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即工人、农民和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间层。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中间层将逐渐萎缩直到消失。时间推进到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登峰造极,阶级完全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1979年对于中国现有的中产阶级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邓小平的上台和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中产阶级应运而生,同时也慢慢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李成发现,最早关注中产阶级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它将是维护现有政策的稳定因素。例如,早期的中产阶级研究常常引用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论述。两位先贤虽然年代久远而且天各一方,却都警惕极端贫穷和极端富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且强调中间阶层的缓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自然有人拥护现存体制。
近年来,关注中产阶级的学者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随着西方消费文化、自由思想的传播,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层更偏离主流意识,更倾向于质疑官员的承诺,更可能对时局表达不满。日益蔓延的腐败现象、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错误,都是中产阶级批评的焦点。换言之,互联网与中西方交流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加速了中间阶层的“转变”。
中产阶级的不满已经越来越明显,其影响也越发广泛。黯淡的大学生就业率似乎与中产阶层无关,但事实上,许多就业不顺利的毕业生都来自中产家庭。私营企业中的中产者也频繁抱怨国家政策对于国企的“偏爱”。在2007年至2009年间,厦门、上海和广州出现了由中产阶层领衔的抗议活动,分别冻结了当地政府建造化工厂、新地铁线和垃圾焚烧厂的计划。还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层更乐于参与基层选举、更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李成援引国内学者李路路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会扮演催化变革还是巩固稳定的角色,也许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自身,而是取决于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可能成为稳定的因素。在权力高度集中、中产阶层相对独立于统治阶层的国家,中产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胡鞍钢和胡联合两位学者干脆指出,如果要中国的中产阶级暂缓“思变”的趋势、起到稳定的作用,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防止经济动荡、保护财产权、维护中产的社会地位、允许更多的政治参与。
与世界其他庞大经济体一样,逐渐变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正在经历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者对现有体制越来越响亮的质疑声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前政策的坚实维护者,而是对政府日渐挑剔的社会群体。如何将向往变革的中间阶层转化为拥护稳定的力量,已经成为政府的艰巨任务。
备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成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代际更迭和技术发展。文中提到的《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由李成主编并且由布鲁金斯学会于2010年发行。
相关链接: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9/0922_china_middle_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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