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转型陷阱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2012-03-16 作者: 孙立平

天则双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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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转型陷阱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时　间： 2012-03-16

地　点：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孙立平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李实党国英刘愉王占阳赵农

实录

秋风：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来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孙教授这些年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会变革，尤其是转型的过程，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如何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提出了很多洞见。最近他也对转型问题做了一些研究，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他来做一个报告，然后我们也请来了几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做一个评议。

孙立平：

最近我发表了一个报告，把一些基本的想法向各位做个汇报，然后有一个讨论。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我们最近这三年的时间里发表的第三个报告。第一个报告是2010年4月份发表的一个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所谓维稳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怪圈，越威越不稳，维稳成为制造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些就是那个报告里提出来的。那个报告应当说对于转变现在这个维稳的思路应该说是起了一定作用。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之前，维稳的问题是不容质疑的，在报纸上是不能够公开批评的。在那之后，维稳的问题至少是成为了一个可以批评的、可以讨论的问题了。那个报告在这上面应当说起了一些作用，后来这个报告广东省委一些地方我们都给了，应当说后来在处理乌坎的事件过程中，多少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个报告是一个关于社会重建的报告。那个报告当时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现在这是第三个报告，题目就叫"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这三个报告我把它叫做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就是想通过这些报告能够把社会进步的理念切入到中国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我们这些年的理念就是一个发展的理念，这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个量的增加。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至少还讲究一个质，就是质量。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些年只有一个发展的概念，没有一个进步的概念，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把社会进步的理念切入到我们这个社会。

最近还在准备另外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这个利益集团怎么弄，这个报告已经写了两年了，但是最近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改革的一个报告。今天我想主要介绍一下第三个报告当中的一些想法，大体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改革的困境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用转型陷阱的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困境。第二个想来谈谈说，在转型陷阱中我们究竟形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在制度层面和结构层面，或者更进一步在现象和逻辑的层面，究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第三个问题就想谈谈怎么走出这个转型陷阱，然后提出一个叫，这个其实是06年提出来的，叫做改革再出发，或者叫凝聚改革的新共识。

现在我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转型陷阱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感觉是共同的，就是这些年越来越不对劲。这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出于一种困境状态，问题是怎样来解释这种困境。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这也是世界银行更具有权威性，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使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用来解释现代中国当前的困境是有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解释是一个发展角度的解释，从一个发展意义上的解释。一个社会到了三四千美元的地方，就要过一个坎，这个坎很难过，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有的过去了就叫发达国家，有的过不去就叫做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发展层面的解释，但是这种发展层面的解释，能不能真正揭示出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这种东西是什么？这是有很大疑问的。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仅仅用中等收入陷阱来从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面临的困境，来解释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发展到一些坎上所以才面临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能够真正来面对中国面临这些问题的背后的原因。

这是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有一个解释是从改革的角度和制度的角度去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基本就认定，现在的改革是处于一种停滞的或者倒退的状态。但是这种解释最基本的假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往前走的，推进改革的力量，同时还有一个反对改革的，往后走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是处于胶着的状态，往前推不动了。这样一种解释在社会当中也是很流行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提出转型陷阱这个概念，是想和这两种解释有一个区别。中国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但是背后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那是不是改革停滞的问题呢？可能也不是。因为改革停滞刚才说最基本的假定是一个力量推动改革往前走，一个力量往后拉。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真正形成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的不是这样一个问题，也不是推进改革或者把改革往后拉的力量。现在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主导的，是在改革这30年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我们叫做改革派的这些人。

现在当我们说改革停滞或者改革倒退的，总把它说成是一种反改革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一种问题。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恰恰是过去30年当中的改革派，他在改革当中获得的利益，成为了改革当中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这个力量真正做大了，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真正主导力量，他要求不要往前走了，他说不要往前走，要往后退吗？也不要往后退。因为不论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对他都是不利的。就目前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对于一个房地产商，或者对房地产利益集团来说，什么状况对他最好？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地拿地，能够用市场的方式把这个房子高价地卖出去，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干嘛要往前走往后退呀？说往前走，高价拿地高价买房，往后退廉价拿地房子卖不出去，这个对他有好处吗？对他们来说真正最好的状态就是今天这个状体，也不要往前走了，也不要往后退了。

我们原来认为，我们说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是说中国现在好像有两大力量在对立，主张改革的和反对改革的。其实现在相对于这股力量来说，这两派都是边缘群体。他在那嚷嚷说改革要往前走，他在那说改革改错了要往后退，没有一个正经的，基本都是边缘群体。真正得到利益的人也不说往前走，也不说往后退，他什么都不说，在那呆着就最好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左右着中国社会这样一个状况是这样一种力量。所以我觉得提出转型陷阱真正的意义就在这，所以后来我们把转型陷阱定义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或既得利益集团，他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过去我们看来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因素定型化。他把这个东西定型化，形成最有利益及利益最大化的破坏型体制。然后由这个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激进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和我们过去的假设是有关系的。我们过去的假设无论是经济学当中讲市场转轨还是社会学当中讲社会转型，其实都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有一个起点，我们有一个终点，然后这种转轨转型的过程就是由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当中人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中间的某一个状态，某一个点上它不走了，停下来了。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中间的每一个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而中间这个点的状态，我们过去把他叫做过渡的状态。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好像不如意，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既不是市场的，也不是计划的，将来我们还会往前走。但是现在看，我们过去看做过渡状态的状况很可能不是一个过渡状态，有人要把他定型化，定型化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和体制。我觉得这是转型陷阱当中给我们提出的真正的问题。

然后用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把这个东西区分开来，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还是关注的发展问题，它认为那些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的因素被消耗掉了，然后经济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但是转型陷阱强调的不是这个东西，它很可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这两种不同的陷阱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更进一步的说，我们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给我们认识现在改革和转型的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在这样几点上，我们下面列了六点。

第一个，刚才我已经说了，转型陷阱这样一个概念可以让我们明确的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地方。是在转型的一个途中，是一个过渡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是正处在过渡性的东西正在定型的，或者是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模式的这样一个状态中。

第二个转型陷阱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理解，现在我们说改革的阻力，转型的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仅仅是过去的那种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比较简单。真正的改革的阻力不在这，是刚才说的在改革中获得了利益的这些人，是茅老师说的改革派的盟友们。其实是这些人真正地不想走了，不但是这些人不想走了，他现在已经绑架了国家，绑架了社会。所以我觉得要看到改革真正面临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在这里面就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是所谓的反改革派，甚至也不是左的力量，也不是旧体制的拥护者，这批人我觉得能量已经非常有限。现在真正能够阻碍改革往前走的是既得利益者，而且至少在80年代倒90年代中期这些人就是改革派。

第三点，就是我们改革遇到的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进一步地来说，改革现在遇到的困难可能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它的阻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左右了改革的过程，让改革走样变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已经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改革的真正遇到的困难。所以你想，现在说"西红柿"这个事，这事其实好办，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你找对机会也好，但是一定要知道，民众现在对改革是什么概念。就像我现在是参加右派的会议比较多，屋里头说得热闹的，但是一到外面老百姓怎么说？完全不是这个事，你跟老百姓说改革，他心惊肉跳，只要一改，不是这个地方吃亏就是那个地方吃亏，没我的好处。所以我觉得改革现在真正的阻力，我们除了看到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认同。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比较复杂，一会我再说下面这个。

还有一个，因为我在05年就提出"改革的共识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现在可能会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四个，我们可以看清楚，今天让人们非常困惑的种种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这个基本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转型陷阱的逻辑。比如说发展为什么会走火入魔，然后维稳为什么会压倒一切。就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都觉得各种问题都非常突出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就弄出一个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在所谓转型陷阱当中，是有这个逻辑的。所以我觉得有了转型陷阱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对于这个社会中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背后是有一个基本逻辑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

第五个，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让我们在改革当中，互换改革，推进改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警觉。什么警觉呢？我们说改革现在已经停滞下来了，现在只要能推进一点，有总是比没有强，往前走一点总是比不走强，但实际上不见得。现在这种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的，那些所谓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弊端的措施，都很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得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弊端，但是只要一改这些弊端，一扭，就又成了他们获得既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退，不行，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不见得行，会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第六个，我觉得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现在笼罩在左和右的争论上的迷雾。最简单的说，我们以前说改革困境和改革停滞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一个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的对立。但是从转型陷阱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左和右其实都是边缘人，都是对现状的不满者。左和右之间的共识，甚至比左右两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识要多。所以这样，我们加入从转型陷阱的角度来看，现在这样一个阵营的对垒，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感觉。由于原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迷雾，左和右的争论当然是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但是过于强调这样一种争论，不但会造成社会的不理解和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实际情况。包括昨天晚上，我看到对"西红柿"的反应，我有一种非常强的担心，为什么呢？当欢呼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人在受到伤害。这个伤害不仅仅是我们反感的什么司马南对吧？其实是有一种真心实意的，对重庆有一种认同，而且他这些年改善民生，确实是受益者，而且对于改革他有着深深的担忧的底层的民众。当我们用左和右的框架来进行争论，甚至互相地嘲讽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些不必要地扩大了社会的这种裂痕。所以我想，我们这时候假如有一个转型陷阱的概念，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多一个框架来面对这种状况。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转型陷阱一个重要的表现特征是一种定型化的话，那现在定型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结构的定型一个是制度的定型。在讲制度和结构的定型的时候，我首先想看转型陷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是从一个分析的角度，而是从一个过程描述的角度。我是从这样一个框架来看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变迁都会包括两个大的过程。一个过程是体制的变革过程，另外一个过程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的变革是指一套规则的变化，结构的变迁是指各种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大的社会变迁都包括这两个过程，但是这两个过程在中国过去30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当中，关系是不一样的。

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结构的变迁。就是说在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中前期，体制的变革是起更活跃的，更主动的作用，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社会的变迁。也就是说体制在变，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变，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催生了不同的社会力量：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白领等等。它催生了各种的社会力量，但是它刚开始催生这些社会力量的时候，这些力量还是比较弱的。更多的是说，要如何来适应这个新的体制的变化，在这个新体制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对来说，体制要处于一个更主动的为止，结构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为止。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觉得这个关系变了，我把这个过程叫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也就是说当体制的变革仍然在进行当中，其中孕育出来的这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处于更强势的一种社会力量，开始定型下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势的社会力量，开始定型下来。定型下来之后它开始反过来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我觉得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要变化，就是发生在这。

90年代中期前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结构的变迁，但是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结构先于体制定型，接着定型下来的结构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是我们这个转型陷阱发生的大体历史脉络。在这种情况下，到了90年代中后期之后，虽然体制的变革仍然在继续进行，但是这个时候体制的变革已经开始扭曲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定型下来的结构力量已经左右了体制变革的过程。所以在2005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讲"改革已经变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当时这个过程已经很明显看得出来。

接下来我想谈的是转型陷阱当中真正定型下来的是什么？刚才我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结构的层面，一个是制度的层面。从结构层面来说，它定型下来的最大的硕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在改革当中孕育，在改革当中发展，在改革当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又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定型下来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人们又很多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是究竟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什么？它大体包括这么几个基本的部分，现在有些不同的说法，我先从别人的开始说起。

一个是韩志国的，他做了三个利益集团，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三部分。第一个叫权力集团，因权而威的体制内已没有改革动力，如果选举大部分都会落选，因而宁可固守。就是真正掌握着权力的人。第二个叫权贵集团，因权而贵，能充分的利用现有体制缺陷，因而对失去权力充满恐惧感，这个可能就是指太子党，没有权力的太子党。

党国英：

我觉得这个"贵"可能是有钱的问题。

孙立平：

第三个叫权势集团，包括这些裙带关系，拉拉扯扯的。这是韩志国的分类。汪玉凯讲了三个，其中有两个跟我们是重复的，所以我就不单独说他了，就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说。

按照我们的分类，第一个就是权贵集团，包括了刚才韩志国讲的权力和权贵。

王占阳：

那个权而贵可能是包括了不一定有多少钱，但是以保权为主。

孙立平：

可能是这种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起步高，我觉得这个集团带有很强的网络状。第二个是国有垄断集团，这就不说了。第三个我们把它叫做金融虚拟经济集团，是最近这些年成长起来，包括银行、私募等等。第四个是汪玉凯提出来的，就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它叫做地产资源利益群体。大体上来说吧，现在还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分法，但是跟大家心目中的差不了太多。

现在我想说两点，第一点，这个集团，它拥有的资本，我们把它叫做主体资源。这里稍微有点背景，他们在研究苏东的转型过程中，他们特别愿意去划精英类型，不同的精英类型：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他们划分精英类型背后的根据就是所谓资本的类型。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精英带有很强的总体性，中国的资本，相对来说是不怎么分化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不是相对独立的，而且这个集团我们在1998年的文章当中就提了几个概念，叫"不落空阶层"等等。每次得到机会都是他们的，你说下海是他们的，"第三梯队"是他们的，发达了之后到大学去买文凭的还是他们。所有这些东西，带有很强的总体性，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他们的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原来叫权钱勾结也好，叫资本总体性精英也好，但是就是90年代中后期，和现在进入21世纪之后，内部的状况又发生了明显变化。90年代中后期如果不同领域的精英，我们当时叫权钱勾结。当你讲权钱勾结的时候，意味着这还是一个大致平等的为止，这是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联盟。但是最近这些年，真正掌握核心权力的这些人，开始地位明显地上升。我这里就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当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叫"领导干部傍大款"。一个大款，为了显得牛，说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市长、副市长20分钟内赶到。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说果然副市长15分钟就感到了，现在可不一样，现在这样的段子几乎没了。现在这种权利的地位在明显上升。

所以我说定型下来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说。从体制的角度来说，我把它叫做是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这样一个体制我有时候把他叫做新总体性社会，我一会再说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也能提供一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已经明显能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到形成的这个新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和市场的结盟，然后在行政权力基础上，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把市场体制打碎。把市场体制打碎为不同的市场因素，然后重新用权利来进行重组，我觉得这是我们新形成的体制特征。在这一点上，吴敬琏先生说了我好几回了，我讲完以后他就老说，你别老说这个市场，这不是市场。因为吴先生是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的爱护市场，他就说你别说这是市场。它其实是把东西打碎了变成一种市场因素，然后重新进行了重组，这重组的东西，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是馒头揉碎了，再掺点面粉加点水，烙饼了。馒头渣就变成饼的一部分了，就不是馒头的一部分了。

最近这些年，你可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在这。这个东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说了一个总体性社会的概念，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集权主义"这个词不太好说，所以我们尽量用一个比较中性的，比较能说的概念。假如我们把过去叫做老总体性社会，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总体的权力和再分配过程中的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是以这种再分配过程中的计划经济作为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它催生了一个市场因素，然后它把他打碎了然后用权力来重组。这东西和原来那个可不一样，比原来的丰富多了，原来是一个纯馒头，现在把面和肉馅和在一块了，这个和过去那个大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从体制的角度来说，过去那种老的总体性社会只有一种机制，就是权力的机制。但是这个我把它叫做新总体性社会。我觉得这里如果划分的话可以把苏东那个叫做后总体性社会，因为它经历了一个去旧立新的过程，我可以把它叫做后总体性社会，然后把中国叫做新总体性社会，新总体性社会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的。

这使这个体制有了一个双重机制，权力的机制和市场的机制。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前几天我看炎黄春秋，说它现在是怎么弄的？用公司重组的方式，进行收购，改变董事会、成立一个编委会这样的方式。这跟过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出版社也是。出版社过去是送书给领导，现在他们少给你书号，出一本有问题的书，就少给你多少本书号，因为他们都是靠这个吃饭的。现在这个权力在过去仅仅是一种机制，而现在有了这两种机制之后，非常的不一样。这个社会包括它的惩罚的机制，奖励的机制，都不一样。真正明白这个东西的就是香港的成龙和中国的张艺谋，我怎么利用政治的效用来让我获得市场的回报。你给他奖状什么的估计他们也不感兴趣，但是你说他们有几个亿的票房，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这样的体制早已形成，形成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种体制，需要进一步来分析，它第二层的运作机制是什么，这是我最近补充进来的，我列了六大机制。

第一个是动员机制。这个动员机制，像这些年的有体育、救灾、举办一些大规模的盛会、还有高铁……都很明显的和新总体性社会当中的这种动员机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样的一个体制形成的这个动员机制，还形成了一种"新举国体制"。这个动员机制其实是融合了权力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形成的一种机制。

动力的机制也在这儿，动力机制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拆迁，拆迁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琢磨的现象。说为了发展，就把人家的房子拆了，然后把人给打死了。现在党的干部还没有觉悟到这个程度，用打死人，自己犯错误甚至会受到刑事惩罚的方式，来追求一个地方的发展，我觉得没高尚到这个程度。但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一种恶，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发展。是什么一种动力的机制，把他刺激出来的呢？其实就是权力和市场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它有一个发展的程度，然后它把这种东西整个就变成一种公司的行为，这样一种公司的行为变成了这块地如果不拆的话你就会倾家荡产。这样产生的驱力，和仅仅是由权力产生的驱力，或者仅仅是由市场产生的驱力不一样。一种新的动力机制在形成。

控制机制，一个很典型的控制机制我觉得就是互联网当中的控制，可以看到那些为了在市场当中获得市场机会的，绿坝也好，什么也好。那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而已，而是说这已经和在市场中那样一种竞争的机制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的形成，权力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已经融合到一起，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现在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文化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在体制上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定型下来。

第四个机制，我把它叫做吸纳机制。这个吸纳机制其实非常厉害，你就看在老总体性社会，要开两会的时候主要是工农兵，工农兵主要是作为一个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在社会当中拥有很大能量的，更多是带有一种充门面的。现在出入大会堂的不是工农兵，是"官商学"。官商学和工农兵不一样，这帮人是有力量的。中国最有钱的在里头坐着呢，最有权的在里头坐着呢，说话最横的在里头做着呢。然后你就可以看，这样一个体制非常巧妙地把这个社会当中最有力量的这些人吸纳到了这个系统中去。

第五个是整合机制，就是组织系统。

第六个我把它叫做汲取机制，就是从社会当中去汲取财富的机制。现在你可以看，其实这又是一个链条。我们过去总是说权力和市场的作用是相反的，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重新组合的社会中，权力和市场都是获取财富过程中的不同链条，甚至是一个动态的链条。这个动态的链条我觉得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房地产，国企改革将来差不多也会使这样的。国退民进，换句话说到了少数人手里头。分完了还得有啊，那就国进民退，在社会当中搜刮财富来形成国有资产。有了国有资产过两年又说这弊病很多，再分了吧。这个就有点像打架，我揪住秋风了，我揪住秋风的衣服往前一拉，往后一推，你看着好像是不同方向的运动。但是这一推一拉比光推，或者光拉还难受。权力和市场结合到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链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考虑的。

所以现在究竟在这当中定型下来了什么东西，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是结构层面，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然后从制度层面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和权力因素结合到一起的体制。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两天和学生在讨论，什么叫中国模式。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什么叫中国模式，这里我多说几句对它的理解，因为对中国模式过去在讨论的时候，一直是有个比较含糊的，就是你是在怎样的层面上来讲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你是指一个体制的模式，还是一个发展的模式呢？后来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应该这样来界定的。如果你真正讲中国模式，它的内核应当是体制模式。然后它延伸到或者说派生出发展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这样一个中国模式，它的内核，当时我概括了三句话，在总体性逻辑不变的情况下，催生、打碎、重组市场因素，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新的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总体性社会，这个就是中国模式作为内核的这样一个体制的模式，发展模式其实就是从这样一个体制的模式派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成就，还是种种弊端，都是从这块派生出来的。就是在"转型陷阱"当中形成的这样一种结构和体制，然后它统和到一起形成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成就，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我把现在暴露出的问题，我想简单说一下，因为这里也没有太多可分析的。

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且日益畸形化。这也是所谓"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你到了这个阶段原来作为优势的资源和条件用得差不多了，经济会陷入停滞。但是处于"转型陷阱"中的体制，经济上表现的不是停滞的问题，它会走火入魔。就像练功练得走火入魔一样，邪劲大着呢。不是停滞的问题，不是说会动不了，起不来床了，不是这么回事。比正常人的劲都大，但是是一股邪劲。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去四川，一个区长，他跟我说，你知道我最难的事是什么？他说我

今年拆迁的任务是100万平米，而且和乌纱帽连在一起，你拆够了区长就接着当，拆不够就别当了。我说那你拆哪啊？他说拆哪都行，只要把老百姓的房子拆够100万就行。一个社会，无论是什么社会，没有说"把老百姓的房子拆够100万就行"。将来中国面对的问题不是所谓停滞的问题，在面临危机、面临停滞的时候，这个体制"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所以一个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怎样，不仅取决于它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而且取决于它反映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看到，这个和"转型陷阱"的逻辑是有关系的，它的逻辑追求财富的迫不及待，追求国有的壮大。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它的发展走向变形？就是这个转型陷阱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得经过几次转变，改革前的合法性基础即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意识形态基础，到文革的时候，基本已经耗尽了。耗尽之后需要一次转换，这次转换非常成功，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转换到了绩效的合法性，我们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发展的问题，甚至发展了之后还能解决崛起的问题。然后这个合法性到90年代末出现了问题。90年代末首先事业下岗的问题来了，他们说你是发展了，但是你这个发展跟我有什么关系？农民说你发展了，我是停滞状态；城市底层说，你发展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对这样一个合法性基础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应当说党中央还是不笨的。对这些质疑作出了回应，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块为什么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其实已经开始意识到合法性面临问题，它要求再一次转换，转换到公平正义，至少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但是这一次死活转不过来了，为什么呢？面临的阻力太大了。上一次转变的时候主要是意识形态阻力，是比较好克服的，但是这次是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因为你只要走到公平正义上来，既得利益集团必须让利益，必须让特权。但是这一次既得利益集团成功组织了这次转变，于是这次没转过来。

这时候他渴求新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老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耗得差不多了，但就是转不过来，新的基础就是得不到。那怎么办呢？就只能使劲耗那个老的。为什么发展会走火入魔呢？因为唯一的合法性已经在那了，新的得不到，就像吃饭似的，大家都饥肠辘辘，一拨人坐在那，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死活上不来，那你说怎么办？就只能使劲吃凉菜。所以说发展为什么会走火入魔？为什么要保8，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放缓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不就是因为这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其实也说得差不多了。他表现在改革上，过去从一个变革，到现在改革过程当中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它需要改变一个东西，过去一直是两分法，前进的倒退的，改革的保守的，左的右的，国有的民营的，一直是这样的两分法，现在我们看到，他到了能够定型的这样一个时候，他改变了这些东西原来的意义。原来似乎完全对立的东西都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组装。他把原来看起来是对立的这样一些东西组装成整体当中不同的部分，不同的环节。

第三个，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现在它开始趋于定型化。这个定型化，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一个简单的贫富的问题，你多一点我少一点的问题。但是现在不简单是这个问题。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穷人和富人实际上基本上是差不多了。穷人和富人可以落实到人头上，这时候要变，不容易。这和原来已经是非常不一样了，现在年轻的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但稍有年纪的，没富起来的都够呛。而且现在不但是你够呛，二代现象也出来了。这个社会开始定型，定型以后我们就看到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整个社会的活力大大下降，为什么80年代成长到90年代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希望，社会有生机和活力，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80年代造就的那种活力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用张立林的话来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气质在变，我觉得这话挺有深意的。最近一个调查也很有意思，说富二代当中相当的一部分，80%左右，他们不愿意接班，相当公务员，这个很有意思，这是我刚看到的一个调查，不多说了。

然后第四个，在这种对社会矛盾误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拘谨心理和大维稳的模式。大维稳有几点，一个我们说他这些年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不稳定幻想。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一个"不稳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哪来的呢？各位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对现实当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的认识，这种东西，除了这样一种认识之外，有一种建构的过程。政府对这个东西的建构是非常成功的。哪怕是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跟他多聊几句，他会说中国不能乱。怎么乱？谁说乱了？这就是通过一个无意识的说法。哪来的？建构的。这样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幻想，就是动荡随时会发生，日子过不了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一种大维稳的模式。

第五个，就是社会溃败，这是我200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提出这个东西，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去年年底盘点这一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强调两个字的区别，究竟是"乱"还是"烂"？政府想给我们传达的是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乱，所以我们要维稳，不能乱。但是我的看法，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烂。还不是一个外部的力量把你打倒的，没等打你呢，自己先烂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呢？为了解决烂的所有的措施，都被他认为可能会加剧乱，会影响稳定而束之高阁，加以拒绝。这是他把乱作为最主要威胁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这是我说他的一些表现。

"转型陷阱"的逻辑，我就简单提几句，比如说增量依赖。现在在既得利益格局下，因为既得利益格局不能动，我得靠增量，哪怕是民生的问题。不能从我已经得到的那一块往外拿，你想改善民生也行，再多发展点。从整体来说为什么现在整个社会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因为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

然后是发展与稳定双重意义上对社会和国家的绑架。还有一个，现在我最主要讲的是最后这个，我把它叫做"纠错困境"，这也是我们走出"转型陷阱"最难的地方。什么意思？就是最简单的依据话：走远了回头都难。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是这样一种状况，走远了，回头都难。这次乌坎事件，我虽然没去，但是我一直在密切地关注这个事件，除了最表面的一些事件，我就是在看回头还能不能回，回头的条件是什么？你看乌坎这个事，其实很有意思的。当初你想，它最麻烦在哪？我们通常就说过去那些不规范的那些地。我们得规范化，法制化，得回到法制、制度的规范，但是这事难就难在这里。我们这里熊伟，他在那呆了两个月了，我这个情况没有他了解得细，但是我觉得，这次乌坎有一个很幸运的地方，在哪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土地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冲突，要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对的合理的，但要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对的、合理的，因为这是地引起的，你得承认那地那转让是不合法的，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你得认定那是无效合同。然后我又去看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有强迫的，欺诈的情节是可以认定为非法合同的，因为那个村里的原来的领导人已经被双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可能确实是有问题的，从法律上认定它是无效合同是可以的。但接着的问题来了，你要认定这是无效合同，这块地怎么办？法律上两个办法，一个回复原状，第二个进行赔偿。幸运的是最有争议那块地，开发商拿去几年还没开发呢，所以去年汕尾市就把地还给村民，404亩。

各位，现在我要问，这地要开发了，都盖上二、三十层大楼了那怎么办？那就要赔偿，赔偿就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赔得起赔不起。汕尾不是很好的，但是整个广东省赔这点还是没问题的。但接着问题就来了，这个村子这些年总共转让出3000多亩土地，如果村民接着提出那2000多亩也是无效合同，那你怎么办？然后全国征了这么多的地，有几个是手续齐全的？赔偿这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赔得起赔不起，而后是用什么来赔，用政府财政的钱，政府财政的钱是哪来的，那是纳税人的钱，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回到法制的轨道、制度的轨道，已经相当的困难。

所以现在每次发生这种群体性事件，我就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这种心惊肉跳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会有多大事，而是你每发生这样一件事以后，将来你想回头，就难一分。我们这征地拆迁，失业下岗，计划生育，上访解访，一系列的事情都使得你将来很难回头。你说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了，那就得先把这些法制法制了。这就看到我们"转型陷阱"中或者说我们这个体制中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切割，要和以前做一个切割。但是这个体制，说我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叫"毛邓三科"，这是连着的，不能切割的。不能切你回头怎么回？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而且现在越往前走，回头的余地就越小。那天我说现在我们要赶快争取这个时机，现在一句道歉还能把老百姓感动地泪水涟涟，过几年，恐怕你跪在那他都不理你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说"纠错困境"，回不了头，难以切割，往前面走的空间就非常的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转型陷阱"中面临的越来越难办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说，"转型陷阱"大体上形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这算第二个大问题了，就是在我们的"转型陷阱"当中结构、制度形成了什么东西，然后逻辑和现象的层面形成了什么东西，现在说怎么走出"转型陷阱"？我觉得需要一次改革的再出发，或者说在改革再出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关于改革的新共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刚才说现在改革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不是仅仅来自于旧体制的拥护者对于改革的反对，更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对现状的定型，不仅仅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对现状的定型，更在于它败坏了改革的过程和名声，老百姓对改革已经失去了认同。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重启改革的问题，不是改革的深化和攻坚的问题。如果继续攻下去，尽管是发生了昨天这个事情，从我内心来说，远不是那么乐观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次改革的再出发，这个改革和原来的改革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我觉得得明确这一点。得用一种新的改革，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我把他叫做"公平正义"基础上这样一种取向的改革，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来走出转型陷阱。

首先的判断是关于改革的共识的问题，刚才我说了，2005年年底我就在讲，改革的共识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但是这个观点现在有一些变化，不是否定，而是我觉得现在新的改革的共识已经重新开始凝聚。但是这里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区分，不要把现在的新改革共识看做是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对原来的改革模式的重新认同。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到，现在所谓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现在这种状况的不满。这样一个改革的共识，和对原来改革的重新认同是两回事。我们如果意识到现在改革的共识又重新开始凝聚，同时要意识到改革新共识的特点，这种共识是在什么样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我觉得对明确未来改革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着更复杂的一种选择。如果说90年代初64之后，中国是面临着两种选择，"向前"还是"向后"。在一个转型陷阱当中，已经是三种可能性，向前、向后、就地不动，而且就地不动的可能性更强。而且现在假如说我们要推进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不止这样。按照托尔斯泰的句式：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所以说改革，倒退的路是相同的，往前走的路可能是不同的。中国现在可能面临着4种可能性，或者说4中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讲进行旧体制的复归。这个复归是左翼所主张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年是有着很深厚的社会背景。在重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写了一些东西，最近传得到处都是，我是2月15号写的，一个月之前写的，我说关于重庆问题讲两个看法：既不要因为重庆出事而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要由于重庆重视民生肯定重庆模式。这是一个月前写的不是因为薄熙来出了问题写的，而是王立军事件的时候写的。什么意思呢？今年就算薄熙来出了问题，我仍然是这种观点。说重庆模式倒掉，我觉得仍然为时过早，而且不要欢呼重庆模式的倒掉，为什么呢？这个欢呼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假如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说那就是一个妖魔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会产生很有害的后果。因为他产生这种模式的背景和土壤是现实，这个现实和我们这些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张。但是后来我也强调，不能因为他解决民生的问题，就肯定这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模式，特别是在危机当中诞生的模式，都是针对某些问题的，都能解决某些问题。希特勒的模式，你说就不能解决问题吗？失业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经济衰退的问题，他也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真正评价一个模式的要看它内在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推动下演变前进的可能性。我还是想说对这个要有一个比较平心静气的理解。这是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就是延续过去30年改革模式，进行所谓进行所谓"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的模式。现在对改革30年，说句老实话，我对这个改革的评价不是很高，基本上是旧体制的中心，就是"邓式中心"。占阳是好人，他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占阳一定是戴着眼镜仔细找那邓小平的几句话。

王占阳：

邓是转了一圈，又向西方学习。

孙立平：

这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次由老禁卫军发动的，维修体制的过程，开始根本就没想往前走，开始是想往后退。什么叫"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是拨到十七年前去，然后占阳讲的一个东西是对的，后来出国出得多了，开始看到国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根上，这次改革先天不足。因为我们对改革有一种想象，我们是把这种想象给加进去了。80年代有一段，最接近世界文明是什么时候？新技术革命的时候，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新技术革命，是那时候，是赵带领的，1987年，1988就有点浮躁了，那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几年，但是昙花一现。到了90年代之后的改革，现在人们最基本的评价就是说，经济改革是有明显的推进的，政治改革是没有启动的。就是说经济改革基本是成功的，顶多就是说改得不彻底，但是我个人看法，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需要反思。为什么呢？就是最后我们走到这一步，陷入这样一种困境，跟现在两方面的改革都有关系，当然根子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没动，这边他不想动，然后又得要改。这个脚不能动，但是他又想往前走，就只能把那个脚使劲往前迈。撑着筋了，他也得迈，叫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这么搞的。到了这样一个全面转型的阶段，你得通过立法这样一个手段来进行，得有一个规制的设定。这边不改提供不了政治条件和法律框架，经济那边就瞎改。所以最后为什么老百姓对改革失去信心，不承认？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改革当中是有问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这个改革的思路，我个人的看法，就算真正成功了，20年之后还会走到今天。朝着这个方向的改革动力，我觉得已经很有限了。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中国今天还有谁在主张改革呀？就剩几个退休的就高少贤，半退休的就宋晓武，吃这碗饭的，就孔庆元，还有敲边鼓的就是迟福林、祁阳。如果再这么继续走下去，也是死路一条。我个人的看法，不改死路一条，没有在对原来的反思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原来的思路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还是死路一条。

第三条路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走的路，这个路也没什么价值，我们就不说了。

第四条路，是不是考虑要有一次新的改革，这种新的改革叫做改革的再出发，或者形成改革的新共识。这个改革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严格意义上也不能说是结合，因为这两个东西讲大之后有高度的重叠，但是我为了表述把它的目标和手段姑且就这么很不准确地说，就是需要把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和一种普世价值提供的制度，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在中国现在有机会重启改革的思路下，我觉得把第四个思路和第二个思路进行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把第二种思路概括为"政左经右"的话，可以把第四种思路概括为"政右经左"，这不是特别准确来说，是大体上的一个思路。这也是强调公平正义和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这么来考虑？我觉得首先能够切中旧体制的弊端，旧体制最重要的是权力，你解决权力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架构。然后同时更重要的还有利于凝聚民众变革的要求。第三个，和这个相联系，能够有利于超越左右的分歧。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次体制改革，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和大家探讨的问题？要不要这个提法，就是我们实际上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再出发。

然后这当中，这个改革我觉得至少要解决这4方面的问题。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这句话就说明白了，再说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说改革，这不是改革。我觉得这一点应当非常明确地说。我觉得要解决几个问题：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建设社会的法制基础；落实公民的权利。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几点。而这个东西需要一个普世价值提供的制度框架作为保障，所以公平正义和普世价值应当是练习在一起的。在这里我还要提两单，第一点，在一个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当中，平等应当作为改革当中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在老周和华生很长的对谈当中，华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华生讲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平等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平等我把它换个词叫做社会平等，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多轨制等等；经济的平等，打击垄断，建立平等的市场制度，让要素自由流动；政治平等，包括去除特权。

另外，在这样一个改革当中，我觉得将来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国企改革。中国改革如果成功，不见得成功在国企改革上，但是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失败有可能还是失败在国企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国企改革能不能超越，要么就是大规模的国企垄断，要么就是冰棍化了的时候先把它吃了，能不能跳出这样的两种选择，寻找新的办法，其实下面人已经提出了种种的，什么做社会保障基金，平衡股权等等。我觉得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如果不能够寻找新路子的话，很可能这次国企改革的失败使民众再次失去认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转型陷阱，而且面临着多种选择，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新的共识，对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的共识？

因文章较长分 2 段以下是评议部分：

走出转型陷阱实现改革的再出发（专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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