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模式转型
全球化与模式转型
时 间： 2012-03-30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石小敏
主持人： 秋风
评议人： 史世伟 任康珏 张曙光 盛洪 赵农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实录
秋风：
石老师，还有各位下午好，我们天则所第450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就开始。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国体改会最资深的研究院，也是中国我觉得是体制改革最敏锐的观察家，石小敏先生。是上次刘小玄教授来讲的时候，当时石老师讲了这个图，而且通过这个图，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转的逻辑，所存在的问题，可能面临的风险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揭示。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地把石老师请来，这次就非常充分地把这个问题予以阐述。那我们就欢迎石老师。
石小敏：
大家下午好，不是什么资深研究员，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以前也不是做学术，是做一点管理，参与一些学术组织，所以跟张老师、茅老师、盛洪老师都认识很多年。
现在有一些想法，也不是学术，就是最近的一些想法，和大家交流一下。题目叫做全球化与模式转型，对全球化和模式这两个方面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讲点想法，重点围绕这两个范畴发表点感想。
全球化，我感觉应该说近30年来，我们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新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有一个迅速的广阔的展开。前几年经济学界就有人用新全球化来刻画这一次，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发轫的这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叫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或者叫做新的经济全球化。这30年来，有那么几件很大的事，如果在世界历史上比它的分量的话，我们可以叫9级地震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可能是苏东的崩溃，苏联集团的崩溃是够9级以上的，9.5级的地震，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分量很大。排在第二位的，从时间上来算，可以算作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件事。这件事情30年把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推到了第二，这是影响巨大。第三件事，是这次经济危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把新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打断了，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这场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方面带来的影响，在反思中总结中来改进，在现实中带来的各种冲击正在逐渐地显现出来。这场危机可能还要若干年。第四件事，就是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史家把苏东崩溃产生的历史变化叫做民主化第三次浪潮。北非、中东这次叫第四波。有些人统计了一下，说二战以后，非民主国家还有90个，苏东崩溃了还有50个，现在北非、中东事件之后还有十几个。看他们从民主还是非民主这个国家的个数来统计历史进程。
这几件事，是苏东崩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球危机，北非、中东事件。其实都是在一个全球化新阶段的历史进程逐渐展开的事件。而全球化本身可以把这些事件，包括在自己的进程中。所以全球化应该是贯穿这些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概括的范畴。全球化对应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通常从政治上把全球化对应冷战时代。有些人愿意从所谓历史观察分析框架，或者历史观的角度，来把冷战的分析框架和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进行比较。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正在逐渐形成。但是因为它时间还比较短，在冷战结束之前各种全球化分析框架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但近一二十年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概括总结好像还没太出来。
全球化分析框架和冷战的分析框架有很大的不同，等一会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讨论。比如我举一点，冷战时期我们知道一句著名的话，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首先要找清楚自己的敌人，全球化不一样了，地球成了一个村。全球化带来了大家超越主权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越来越多面对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重大领域里开始形成了共同的规则，这个共同的规则背后是共同的理念，比如怎么对待气候，怎么对待人权，怎么对待金融监管，怎么对待移民。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在信息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推动了社会文化政治的全球化，带来了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游戏规则的一体化，评估标准和方法的一体化。比如过我们今天很容易看到三大评估公司，他们评估希腊和评估美国的标准是一样的。他们的力量就在于收集各种信息，把他们组合起来，判断历史趋势上。这样的公司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这种公司比一般我们比较重视的像美国最高级的一些战略智囊机构，实际上比它们的力量还要强一些，要综合得多。
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游戏规则的一体化，评估标准的一体化，这方面近一二十年有极大的进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有些人物，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已经向全球化走得很远，比如孩子和夫人都移到国外去了，存款也运到国外，自己在大陆做裸官。但是在他自己领导的范围里，对下属和民众讲话的时候，他是冷战的体制，比如说"亡我之心不死"这种。
实际上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就经济的全球化，我们看到了，比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更多的进程。在这个二三十年之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已经走了一两百年。但是如果打个比方看，30年前的经济全球化，好像一个麻袋里装一堆土豆，大土豆带着小土豆，就是美国带着几个美洲国家，欧洲几个大国带着效果，日本带着东盟几个加工附属国，苏联带着华约的一些国家。彼此之间有机的联系还是比较松散的。当时在国际经济学或者世界经济学里分析世界经济的时候，双边关系是为主的，整体的分析是辅助的。
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二三十年，信息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已经前所未有的大大超过一两百年来的投资一体化，贸易一体化这样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苏联崩溃以后，全球市场在空间上一体化，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布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转化为全球公司。最近英国人有一个研究，二三十年来得益最大的，并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在每个生产链条中前面领风的，是每一个利益链条里头在价值链最高端的那一两家超级全球公司，它们是这一轮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而往往它们的观点，方针和战略的安排已经越来越多地超出自己的母国或者本土的范围。
所以这二三十年我们确实隐隐约约感受到，这个世界经济或者全球经济的架构，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加有机，联系更加紧密，一个金字塔的等级分工体系。在这个塔尖上，实际上是高服务业和高技术。比如说信息的、金融的，基本上全球的定价、分析、评估是在这一块完成的。这一块左右了全球投资的流程和流向，演进。我们基本上现在没在顶端上。下面是中高端制造业，再往下是中低档制造业，再往下是原材料供应。中国是在中低档制造业里占了非常大的份额。
当然，就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等级分工体系里头。当我们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分析危机产生原因和克服的途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需要整体的分析。整体性的分析和判断，它们的重要性超越双边关系的分析和判断。比如说在进一个月经常有这样的分析和讨论，说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会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或者说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延续几十年的双边关系分析，就直接判断。因为这30年来，全球化的经济流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是直接表现为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它肯定要通过第三方、第四方在链接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所以，应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我们看它发生的巨大的，质变的感觉比其他领域感受的会更深一些。
总之，全球化应该是这二三十年来一个带有概括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范畴是不是很好用，很准确还可以讨论。它的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观察历史的一个分析框架，来跟原有的冷战分析框架来进行对比。其中比较重要、明显的差别有一点。冷战分析框架，通常我们讨论大问题都是在主权国家范围，脱离不开。从战略制定决策到治理都在一个主权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是超越主权国家才能寻找出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游戏规则。欧债是如此，美元是如此。
那么全球化跟我们第二个想议论的问题，就是模式转型，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很简答的就是，我们前30年大致上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所以在30年中逐渐地形成了我们发展的一些有效的运行模式。当然，还有另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抓住了机遇，但是由于我们的某种局限和顾忌，我们前半个身子进到全球化里了，后半个身子加大脑还没进去，还在门外。我们只是相对比较充分地开放了制造业，其他的领域开放地很小，或者有些基本没开放。比如我们服务业就大多没开放，像跟经济至关重要的，像金融，像土地（还没有开放），这正好是我们天则研究垄断研究管制的关键。比如我们的基础，原材料工业，有很多还没有开放。我们成了一个半阴半阳的体制，半边似乎已经市场化了，另半边还是政府主导的，这个词还比较柔性，应该是政府管制的，或者主控的。如果这个政府比较廉洁，比较讲法制，整个效果可能还好一点。如果政府不讲法制，腐败又多，私心和无知的程度在增加，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已经达到的阶段和成果，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突然开始萎缩。所以我们就开始遇到了自身的这种模式特点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关于模式，做一点简单的解释。现在的文件愿意用发展方式，过去经济学界比较多用增长模式。发展方式似乎涵盖比较广，它把文化、政治、社会的发展含义也囊括进去了。当然从实际观察，近30年来真正我们取得的最大绩效还是经济增长。相比较而言，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要显得滞后得多。我还比较喜欢用增长模式，这个约定俗成，比较容易表达。而现在官方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实际上更多的是指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现在还有一个，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近一两年里也热闹过一阵子，尤其是2010年讨论地比较热烈。那个时候全球经济危机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就是各大经济体都困难重重，趴下的起不来，没趴下的准备着趴下，中国那时候站着。中国本轮刺激经济的恶果和负面作用还没有表现出来，好像风景这边独好。是否超越欧美，怎么总结经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比较多。但是为什么讨论不下去了呢？我的感觉和后来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以后的困难也有关系。我们这30年来，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是一回事，中国模式好像一个底盘，托着增长模式，也把它叫做治理模式。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和治理模式，它托着这个增长模式，使这个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但是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多次变化。80年代的，以放开搞活为主的"四轮驱动"模式，到90年代的一种努力想转变，当时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国有企业大部分竞争都失败，光靠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的港澳投资者也不够。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做出了很多的调整，朱镕基当时打了很多的硬仗。慢慢的使我们国家国内，尤其是制造业这块，开始能跟国际市场进行深度接轨。
所以中国真正的大有成效的，所谓发展的主导战略，是经过80年代、90年代，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完善和修订，在清楚了自己土地上的垃圾，腾出了空间以后，让大风进入。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叫"招商引资，出口制造"。这条战略在这个世纪的头10年大放异彩。就在这10年，把中国制造业占全球6%到7%的状况一下子推到全球制造业第一，就在这十来年的过程中发生了。
中国的增长模式是由很多变化的，随着这个变化，实际上我们的治理结构，不管是金融、财税、中央地方关系、外贸进出口体制，也都发生着变化和调整。但是他俩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增长模式的优点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中国模式的优点，而增长模式的缺陷可能恰好也是他的缺陷。当最高领导人开始反复说我这个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实际上他某种程度上也在说我这个中国模式开始面临问题，他无法回避这种思考，无法阻挡这种追问。
所以我说这种模式，我简单做一下解释，我不知道上次做了解释没有。它是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在去年10月的《中国改革》上发了，然后网上可以查到。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与特质》，这是其中的一张图（如下）。
这个图我把它叫做"莫8循环带"，莫是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叫做莫比乌斯，这是古希腊一个数学家的名字。莫比乌斯得名于拓扑学上的一个莫比乌斯带。这个拓扑学的莫比乌斯带，我现在演示一下（类似上图所示）。你看这张纸条，一面暗色，一面白色，他有单边的两个切口，如果切口对切口就形成了一个带，形成了一个围墙。一个蚂蚁要在里头爬，要爬到外头来，就要翻墙，翻墙就是个临界点，很危险。如果我把这个带子换一下，缺角对全角，就拧起来了，一个蚂蚁从里头很听话就爬到外头来了。这是拓扑学上著名的莫比乌斯带。
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东西来讨论改革。当时说为什么改革呢？为什么不能革命呢？就是改革有它的特点，就是改革者和反改革者，或者说激进的和保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好像一个缺角插在全角里，这样才可以平滑地过渡到一个新的状态中去。如果是保守者和保守者在一块，改革者和改革者在一块，壁垒分明，就只能翻墙，只能革命。当然反过来也有危险，就是谁的力量大，如果改革者的力量大，就推着从里头往外走，如果保守的力量大，就推着往里倒，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我把莫比乌斯带拧一个圈，就变成了这个圈了，投影上像个"8"字。含义在哪？我们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我们有内有外。我们的市场和计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市场和计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半个圈代表全球市场，代表国际经济的圈，下半个圈代表国内市场，代表国内经济圈。这个比例上有些差距，上边的圈要接近现实的话，要比下边的大20倍才对，但是没那么大地方。所以我们实际上从上个世纪末，中后期已经形成了对出口，对招商引资这种路径的导向。但是真正的大发展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国内的一系列政策变化。
首先是我们把国内的基础，这是朱镕基做的事情，最明显的是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破产，有些是80年代很明星的企业，都没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为什么？这背后的背景，就是1996年，我们第一次出现国有企业整体算大帐，出现第一次总的亏损。国有工业企业如果算一个行业的话，就是全行业亏损。所以那时候银行背不住了，国有企业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亏损？这跟80年代、90年代以后很多的实际进程有关系。80年代，国有企业在国家支持下大规模投入了家电用品制造业，比如彩电、冰箱，从老三件，进到新三大件。当时国家给了几千项技术引进的支持。但主要是内部的激励机制还不够，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开始逐渐开始落下风。89年风波后，为了稳定大局，虽然很多国有企业产品开始滞销，仍然靠贷款维持生产。在没有任何效益的情况下，仍然靠贷款发工资，这样就开始越来越大程度上加大了银行坏账的负担。朱镕基总理刚到北京做常务副总理的时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清理三角债。后来他为什么不提了呢？实际上是清不了越清越多。所以清理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很多重大的附带效应，这个效应你可以说他好，可以说他坏，我们不做价值评估，我们只说他对后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原来我们引进外资的时候，除了小型的"三来一补"以外，大部分三资的合资这一项是国有企业。我们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有企业在工业这一块还占50%上下的比重。跟国有企业合作，很多领域外商不能独资做企业，外商不能控股，然后合资的产品还要有比如70%外销的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由于大幅度修改三资企业的相关法律，基本上取消了。可以独资，很多领域可以独资，可以控股，可以不讲内销和外销的比例限制。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不行了，大批地衰败掉了。原来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大部分和国有企业合作的外商企业，合作一段时间以后，继续扩大生产是非常艰难的，人家不愿意。为什么呢？它实际上要背国有企业整体的低效、无效的成本。这个成本比其他的民营企业大很多很多。
而国有企业几千万职工下岗，实际上造成了，这一部分人原来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所谓中产阶级。他们拿了几年养老金和待岗金之后，就沦为低收入阶层了。这是影响中国后来消费大幅度下降的很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他的激励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当外商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实际上他面对的社会工价，基本上是农民工的工价。你的优势的劳动成本，怎么能发挥出来，如果要跟国有企业进行结合，他不会有优势的。
我们从正面来看，国有企业大规模的消亡，特别是在竞争行业里的大规模退出，当时口号叫做"抓大放小，战略性重组"，实际上就是不行了。当时银行的内部坏账已经四五十了，这个数字在2004年以前从来没敢透露过，现在经过了十多年了，有些学术文章讲话还是暴露出来了，朱镕基在清理银行坏账的时候坏账率曾经达到过四五十。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承认过十几，没有承认过四五十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困难是不得已的，战略性重组是一个好的说法，是为了当时政府背包袱向社会甩包袱。所以朱镕基搞的改革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外汇并轨；不管是税制，税制改革实际上是把各类企业的税收拉到一个规范的，相对平等的位置，然家进来就比较清楚了。这个税制改革、外汇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打击走私，打击走私这个事对外商企业大规模进入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外贸改革、海关改革，我们很多大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实际上为又一轮超越港澳投资的，主要是以500强，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全球的转移制造业铺垫了基础。
所以，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直酝酿，一直到2001年WTO的签署，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WTO签署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就从引进资金、管理、技术、市场，从这种层面上了一个台阶，叫成套引进游戏规则。由于签署WTO，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上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评估，开始迅速下降。相反，对中国经济的资产估值，开始迅速上升，这个过程从200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去年的四季度，估值越来越高。这个过程的一个大发展是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艰苦的体制上，政策上，清除过去的垃圾，包括WTO的签署。最后实际上是为本世纪头10年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
我的文章里提到，从2002年到2010年，应该还包括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那两年。中国的经济，GDP翻了一番多一点，出口翻了两番多一点，外汇翻了三番多一点，就是八倍多，财政收入翻了两番半，这是一个大发展，很辉煌的时期。这个国内的圈子，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循环。当然我说的这个循环，重要的是还要解释这一点，研究经济的人知道，中国在这个时候开始，银行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央行在国内吞吐基础货币，特别是本世纪初，从2002、2003年开始，越来越多地靠收购外汇，靠收购外汇吐人民币，收购一个美元吐8块钱，现在收购一个美元吐6块钱。通过外汇投放基础货币。这一讲起来就很罗嗦，它本来是有个合理界限的，这一招棋本身在起初阶段还是很漂亮的一个转变。但是它很快就越过了它的合理界限，大概在2006年，外汇储备越过10000亿元的时候。10000亿美元已经大大超过了通常的经验数字，就是三到六位的进口额。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占款，就超过了根据经验合理的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额。大概就到了110到120了。
这110和120，它是有一个基础数字的，比如我们M2每年增长13%到14%，那么M2是基础货币的一个乘数，那么基础货币应该投多少,？
张曙光：
三个月的进口所需要的外汇。
石小敏：
不是，那是讲有多少外汇，这是讲基础货币投放。
盛洪：
那120是什么的120？
石小敏：
是合理的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所以投错了怎么办呢？央行也很聪明，就想一招，就是我发央票，央行债券，这不就等于基础货币回到我央行了吗？结果后来外汇存底越来越大，我们2002年的时候大概20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后来每年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千亿。这个就吸收不了了，因为你发央票得有三个多点的利率，这个央行受不了。它就想分担，为了减少流动性过多，它就提高准备金率，准备金率实际上是上级银行和央行分担的这个成本。所以我们的准备金率就从2002以前平均只有6%左右，迅速提高到2008年接近20%。
因为外汇占款太多了，本来外汇占款到了合理界限的时候应该放出外汇，就是你这么贵我不收了，那我不收谁收呢？市场谁需要谁收，汇率人民币就会升值。咱们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有的是属于知识不够，有的是属于其他的顾忌。所以我们央行一直根据自己的医院维持着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不断收购外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实际上不管它怎么调节，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资金过多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我一直没查到特别可靠的数字，但是总体来说经过这一轮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在我们工业整个总产出的比重应该是三分之一以上，在工业中的制造业的比重应该在五成左右，占到5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在国内销售大概是75%到80%，有20%到25%是出口的，始终占中国出口的50%以上。2008年以前接近60%，2008年以前以后还一直在50%以上。高技术出口的部分，80%到90%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这个概念，制造业的50%，出口50%以上，工商税收总额的，包括海关，进出口税应该占30%左右。这个循环在2008年被打断了，2009年我们的出口变成百分之十几的负增长。
在这个出口制造有那么大的力量吗？不对。你看当我们形成招商引资这样一个战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很多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它的。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仍然在竞争里头生存的，比如以汽车工业为主，原来不许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后来政策是可以五五，外商就进来了。到现在为止，中国成了汽车工业的第一大供应国，2000万辆左右的年生产量、销售量。外商投资企业在汽车工业的总的持股比例已经在68%以上，因为品牌技术是他们的。就是说还在竞争业领域里面的也在与狼共舞，实际上以他们（外商）为主导。这一块主要在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比如搞交通，建煤气通道，港口建设，通讯，这些在2008年以前是我们固定资产投资中间的大部分。包括我们的电力投资，钢铁投资，比如2008年以前的钢铁投资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重点钢厂都在上钢板。比如首钢的工程为例，将近2000万吨的一二期工程是以造船的厚板为主。造船工业的大发展就是因为进出口的集装箱获益，中国的码头的发展，10年之内，很多港口都变成全球的第一第二第三了。那时候很多是围着出口，其他附加的工业和附加的服务业占了我们很大的一块投资。
但是90年代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是住房改革，住房改革为城市化，特别是城市房地产的改革打开了空间。92年的时候我们搞过一次炒地皮，调控了一下。真正房地产开始起头，作为支柱产业开始发挥作用，应该是2003、2004年在上海这些地方，开始有这个苗头。因为2000年，国务院各部位关于公务员的房改才算大致告于段落。
所以中国本身，我这有两个词语，造城和造房。造城和造房子在整个90年代末到2008年以前总体的总投资中间还是不是主流，第一重要的还是围绕着工业。当然，2007年2008年因为有奥运这个东西，我们跟出口制造没关联的城市建设也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2002年的时候，我们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毛投资里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到了2008年的时候到了55%，就是国内这些奥运建设上来了。但是始终没有变成第一。结果2008年发生了这场危机之后，国内的经济也在跳水。这时候我们也有点慌神了，所以国务院出台了所谓的四万亿，这四万亿是个符号。2009年我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应该是65%，就是二十几万亿，二十四万亿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的65%，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11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了69%，2010年是40万亿的GDP，将近28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提高的非常快，而且主要是转到内需。所谓内需就跟出口制造这一块没有关系了，或者说关系很小了。主要是进入到我们自己到处造房子，这个一定会有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就进入到小尾巴上了（上图中"8"字的小尾巴）。
这个图画得不成比例，如果这个图画了20倍大，因为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只有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我们那时候加大了投资主要跟全球市场出口没什么关系了，比如我们的港口投资主要是馒头铺子了，钢厂投资主要是建材了，厚板和造船不行了；我们的高铁、动车主要是为自己的城市化，都市圈服务的。这时候哪有那么多投资？发债呗，把所有的线都包进来，都容许搞地方融资平台，没资本金怎么办，评估评估包进去，再贷款。2008年底，我们的地方融资平台总的融资额是1.5万亿，到2010年底就超过10万亿了。
地方政府这回可是前所未有的良机了，以前哪有投资的权力啊？你在沿海大城市附近还有机会，中西部原来都没机会。很多人都不敢上，这回逮着机会了，有了机会地方政府就耍起来了。只要有规划，不管这个规划是小到一个县城的改造规划，达到天津开发区，什么武汉环境友好综合实验区。你看这个区的变化，原来是开放为主的，比如浦东、天津，后来就变成了友好型的、环境一体化、两江新区，越来越多的跟开放没关系了。跟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没关系了，跟城市化建设有关系了。你看这两年国务院批了三四十个国家级的开发区，就是给他们做城市建设和土地文章的可能性空间。
你想想，地方政府心里很明白，哪块地是赚不着钱的，哪块地是可以赚钱的。赚钱的地方带来土地的评估，我弄几块地以评估就可以弄来银行的贷款，有资本金。他是自己知道有个循环的。工业基本上不挣钱，搞一般的道路不挣钱，公务员的房子不挣钱，公务员那里还收不着钱。能收钱的除了高速公路收点费，大部分是从土地转让和房地产买卖上来的，这个地方政府很清楚。经济学家天天在讨论，讨论什么？只讨论房地产，不讨论钱的那块。可是房地产这块是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两个手托起来的。他托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并没有光托房地产。这就麻烦了，干了一年多开始发现不对劲了，又慢慢收了一年到去年四季度，开始出大问题了，开始跳水跳得厉害了。今年1月份就更跳水了。今年1月份前10年、20难没出现的事，比如特区，一二月份的工业负增长，3%，深圳特区30年没有过。还有10多年没有过的，许多地方的政税收入还不如土地转让收入，出现负增长，或者一位数的增长，只有5%到6%左右，原来一直在两位数。
财政为什么这十几二十年有两位数的增长？很多人都讨论，财政为什么涨这么快？它前期有点减少优惠加强监管。这10年来最多的根这句话意思有关，整体效益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高技术高产品没有市场的顾虑。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整体效益提高了，然后整体经济增长了，然后由于货币多发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这些东西，几个方面就把财政托到两位数以上去了。现在都反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所有过去有利于的东西现在都反了。我说这个模式转不了，转到这就转到盲肠里去了。
现在怎么办呢？再放水，是不是能把房子卖出去使他在循环起来？我们的房子是两块，一块是商品房，统计是10亿，去年是10亿。还有一块，跟它差不多量的，也是10亿上下的，是所谓小产权，非商品。商品房基本是照顾有购房能力的，有购房能力也就是在城里生活的，根据社科院的报告是15%左右。有85%的人都在那块服务里头，都不看房子。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托不住了。因为这个商品房总共就4块人买，一块是公务员占20%左右，一块是拆迁户，这两块都不挣钱的。真正挣钱的是剩下的50%到60%，做商品卖的。那一块里面大概一半一半，有一半是为了保值，是为了投机，买房子是为了卖的，价格涨的快的时候就多，价格一停涨，他已经跑出去了。剩下一块刚需，大概300万户一年，600万人。每年进城1500万人，就这600万人在父母帮助下是有能力买房子的。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出去了，开始闹腾了，北京的房子从1万到4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房奴了，不行了。有一小部分开始动摇了，决定要裸婚。还有本来还有钱买房子保值或者多买几套玩的富人呢，现在开始到海外买房，移民了。还有一部分贿赂用房呢，现在官员财产公开制，房产税这些威胁慢慢走近了，他现在开始要卡，不要房子了。我们很大一块贿赂的住宅里面，就是电网公司说6000万表不走字。真是啊！没有6000万，有3000万绝对是可能的，这是中国特色，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这个房子要出来的话，3000万套什么概念？100平方米一套，30一米，它们一出来，水银泻地一下子价格下来。因为他们为了安全转移，都以低价卖。现在一点点都开始出来了。
谁托得住啊？我们很多人都不研究中国真正的在过渡时期出现的这一毛病，这一毛病不是纯经济学能分析出来的。所以现在这模式走到头了。我认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种往下掉的过程跟我们18大的政治节拍有可能重合。所以现在国内的忧虑在增加，好像看国际危机，美国似乎已经到了沟底，站住脚了，开始慢慢往上走了。虽然走到一个新增长阶段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似乎越来越担忧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好像正在往下掉，还没见底。人治走不下去了，法治又舍不得走。半截身子进去了半截身子不进，你基础工业不开放，基础设施不开放，服务业不开放，制造业想升级这个创新的能力就不行，就业机会不行。
如果开放呢？如果整个身子进去呢？你就得承认人家普遍的游戏规则了。不光签了约，还要通过，还要执行，你得承认普世价值吧？你又不承认。不承认又说不通，如果你不承认，你以前宣传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管用了。感情你那个四海就是中南海？你奥运期间宣传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可以改个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床"，还可以做不同的梦呢。
所以现在我感觉，18大前后故事越来越多，今天乌坎明天王立军的，现在弄到薄熙来了，已经是8级地震了。这个8级地震现在吸收消化很难，这个吸收的过程其实是传统体制的权威和力量下降的过程，也是社会各个方面要求进步，要求创新的阶层参与机会扩大的过程。但是这个进程可能和以往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能有很多不同，他更多靠内外上下各方面的结合。现在你看，清华大学的报告说，现在领导层是摸石头过瘾不想过河。可是网上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过河了，领导还在摸石头。所以社会越来越聪明，它引导领导，教导领导，拉着领导走向彼岸的力量就越大。谢谢！
因文章较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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