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求同：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
利求同：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
互联网数码技术带来的方便，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坐在北京家里，暖气热得全身发干，上网定了加湿器，立刻就送货上门。周末，同纽约的同学上Skype聊天，谈合作计划。前不久，朋友提起《圣经》里的海枣的种种用处，上网“谷歌”一把，果然，大长见识。有时我想，万一哪天互联网歇工一小时，这世界会怎么个绝望！
还有一个现象，邻居王老师说的：原先读书，一篇长文能一口气看完。现在变了，读上一两页就走神，情不自禁想干点别的：上网接接电邮，追踪微博新闻。他太太也说，女儿像长了三头六臂，做着作业，电脑要打开七八个视窗，飞信来回，一边还放音乐，玩手机，哦，还有YouTube视频，忙个不亦乐乎。说她，她还嘴硬：大家都这样，这叫multi-tasking，复合型人才，没听说过呀？
看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码技术在提供方便之时，也悄悄改变着我们。“洛杉矶时报/布隆伯调查”表明，现在每五个青少年中有三个说，喜欢同时做好几件事，而不喜欢集中精力做一件事（见《洛杉矶时报》2006.8.7）。与此相关，网民的荧屏阅读习惯，就像是蜻蜓点水，在文献间横向跳跃，注意力不断转移、停留不住。这现象已有专家在研究，还给它取了一个吓人的名称：“互联网注意力缺乏症”（IADD），担心人类的思维和创新能力会因此受妨碍。当然，也有乐观的一派，认为互联网只会使我们更加聪明，因为网上汇集了“海量”的知识信息，而信息的管理、检索和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但是，无论担心还是乐观，有一点是大家都意识到的：互联网正在重塑大脑功能，影响到人们的一部分认知行为，尤其是阅读、理解、学习和思考。那么，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问题必须搞清楚，既然事关我们的大脑。阅读是人类一种主要的学习和智识发展途径；所谓“阅读型大脑”，即表现在通过阅读吸取知识，培育综合性的包括排序、推论、联想、分析、批判、洞察等高层次认知技能。新知同实践经验结合，便生成了真实有用的知识和智慧。知识信息是一微循环系统，渗透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刺激并规范着个人和群体的各种行动。互联网普及以前，我们的知识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以纸张书写（印刷）为主的物质载体上的，并有一套由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开创的管理模式（参见拙文《 心智的圣所 》和《 Pinakes 》，载《书城》2010年9月与11月号）。由此形成的信息处理、传递、学习、评价的方法和标准，几千年来为世人遵循使用。阅读便是这传统的产物。它以独立思考为最高价值，亦即读者不时需要调动已有的知识，通过质疑、推理、联想等，来展开自己的思考。从生物学和认知角度看，阅读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须经过学习训练才能掌握。换句话说，阅读是“文明人”的创造，是视觉感官和大脑同纸质书写环境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注意力却是“天生”的。人需要随时警惕周围环境的变化，学习灵活应变，以求生存。因而，合理地优化分配使用注意力对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传统上，知识产品的组织结构呈固定线性等级形态，生产和传递成本高，速度有限，检索费时费工。这样的环境促使人们养成了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专事阅读的习惯。读者可以享受时间的慷慨赐予，而阅读则讲究循序渐进，通过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的参与，不断训练我们的大脑，奠定了抽象认知和复杂思维的基础。法国“意识流”小说的巨擘普鲁斯特说过：从事阅读的大脑的专长，是超越了文字符号的思考，是造就思想着的智慧的读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数码技术崛起，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它挑战颠覆的正是阅读型大脑的培育者——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术的纸本（书籍）阅读传统。我们引以为骄傲的阅读模式似乎难以维系了，因为互联网要求大脑感官与之适应，将信息时代的“基因”植入用户的阅读习惯和认知行为，新型的学习思维在孕育形成。这一现象可以具体地从信息源、信息量和传递速度、及其组织结构特征来分析考察。
互联网是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的集合，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hypertext）等手段，结成一体，其组织结构呈变动中的多维平等之网状形态。管理咨询专家费德蒙（Mark Federman）先生把互联网世界描述为：无所不在的连接、不断弥散的靠近。信息的捕捉存储和传递极其简便，信息产品的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信息量和传递速度爆炸般升级，信息时代来临。与之相应，使用者的大脑所受的信息刺激也大大增加了，后果便是注意力的损耗。注意力，即认知过程中有选择地将感知力集中于环境的某一面而忽略其它，包括脑力资源的分配。它以集中、有意识为基本要素，与大脑工作记忆空间和警觉性紧密相连。故而，它的“量”在特定时间内相对固定，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假设互联网之前，信息对大脑的刺激频率的平均值为十次/一注意力时段，每次刺激可分得十分之一的总注意力。互联网之后，信息刺激频率在该时段升至四十次，则每次刺激仅能分得总注意力的四十分之一。可见，高频刺激容易引起注意力的损耗，影响阅读效果。其次，网上信息来源繁多，内容良莠混杂，真假难辨。这就迫使读者花很大的精力去应对、甄别、选择。结果，注意力被反复分割、干扰，变得支离破碎，使得读者难以专注于阅读，并由阅读进入深层的思考。第三，阅读和注意力的关系，还涉及互联网的组织结构。网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处理方法，信息的组织结构有了大得多的灵活性，但也就不那么稳定了，往往干扰阅读中注意力的优化分配使用。例如，链接（hyperlink）的植入，可以方便地把各种信息连接在一起，为读者提供实时的辅助信息，被看作互联网优于纸质载体的最有效的功能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信息科学和技术协会（ASIS&T）在一次年会上披露展示了链接技术，成为爆炸性新闻，我和与会同事们的震撼激动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它对系统完整地阅读的负面作用往往被忽视了。阅读和写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知识生产的两大对应环节。我们的写作习惯也是以纸质载体为代表的信息系统的产物。一个作品，无论是小说、公文或论文，在思想表达和推理论证过程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完整叙述，因而阅读作品也是一种把握叙述的完整性的经验。而链接的植入，很容易引导读者走入岔道，干扰阅读，造成“破碎”的阅读经验。上述种种，决定了互联网时代的阅读行为与心理，跟传统的阅读大不相同。
这一观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二〇〇八年，伦敦大学学院信息行为和研究评估中心有一项研究，分析大英图书馆和英国JISC两个图书期刊数据库的读者阅读行为。研究者发现，读者趋向简略浏览，很快地从一个文献跳到另一个文献，多数（65％）读者不再回返链接链前方的文献。换言之，链接的实际效果，常常是单向的不归之路，消解了完整的阅读。同一研究还表明，读者查找信息的时间大大高于阅读所找文献的时间。电子书和电子期刊网站上的阅读时间都很短，平均只有4分钟和8分钟，主要用于书名、目录和摘要，或者浅浅浏览一两页内容，就跳到下一篇去了。没有证据表明读者在网下阅读查到的文献。也就是说，读者容易把在网上查寻信息的过程误作了阅读学习，满足于在深度阅读的大门前徘徊。另一种阅读倾向则更令人担忧，尼尔森（Jakob Nielsen）博士被《纽约时报》称为“网页可用性大师”，他的研究发现：网上阅读，读者平均只读了一篇文献总字数的28％，而大多数人只读了20％。如此阅读，我们很难希冀完整准确的理解，深度思考就不能指望了。美国塔佛兹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伍尔芙形象地描述说：荧屏上的文字被跳过、分割、随意摘取，半懂不懂地阅读了。
的确，太多的信息要知道，可是时间和注意力太少，不够用呀，只好“偷工减料”了。 信息时代把竞争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引诱我们对瞬时即变大批量生产的信息给予即刻注意，无论重要与否。在持续性密集型信息轰炸下，注意力分配机制的灵敏度降低，人变得迟钝，被动且缺乏意志。往往来不及调动分析、批判、想象等高等认知思维技能的参与，注意力的目标就转移了，理解力基本没有派上用场。久而久之，我们的阅读能力减退，难以享受到由深度阅读生成的思想碰撞与联想；走出文本，窥探新知识的地平线就成了奢望。而网页设计者为广告等商务性目的所驱动，往往迁就网民的在线阅读习惯，加剧了网上阅读弊病的恶性循环。伍尔芙教授指出：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看，数码文化强化了对注意力的多源干扰，加快了注意力的变换，这会对慢速的、认知要求更高的理解过程的发展造成短路，从而影响深度阅读和深度思维的形成。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不是互联网的错。互联网只是揭示了人的注意力的虚弱，虚弱到了对哪怕极小的引诱都无法抵御的地步。记者毕尔顿（Nick Bilton）是互联网的铁杆拥趸，他写道：神经学研究发现，各种知识信息载体对大脑的开发使用，都有自己的贡献。玩电子游戏，能刺激大脑的动作记忆，手、眼的协调和集中注意力，因而可以改善我们的认知技能。而阅读则促进深度思考，并训练大脑的掌管反思、推理及批判型分析的部位。口述故事则是培育大脑的创新、语境思考和执行功能。互联网囊括了所有这些智能活动，应该有利于大脑的多功能的综合开发（见《纽约时报》2010.6.11）。咋一看， 毕尔顿挺有道理，但他混淆了信息的物质载体和内容题材的表现形式。如上文所述，互联网的冲击力主要来自它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的特征，以及由它引发的信息系统在组织与结构上的革命，而互联网运载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不是它的创造，是先于它且独立存在的事物。尽管如此，网上的信息，即网络阅读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数码技术的“气息”。这对阅读行为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巨大，必须予以重视。
互联网是一个松散多变的庞然大物，二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的网页各自为政，原则上，任何人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它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是新时代的乌托邦。然而，要了解使用它无所不包的知识信息，我们不得不依赖搜索器，否则寸步难行。谷歌百度等不负众望，只要我们输入关键词句，它们就会依据精密的算式程序搜索，并对搜索结果排序。瞬息间，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就有条不紊地出现在荧屏上，真可谓便利之至。搜索器就是信息之汪洋大海中的引航员，它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但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二〇〇八年七月，芝加哥大学埃文斯（James A. Evans）教授在《科学》杂志撰文，讨论科学家的文献引用行为的变化。他使用一个拥有三千四百万篇学术论文的数据库，分析了1945－2005年间的引文和1998－2005年间的期刊上网情况，发现：随着上网的期刊增多，被引用的期刊和文章数量却在减少，学者不大提及早先的文献，倾向于引用近期文章，被引用期刊也日趋集中。虽然互联网看似无所不包，查找科学文献也十分便利，结果却是阅读和引用范围变得日益狭窄。为什么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突出的一个，就是大型搜索器和链接等技术手段的普及使用。在互联网逐渐成为“我们的图书馆”之时，搜索器用精密的算法程序和预设的关键词规则搜索排序，替我们规划了文献检索。同时，谷歌百度们的检索结果排序算法是不公开的，但如有钱雇用专家帮助设计，可以大大提升网页的排序位置，占据检索结果的前列。这样一来，“科学”的排序，就不免带了商业的“偏见”。很多研究表明，读者常常只浏览检索结果的头一两页，不再往下看。出现在排序前位的那些网页文献自然就人为地得到阅读优先。其他文献即使更贴近读者需要，更能刺激高等认知思维，也没有了机会。于是，读者实际选择阅读的文献容易划一，质量并不一定如想像的那么高。而链接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读者引向主流观点，加快了意见统一，使结论和想法变窄。阅读内容的多样化遭遇阻碍，这对思想的独立、开放、创新是不可忽视的威胁。
这威胁还是全方位的。例如，阅读思维模式的变化，会影响写作。读者的跳跃式浏览，对细节的轻忽，强烈地暗示作者，没有必要太讲究文字。于是乎，上网文献的错别字多了，文句的逻辑和组织也漏洞百出。而写作的马虎，必然导致知识描述和讨论的失真，知识生产中次品劣品剧增。这不仅大量消耗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更严重的是，会阻挠知识的学习使用和传播继承。“注意力缺乏症”还溢出互联网，影响到网下行为，成为社会通病。美国一位执教三十年的中学老师叹息到：学生中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恒心跟学习热情，都是每况愈下。而且不仅是青少年的问题，成年人也受了“感染”。伦敦大学学院的报告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作了比较研究，发现：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中，师生双方都倾向于浅易、横向、翻阅式的阅读。
看来，互联网确有削弱我们的学习思考能力之嫌。不是没有可能，创造新技术的智慧反而被新技术威胁，如科学史家特纳（Edward Tenner）所言。历史上，新发明曾多次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行为的巨大变化。 例如，机械计时器的发明，让人不再看日头星辰或凭身体的感觉来安排作息；人们逐渐接受了时钟的暗示和规范，并把那暗示和规范化作社会准则而自觉遵守，诞生了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互联网数码技术也是如此，让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接受新的约束，甚而感到危机四伏。不过，这不是第一次信息技术的“危机”。早在纸草纸书卷和小牛皮抄本流行之时，苏格拉底就警告过希腊人，书写将催生灵魂的忘性，因为盲从书本的读者不再会借助记忆的努力（《斐德罗篇》），书籍的海洋将淹没读书人的心智。印刷术传到欧洲，也有类似的担忧。十七世纪大学问家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可代表书蠹的牢骚：藏书是容易了，汗牛充栋，可让人读得眼酸指痛（《忧郁之解剖》）。电报的发明，有权威的物理学家怪它引发了精神病。再后来，就是“万恶”的电视，用画面毒害儿童，诱惑他们离开书本。回头看，还好，我们还在阅读思考。只是这一次情形不同了些。互联网数码技术不仅主宰了记录下来的知识信息，还渗透了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侵入之深，超出印刷术、留声机、复印机、电话、电视等所有信息技术的总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笔和钟表，记事簿与百科全书；它是最新的电话、电台、电视、出版商；它充当了百货店、菜市场、旅行社、政府和医疗服务；更触目惊心的是，它在成为育人的学校。互联网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还迫使旧媒体适应并模仿自己，如电视屏幕在尝试多个视窗，让观众可以同时收看连续剧、留意股市走向或追踪体育新闻。纸版《纽约时报》的第二页（周日版加上第三页）已改为文摘栏，方便习惯于“浅阅读”的读者。人类依赖集中注意力进行深度阅读，调动深层思维联想，来探索获取智慧、实现创新。可是，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我们能否继续阅读、思考呢？
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大脑可塑，它总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让我们适应新的环境，开拓新的行为领域。大脑的可塑性既是这场信息革命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关键在于学习训练，即有意识地守护阅读型大脑的深层生成力。如何设计出科学有效、针对性强的教育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时代的挑战。美国作家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被阅读所塑造的。因此怎样阅读，就关系到每个人和全社会的未来。在奉自由竞争为神圣的市场上，竞争者在各个领域、层次的交锋，都是所掌握的知识信息的较量。互联网之前，拥有获得信息的渠道给予竞争者很大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现在，数码技术大大拉平了对手间这方面的力量对比，同时，却扩大了深层思维的差距。因此，竞争就更加集中在知识信息的运用，及转化为智慧和创新的能力。面对信息的“狂轰乱炸”，唯有保持自律而拒绝被互联网牵着鼻子走的人和群体，才可能遏制形形色色信息的诱惑，有效地分配使用注意力。未来属于这样的坚持阅读并思考着的大脑。
二〇一一年元月，原载《书城》4/2011
埃文斯（James A. Evans）:《电子出版物和科学与学术的变窄》（Electronic Publication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ce and Scholarship），载《科学》杂志，卷321第5887期，2008.7.18网刊。
卡尔（Nicholas Carr）:《浅滩：互联网对我们大脑做了什么？》（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W.W. Norton & Co., 2010。
玛图拉纳/瓦勒拉（Humberto R. Maturana & Francisco J. Varela）:《知识之树：人的理解力的生物学根源》（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修订版， Shambhala, 1992.
伍尔芙（Maryanne Wolf）:《普鲁斯特和乌贼：阅读型大脑的故事和科学》（
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1 Comment
Leave a Reply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读者作为内容消费者，自然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读物，并且以自己的方式阅读（消费）内容。从作者本位出发指点读者的同时，也该回过头来看看作者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写作方式，毕竟文字也好、期刊也好、网络也好，都只是载体，最终都是为了更稳准狠地传递思想、触动心灵。谁掌握了更好的写作方式和载体，谁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免费的Google搜索引擎和收费的期刊数据库，两相比较，多数理性人自然会选择在免费的Google搜索引擎上搜索并获取内容。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Google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适当调整其搜索算法，以期内容生产消费供求关系达到更高层次的均衡，最大化其商业利益。收费期刊数据库背后也是商业公司，只不过他们拥刊自重，不愿意改变商业模式，坚持先收费后下载，长此以往，必将被SSRN、arXiv等新一代免费期刊数据库所取代。多种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客观上形成了当下的阅读状况。
总之，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无人有天然的权力控制别人的写作、阅读和传递。禁书目录往往成为争相传阅的好书推荐榜，必读书目反而被当作不必读、可读可不读之垃圾箱。现代各种网络发达，怎样适应现代社会，争取更多读者，反倒成为摆在作者面前的一道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