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政府不能当商人
人物对话
： 天则经济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 盛洪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动力
新闻事件：
今年以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和回落，这在向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甚。一方面，过度倚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在出口下滑、内销乏力交困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种种迹象显示，支撑中国过去 30 年高速发展的低成本、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在为高成本、低增长的现状所取代。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究竟在何方？
对话主角：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先生
入选理由：
盛洪 先生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于 1993 年与几位经济学界同仁创办了天则经济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他还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他为普及经济学所做出的努力与其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难分伯仲，其文章字时行间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
香港商报记者
李颖
城市化需与市场需求吻合
香港商报：
今年是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一方面，外需疲弱导致出口增速放滑，订单下滑；另一方面，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类固定资产投资亦在减少及放缓；与此同时，百姓收入增长有限情况下，国内消费增长依然乏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多年形成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中国经济靠什么完成既定的增长目标？
盛洪：
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未来趋势就是要逐年减少，因为金融危机以后，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美国需求增长不太可能持续，正在逐步萎缩。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率才 50 ％左右，要达到 80 ％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空间。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因为城市需要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盖房子等，可以说，没有任何产品的投资会有城市化投资这么大。所以中国其实是有很好的条件的。关键是现在要非常明确地看到，我们靠进出口顺差、靠外需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主要是消费，首先就是对城市的消费。转移到这个方面来，其实我们还有着非常强劲的投资需求和增长动力。
香港商报：
我们注意到，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由于缺少产业的支撑，一些城市仅有一个空架子，沦为空城、死城，如何避免出现这种状况？
盛洪：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的缺陷，在于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有其内在的需求的，本身就能创造财富。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产生大量的需求，这就自动带来很多产业。这些产业主要不是工业产业，而主要是服务业。但是不要轻视服务业，它也是提供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如果城市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话，这样一个大市场的存在，就会对某些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就应该带来在附近建立制造产业的需求，如果是走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城市化的话，上述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看到的问题实际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它不明白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市场的需求是部分重合的。比如说在传统城市的附近再建新城，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进行城市扩张，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好地方。鄂尔多斯的问题在于扩张得太超前，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鄂尔多斯扩张模式，也许再过很多年才能确定成功与否。因为这些地方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而且那些地方也逐渐变成人口稠密的地方。
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产业发展更多依赖于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政府最重要的是要把软硬环境做好，吸引企业家进来。企业家对产业的选择比政府的选择要好，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产业是不缺的。
产业发展要由市场主导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一路调研发现，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发展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意识强烈。并且各省及主要城市间新兴产业规划多有雷同，同质化竞争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
盛洪：
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对此不敏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把潜在的有发展前途的产业给屏蔽掉了，淘汰掉了。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规定必须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地方政府更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乔布斯来了，可能就被赶走了，因为他衣衫不整，身上还有异味。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也曾到过深圳，但当时深圳却没人理会这个长着一幅娃娃面孔、身材瘦小的杭州人。
很多有创意的大企业都是从市场中产生，都是从小生意做起来的，政府很难判断哪些是未来会成功的企业。实际上谁都没有能力判断，只有市场才能判断。因此一个良好的市场制度至关重要。乔布斯不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是风险投资在市场中进行判断然后投资支持的。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广东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江浙等"强政府、强市场"两种模式的对比，优劣？前者主张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不过多干涉，后者政府的引导和服务意识比较强，即"政府"与"市场"两手都要抓。对此您有何评介？
盛洪：
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参与。比如市场常常缺少长远眼光，一些超前的公共设施因此缺乏规划，比较凌乱，这时政府要做些规划，来引导城市化过程。但这种规划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要在大框架上引导，不能拘泥于设定的模型；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最后要由市场来决定。如美国华尔街当初并不是金融一条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原来是咖啡馆。政府的产业规划不是刚性的、绝对的，而是要根据实际产业来进行调整。还有一些大规模的超前投资，作为私人企业来说没有这么大实力，或者相当长时间不能获得收益，如地铁，特别是在新兴城市中。这就需要政府来做。城市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也是需要一个门槛，这时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政策来聚集产业和人气。政府应该用一种辅助性手段，但切记不要去主导市场。还有一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机构，叫做非营利性非政府机构，是行业协会或提供技术标准等的产业联盟等。有些不必须由政府做的事情，大量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可以承担此类事务。即使是非营利性事情，由社会组织承担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
平抑房价须放开小产权房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楼市调控下，各地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均出现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成交价微跌。开发商资金链非常紧张，对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请问目前内地楼市的拐点是否到来？有开发商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楼市调控政策只盯着开发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如土地招拍挂制度，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等。您如何评介现有的政府楼市调控政策？
盛洪：
楼市调控的背景就是不合理的。楼市调控的前提是楼价太高，上涨速度过快。为什么楼价上涨太快，是因为有一大批的房屋供给被政府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就是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通过政策把小产权房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目的是为了维持国有土地部门对土地的垄断，可以高价卖地。
据国土资源部估算， 2007 年全国的"小产权"房共约 66 亿平方米。如果按人均 30 平方米 计算，能住下 2.2 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 37% ；如果考虑到"小产权"房多是低收入的迁徙工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居住，人均面积较低，比如 20 平方米 ，则可住下 3.3 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 56% 。几乎可以完全解决全国城市的住房问题。如果废止对小产权房的错误政策，这些房子就会正常涌入房产市场，一方面会抬高"小产权"房的价格，但在另一方面则会显著抑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
现在都采取把城中村拆掉、补偿、迁出的做法，这还是不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使然。不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再以高价出售。这就抬高了地价，成为楼价高企的根源。
保障房也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政府认为楼价太贵，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要盖保障房。但其实小产权房都比保障房便宜，根本就不需要盖保障房，只要放开小产权房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是保障房大多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真正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整个楼市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以前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如果保护小产权房的合法权益，楼价自然就得到平抑。
地方债相对安全，关键在理顺机制
香港商报：
您是否认同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危机的说法？对于地方债务您有何看法？
盛洪：
地方债从现行制度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可以举债的，但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需要更多的钱，所以各地采取变通办法，成立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城投公司成为地方政府一个融资平台。正是因为城投拐了一个弯，所以地方债就变得非常模糊。严格来讲，地方债要经过当地人大批准，但通过城投，地方债就从当地人大和民众视野中消失了，缺乏监督。从制度上来说，地方债要理顺机制，从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借债，透明公开，能够被监督到，这样其实更安全。
当下地方债总体上都与城市发展有关，而且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总体来讲，中国是一个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价值是逐渐升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相对安全的，因为它们背后是土地。中国地方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当城市化完成了，假如土地没了，再有地方债时，管理不善，不能从制度上去有效监督，就可能导致地方债问题。
政府宜改征地为收税
香港商报：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是否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十分依赖的一个根源？
盛洪：
可以这么讲，也可以不这么讲。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让农村集体与开发商达成一个价格去卖地，政府可以对土地交易征税，土地增值税税率在 30 ％ ~60 ％，总体上比政府直接卖地收入高多了。而且，政府直接卖地有一个很不好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间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很自然地就会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去压低土地价格。这导致了对农村利益的侵夺，由强拆导致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群众不满情绪高涨。
政府征税是天经地义的，改由征收土地增值税来获得的收益，比政府征地卖地还要多，而且合法合理，避免很多负面影响。
当下最重要两大改革：
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
香港商报：
我们在温州调研发现，当地部分人士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没有多少突破性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待？
盛洪：
政府在推进金融改革上"口惠而实不至"，显示最高决策层改革的决心和执行力很不够，更多表现为政治作秀。
香港商报：
您认为目前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改革是什么？
盛洪：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改革实际上就是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国企要不断地从营利性领域退出。你不从营利性领域退出，就意味着国企要与民企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公平的竞争，凡是营利性的事情就应该由市场和民营企业来做；有些公共性质的领域，市场失灵的领域，可以由国企来做。凡营利性领域，国企都该退出。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变成商人的话，市场上就很难有公正可言。政府要是进入市场当商人，本来是法官，如何公正裁决与他人的纠纷？土地改革的要点，也是政府要退出市场，政府不要进入土地市场，政府只能就土地交易征税。否则如何保证公平交易？不可能平等谈判。这两个改革都是一个逻辑，就是政府不能当商人，不能同时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但现在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无论在国企还是土地问题上都是如此。
20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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