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的富人已离开中国，还有 44% 正准备离开 @ 经济学人 》

中国大陆目前有超过100万的千万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但是大陆似乎留不住他们。根据胡润7月31日的报告，超过 16% 的中国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 的人准备离开。超过 85% 的人计划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1/3的人在海外拥有资产。

这些千万富翁受益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其中仅有 28% 的人看好中国未来两年的发展势头，去年还有 54% 的人对中国经济信心满满。这样的忧虑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同一天发布的报告中也能窥得一二，该报告显示，中国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自1998年来首次呈现赤字。简单的说，就是资本流出中国的金额超过了流入金额。

国际收支平衡表记录了两种不同的资本转账：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支付（例如：进出口贸易），这一部分被记录在经常账户上；另一部分记录的是跨境的资本流动。中国的经常账户依旧处于盈余状态，主要归功于贸易顺差，另外，中国也不断吸引充足的海外投资。但是这些流入的资产都被另外一种外流资产抵消，这种外流资产高达1100亿美元，这导致中国整体的国际收支呈现赤字状态，中国外汇储备因而减少了118亿美元的。

路透社首先报道了这样的资产外流，并表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SAFE 的一位发言人回应称目前的资产外流并不是大量的资产外逃。中国资产管理部门已经控制了一部分的资本外流。但是这样的监管并不能阻止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回国，也不能阻止富人本身持有海外账户，经营跨国贸易。中国公民每年可自由携带出境的资产高达5万美元。美国西北大学的 Victor Shih 表示，中国最富有的 1% 的家庭共拥有2万亿到5万亿的不动产及流动资产。如果他们因为恐慌而转移资产，这笔资产将超过中国的外汇储备。

Shih 表示，中国的富人一般对国内经济都非常了解。如果有人开始向外转移资产，这对其他人也是警钟。野村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对此的看法更为乐观。他表示资本外流本身不是警钟，但反映出大家对经济的担忧。中国房产市场的降温以及人民币的贬值，自然会导致投资者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

实际上，人民币的贬值既是资本外流的原因也是资本外流的结果。2010年6月到今年2月，人民币兑美元上涨 8%，但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已经下滑 1%。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的千万富翁还会增加，但是1千万人民币已经不是原来的1千万了。

★《 中国富人移民潮创造世界纪录 @ 金融家 》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 的人已经移民，另有 47% 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超级富人高达 74% 的移民比例，真是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恐怕连俄罗斯或者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望尘莫及。

如果你生活在世界上成长最快、最有朝气，并有望成为21世纪全球领袖的国家里，而且，你已经非常非常富有，那么你一定感到幸运、安心和满足，并且牢牢地依恋着这个国家吧？

然而，最近一组关于中国富人阶层的调研报告，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既惊讶又沮丧的结论。中国银行和胡润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在中国高净值人群（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口）中，14% 的人已经移民海外，另有 46% 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等到后者也完成移民手续，那么，每5个有钱的中国人中，将有3个是外国国籍。

中国超级富人的移民比例甚至更高。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 的人已经移民，另有 47% 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超级富人高达 74% 的移民比例，真是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恐怕连俄罗斯或者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望尘莫及。

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报告同时估计，中国的所有富人（口径与中国银行相同）已经在海外累计投资了36万亿元（折合5.7万亿美元）。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政府仍然维持严格外汇与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居然有如此巨额的私人资本流向海外，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

比这些数字更需要引起关注与深思的，是中国富人大规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移民的主要驱动力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富人的收入和财产已经超过了移民目的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因此，经济收入并非他们移民海外的主导因素。专业机构调研与社会观察表明，驱使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项。

法律风险
经过30余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不仅经历了持续的、空前的经济繁荣，社会政治秩序比起改革之前特别是文革动乱时期也有显著改善，总体而言，变得更加稳定、安全和自由。私营经济与私人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较薄弱，政治与政策风险依然存在。司法的独立性欠缺，加上腐败的蔓延，令中国的富人产生了较强的不安全感。这是中国富人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税赋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 45%，是国际上最高的个税率之一，不仅高于中国香港、新加坡，也高于美国、加拿大等最受中国富人青睐的移民国。虽然中国也可避税逃税，但对于不少富人而言，这并非可靠之计。移民到低赋税率的国家，是更为安全、长久的安排。

子女教育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重视子女教育，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僵化，重考试唯分数，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与全面素质的培养。美英等国一流私立寄宿学校与高等学府的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具有强大吸引力。让子女享有真正一流的教育，是中国有钱父母移民的一个重要动机。

医疗条件
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与公立教育体系类似，弊端百出。如果中国低收入人群抱怨“求医难、看病贵”的话，中国高净值人群则是对现有医疗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缺乏信心。

食品安全
毒奶粉、地沟油这些年连连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触目惊心。高净值人群移民海外，也是为了吃得更放心。

环境品质
中国高速成长背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与水污染，已经构成了对人民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严重威胁。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富人移民，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自己国家的环境品质。

这些导致中国有钱人纷纷移民海外的因素，都与中国的制度与社会环境有关。上述报告还显示，北美是中国富人移民的首选之地。美国与加拿大占了中国富人移民去向的 77%，其余是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等。为什么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些美国的超级富翁不想移民外国？看来，美国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天堂，也是保护私人财富的乐土。这也说明，中国在经济规模等硬实力日益壮大的同时，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

移民，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富人也不例外。政府不应对之硬行禁止，他人对此也不必非难指责。但是，中国异常的富人移民潮，就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规模滞留海外所产生的“智力外流”一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却不是一个好征兆。

中国富人中虽也有贪官污吏，或通过非正当方式取得不义之财者，但他们中的多数是通过勤奋创业、正当经商而致富的。这些私人企业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他们的创业才华、经验与资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的富人继续选择在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祖国投资、创业，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为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税收，或者从事慈善事业，而不是大规模通过投资移民海外，那么，中国就有望消灭贫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

当然，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这些富有的移民者未必长期在国外居住，事实上移民者中有不少人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经商。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惨痛事实是，他们认为至少需要身携一本外国护照，需要一张外国政府签发的护身符，需要一项从中国人寿或者平安这样的商业保险公司买不到的特殊人身“保险”。

在中国迅速崛起令全球刮目相看的同时，最成功的富人群体却如汹涌潮水般一波波移民海外，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奇怪现象。

人力资本，是21世纪全球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就像金融资本一样，都可以“用脚投票”，具有跨境流动性。许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都制定了一套吸引高端国际人才、吸引投资移民的特殊政策与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 GDP 排在世界百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尤其宝贵，需要得到尊重和珍惜。如何逆转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潮，打造一个安全、可靠、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营商与居住环境，把中国的聪明人与有钱人留下来，是为政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中国的富豪和精英为什么移民？ @ 一五一十部落 》

“你移了么？”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让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而选择了移民。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面对富豪的迁移，我们不要把爱国联系在一起，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富豪，不愿居住在中国。

一，教育环境好，利于子女成才

有这样一句描述青岛的老板们移民的话：“青岛10个老板中有3个已经移民，有4个在移民的路上，还有3个打算移民。”有超过 58% 的投资移民表示：子女教育是他们移民的首要原因。相对于国外，国内的孩子整天在重复做一些他并不感兴趣的计算题，整天处于压抑中。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从小在各种辅导班和学习作业的压迫下，孩子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可贵的创造力。

而移民们希望他们的孩子移民后可以去探寻到内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他们希望这一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要再将它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比如，在国外读大学，学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一方面，外籍学校在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更注重对于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西方式教育更倾向于把孩子教育成感情丰富，而且能够学会真实表达真实的个人，而并非一味强调某些功课的应试成绩，这种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另一方面，在国外，比如在新西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免费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请学生贷款，以后再免息偿还，即便一个孩子读到博士，他也可以领取不低于正常工薪阶层的薪资，就是说他即使是依靠读书深造，都能养活自己。

二，为了国外健康的生活环境

大多数移民国外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喜欢上了国外的一种生活环境，更是为了在国外“养老”。比如食品质量、空气质量等都比国内要高。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部分富豪的一块心病，比如：关于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和关于地沟油的新闻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国外的医疗体系更完善，很多有钱人愿意花钱买健康。国外的医疗体系比国内要好，这个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有人曾这样说：“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三，投资环境与安全因素

一位移民加拿大的人曾说其选择移民的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另外，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很多都是要人际关系来解决，隐形的东西太多。为了做成一笔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竞争秩序上劳心费神以外，还要另外动多少歪脑筋，才能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相关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保护企业家的切身利益，竞争机制更加透明，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也许他们都很热爱这个国家，也想在发财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渴望这个时代能尽快进行体制变革，给很多致富试图思源的人创造更适宜生存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导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是耐人寻味的――谁的罪与罚更多呢？

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移民到了国外，可以享受到更为安全的保护，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资产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比如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在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四，移民后的其它优惠

通过移民后的身份转变，很多老板在不放弃中国的挣钱机会的同时，还能获得在发达国家的种种好处。比如，在拿到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后，来去很多国家可以免签证。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个、120个、130个和122个。

许多移居美国只为持有绿卡、以便自由往返美中两国的大陆新移民，数年后，都十分自然地希望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护照享有的全球最高礼遇----免签证前往世界150多个国家。华人有旅游、探亲、商务需要的国家基本上都在美国护照免签证国家和地区名单附上。与此相反的是，目前持中国护照前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归属中国特区的香港、澳门等地，都要申请签证或入境许可。

移民带“移”走了什么？

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另一个庞大的数字是：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要想留住精英人才，关键在于留住他们的心，根本在于共建一个公平、正义、诚信、法制的生存环境。只有“软实力”强大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不用说，现在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安全感。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李承友：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 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 A、B、C 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 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

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作者简介
姓名：李承友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7
学历：大学
国籍：中国
简历：
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
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领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

★《 远山：从大量移民的裸官裸商管窥中国体制的危机 @ 中国报道周刊 》

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加拿大是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入国，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如果有人问，你想移民吗？（当然裸官裸商以及所谓精英式人物自不必说，因为他们已经或正在申请移民的行动已摆在那里。）可以想象，绝大部分中國人会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你，心嘀咕：废话，谁不想移民，竟问出这话，莫非你从火星来？

笔者认为，绝大多数中國人会有移民的想法，但出于各自不同实际窘况，不好意思或者没有勇气说出真实的想法。难道没有钱、受教育程度低的中國人真不想移民吗？或许他们会说：我往哪移，哪个国家要我？我去了怎么生活，怎么交流？但这能算他们不移民的真心理由吗？

当然，中國普通民众要移民是不现实的。加拿大等移民大国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移民国家要的是投资移民、技术移民。说白了，移民者得有钱，得有符合移民输入国所需要的技术。除此之外，移民很难成功，这不言而喻。

那么在中國什么样人有钱，符合投资移民条件呢？这也不言而喻。就是有一定身份的官员，身价不菲的富商巨贾。他们绝对符合投资移民的条件。

那么哪些人适合技术移民？不外乎，有高学历、有一定工作经验、掌握移民输入国所需的高新技术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正以两种途径纷纷加入申请技术移民的行列。一是身在国内，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二是正在国外留学的人员，毕业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申请技术移民。

一个国家的强大要靠什么？不就是一靠资金、二靠人才吗？当然更要靠一个好的体制与制度。

而官员们、富商巨贾们正在把各自成千上万亿的资金源源不断通过移民的方式转移到他国账户上去，实则在帮助他国经济造血；而大量掌握高科技的人才也源源不断涌入移民输入国的人才库。从而形成一种奇观——中國的资金、中國的人才，都在为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鞠躬尽瘁。

人们或许有疑问，中國为什么或者真的有那么多裸官裸商移民海外吗？不妨看一下官方对此的统计：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國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國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 的中國千万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白皮书显示，平均资产超过6000万，平均年龄42岁的富豪，三分之一已拥有海外资产，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其余三分之二的人中有近 30% 的人表示未来三年内有海外移民的计划。

中纪委2012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按照去年2月的数据推算，目前政协委员 76.77% 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 57.47% 有外国护照。中國人民可以说是被外国公民代表了。还是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按照目前数据推算，84.35% 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

据中國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不得不坦承，中國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移民主力军除了白领精英、影视明星外，更多的是权贵眷属和富豪一族。

更令人吃惊的是，单是我国的裸官竟高达120万人。

不妨我们再来看几个耳熟能详的裸官典型案例：2001年中國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妹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案发后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四口逃往美国；2005年前中國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资金达2亿元，于2005年1月3日逃往加拿大。至于裸商就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对此，清华大学中國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应该反思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高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感觉到还是祖国好。资金可以走，国籍暂时可以走，以后还要走回来，心却不能走，心要留在中國。”

中國为什么有这么多裸官裸商？既然裸官裸商绝非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就要从中國的体制与制度上寻找答案了。正像中國一句俗语所说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因，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果。

中國出现大量的裸官裸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担惊害怕，正因为他们时刻担惊害怕，恍若惊弓之鸟，所以才千方百计找出路。在他们看来，最佳出路当然是移民海外，一走了之。

那么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尽管裸官裸商所担心的理由不完全一致，但有相同之处，既他们在升官、发财之前之后已犯下不赦之罪，已走上不归之路。对此他们心知肚明，知道早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尚未暴露前，他们在为自己铺好路——移民海外。道理就这么简单。

那么裸官裸商现象与中國的体制与制度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通常来说，裸官大多是贪官。一个真正的清官，用不着做裸官，也做不起裸官，裸官是要极大成本的。

说到贪官，现在我们还能坚称中國的贪官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吗？从媒体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来看，贪官已绝非个别人的个别现象。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贪官的典型案例，2011年12月，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被双规，原因与广州亚运会项目有关；2012年6月19日，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组书记谢鹏飞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双开；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据称，在广东掀起的廉政风暴使已包括深圳常务副市长吕瑞锋在内的100多名官员被双规。

2011年中國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引述了中國社会科学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另据相关报道称，

目前已查处裸官有120万。那么贪官呢？按逻辑推理，贪官一定比裸官多。因此，综上所述，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贪官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了吧？

那么贪官是怎么产生的？一句话，它是由现行体制与制度孵化出来的。

众所周知，中國官员从未实行直接普选制，而是由黨组织提出候选名单，必须按黨的意志选举产生。因此在中國，官员从来不怕百姓，只怕掌控其政治命运及政治前途的黨组织，具体来说，是怕他的上级领导。因为百姓决定不了他的政治命运及政治前途，因此，不少腐败官员在被查处之前，尽管百姓一再上访、举报他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现实中，该官员不仅没得到及时追究查处，反而顶风高升，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因此官员们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只要跟对上级领导，只要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赏识，只要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上级领导死死捆绑在一起，仕途只能升，不会降，即使出现一些曲折、差头，充其量也会异地做官罢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受上级领导重视、信任、赏识？只有以金钱、美色开路，再辅之以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总之，根据上级领导之所好，投其所好，对号入座。因此，为加深上级领导对自己的重视，最终取得其信任、欣赏，必须付出血本。血本从哪来，贪官自己不生产人民币，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通过贪腐手段，大量无止境地敛财，以此武装自己，同时铺就一条与上级领导紧密沟通的桥梁。

再加之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人只要一踏上贪腐之路，钱在他们的眼里永远不多、不够，在钱权可以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不惜一切枉法贪财，则成为贪官心目中的助力器、加油站，他不仅用钱摆平领导，还要使自己活得潇洒、奢侈，醉生梦死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而这一切，必须是得益于现行体制与制度的庇护，贪官们才能鱼贯而出。

以上披露了贪官出炉的缘由及程式，再来简单剖析一下裸商的由来。

众所周知，在中國，其实也不只是中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其发展初始，普遍存在暴利奸商的原罪问题。当然，中國亦不能例外。并在此基础上，中國还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政府政策的多变性以及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模糊性。这让身负原罪的商人时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当中，政策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若惊弓之鸟。为了自己不被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所清算，为了保住他们通过违法的、不合法的、合法的取得的财产的安全，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改变身份，取得移民输入国的绿卡或国籍，以此来规避中國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及其法律对其财产的剥夺。从而演绎出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中國的裸官、裸商各自提携巨款纷纷移民海外的景观。

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体制与制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