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决定党内民主的程度
哪些因素决定党内民主的程度
#政党 #欧洲 #民主
（本文已刊发于2013年1月17日出刊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陶郁
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观点，并且在十八报告中被再次强调。
回顾历史，“党内民主”这个概念自从被中共八大报告提出以来，虽然历经反复，但在最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执政党的重视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今，党内民主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和创造能力来源，包括党代会提案制在内的一些旨在增强党内民主的实践措施，也被推向了前台。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内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却并不受重视。许多政治学理论家和现实政治实践者要么断言“党内民主”根本不可能存在，要么认为“党内民主”总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竭。这些研究者和政治家的观点，被形象地总结为“寡头铁律”，其核心观点在于：无论一个政党在成立之初有多么民主，其权力最终必然会集中到少数领导人物的手中，而广大党员的影响力则会不断下降。
不过，任教于英国金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家 皮提特 （Robin T. Pettitt）并不认可上述传统观点。
通过对英国工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三个西方政党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皮提特发现：并非所有政党的发展历史都会遵循“寡头铁律”；相反，在一些政党的党内民主水平衰退时，另一些政党却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度的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政党能够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
在皮提特看来，所谓“党内民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党代会在政党运行中的正式地位如何，党代会与本党议员的实际关系情况如何，以及基层党员在党代会上能否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指标来测量的党内民主，主要会受到五个实际因素的影响：政党的起源、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存在时间、政党的执政愿望和政党的内部决策模式。
就政党的起源而言，那些由议员发起成立的政党，党内民主程度往往较弱；而那些成立于议会之外、通过选举斗争进入议会的政党，党内民主程度则往往较强。这是因为，前一种政党先天就是精英动员群众的工具，而后一种政党则更有动力去影响和约束那些被它们送入议会的党员。
就政党的意识形态而言，在西方议会中，意识形态越倾向于左翼的政党，就有倾向于将议会党团置于党代会的控制之下。例如，英国工党和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都由大多数左派和一部分中间派组成，这两个政党都强调通过党代会监督和约束本党议员；而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中间派则占据多数，而该党议员在党内所受约束就相对较小。
就政党的存在时间而言，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成立年代越长的党，确保党内民主的可能性就相对越低。在这个问题上，皮提特与他所批判的“寡头铁律”支持者其实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政党为了生存，必然要依靠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领导人物所具有的权力会不断增强，他们对政党的控制程度也会不断提高。
就政党的执政愿望而言，那些越迫切希望夺取政权的政党，其党内民主就越容易受到威胁；而对于控制议会并不那么热心的政党，则往往更容易保持较高水平的党内民主。这是因为，迫切希望夺取政权的政党，往往需要更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层级体制，使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中。
就政党的内部决策模式而言，那些采用简单多数原则进行表决的政党，其党内民主的水平往往比较低；而那些在征求全体党员意见基础上形成共识并据此采取行动的政党，其党内民主的水平则往往较高。相对简单多数原则下的表决，征求党员共识显然需要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党内不同意见，而这就给了基层党员和少数群体更多发表看法与影响决策的机会，也更能有效避免少数精英通过策略性地操纵投票而控制党的组织。
皮提特认为，由于不同政党在上述五个因素上的情况不同，故而这些政党的内部民主程度和发展趋势也各不相同。与“寡头铁律”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不同，皮提特不认为所有政党的内部民主都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想法，政党存在的时间只是影响其党内民主程度的一个因素，而如果政党随时间变化改善了在其他因素上的表现，党内民主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
当然，应该指出：皮提特的研究是在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他所界定的“党内民主”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党内民主。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皮提特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党内民主无疑具有积极地启发作用，也再次提醒我们：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等方针，对于提升党内民主的强度和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Pettitt, Robin T. 2012. “Exploring Variations in Intra-party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Danish Centre-Lef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4): 630-650.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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