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
在中国，政治是企业家特别焦虑、纠结的事。在最近相当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了两件事情，将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清楚呈现出来。
首先，前不久，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负责人座谈"抱团跨境投资"，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正和岛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解释聚焦、专注的含义："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柳传志这番"提点"，在正和岛活跃的中小企业主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用媒体的话说，"膜拜"。
然而，有一位企业家坚决拒绝这一观点：目前担任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的王瑛。她断然宣布，"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媒体对此迅速报道。
恰在此时，湘西集资案主犯，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执行死刑。而据曾成杰之女披露，曾在被执行死刑前，法院没有通知家属。曾死之前，甚至没能与家人见面。法院的自我辩解，实际上证实了这一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网上哗然。
大家热烈议论之际，王石发表一条微博："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王巍、任志强等企业家都对此态度竖起大拇指。
两种心态，昭然呈现。而这两种心态，皆起因于政府权力之不受约束。
因为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所以，权力无所不在。企业家要做生意，尤其是要做大生意，就不能不与官员发生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当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府官员要出政绩，也离不开企业家的支持。他们乐意与企业家打交道，给他们提供好处，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放到全球范围看，中国政商之间的关系，实最为紧密。
只是，如此紧密的关系未必是企业家希望的，它也经常让企业家恐惧。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体制，不够理性化。政商关系可以那么密切，就是因为民主不健全，法治不完备，包括司法不公正。对于任何企业家来说，这样的体制都带有不确定性。其可能的结果就是王石提到的重庆企业家在"唱红打黑"期间的遭遇。当权力被滥用时，曾经风光的企业家其实非常脆弱，其财产和人身完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
这给企业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避免这种遭遇？企业家可以有两种策略选择：柳传志表达了第一种。今年 5 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有更详尽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王瑛 女士则表达了第二种选择，王石等企业家也部分支持。那就是，通过一些公开的观念上的努力，公民社会的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制度。
这两种策略，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但也许，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企业家积极从事文化事业，构建公民社会，这是值得人们高度尊敬的。今日中国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多多益善。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对抗，重要的是自我约束与自治的发育。即便如此，这种选择确实需要较大的勇气，并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够做到。不过，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家也仍然应当对这些企业家表示尊重。因为，他们的努力有益于整个企业家群体，有益于整个社会。
至于在商言商，看起来消极，也完全可以有助于体制的理性化。商人当然要在商言商。但是，究竟什么是在商言商？正确理解的"在商言商"，也可以对制度的变革起到积极作用。既然在商言商，那就专注于商业世界的创新与诚信，自我约束，洁身自好，不跟权力勾兑，拒绝贿买官员，坚守商人伦理。果能如此，目前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也能有所改观。如果一边说在商言商，转过身就与官员卿卿我我，那就是精神分裂症状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确实，找到并持守中道很难。在我们这个时代，积极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就是"狂者"。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做狂者，但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大多数企业家成为"狷者"，那就是有所不为，不做那些有悖于商业伦理、商人伦理的事情。少数进取者与沉默而立身周正的多数合力，完全可以改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并推动中国社会之良性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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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
2013-7-19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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