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反思哈耶克的理论遗产
重新反思哈耶克的理论遗产
时 间： 2013-10-25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高全喜
主持人： 冯兴元
评议人： 莫志宏 刘业进 朱俊生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实录
冯兴元：
今天是天则经济所第488次双周学术论坛——暨庆祝天则所成立二十周年系列讲座现在开始，这次的主题是《重新反思哈耶克的理论遗产》。我们有幸邀请到主题发言人高全喜教授，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我们天则所理事长秋风教授也是在那里就职。高教授在研究政治学、法学方面是专家，原来在中国社科院，后来来到北航。
下面我们请高全喜教授做报告，大家欢迎！
高全喜：
非常高兴到天则做这样一个报告。我与天则很熟悉了，有很多年的学术交往和朋友交往，但是这次来天则，我还是很有感慨，有两层。第一层是天则搬了新家，我向天则表示祝贺，地方更宽阔了，为思想发育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天则这些年能够曲折地走到现在，我非常敬佩，天则倡导的民间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旗帜性的导向作用。第二层，我今天讲的主题，在天则来重新反思哈耶克的理论遗产，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恰逢其时。大家知道，哈耶克的思想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了，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曾经有一段时期，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显学，很红火，被各方所关注。但是最近三、五年或者七、八年以来，哈耶克理论似乎被视为一只死狗或者已经过气，关于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的分析，哈耶克的理论似乎大家不再谈了，他的价值论、理论观念大家也很少引用了，似乎有一些更新颖、更高明的理论取而代之，比如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新共和主义，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纷纷粉墨登场。
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有必要重谈哈耶克的想法，我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为什么要重谈哈耶克的想法，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阐发一下。
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或者经济思想界、政法学界对哈耶克的研究，以及哈耶克思想的中国化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大家知道，华人哈耶克学会我们每年都开会，前不久在天津召开了第九届年会，参会的就有一些天则所的同仁。大家一直都在致力于哈耶克的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感觉到，哈耶克的理论和思想对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状态，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强有力的分析力。在天津年会，我也提交了一篇发言稿，主题就是"哈耶克思想与中国现时代的病症"。我想指出的是，哈耶克思想对我们的意义，不是要我们重复照搬十年前、二十年前哈耶克对中国思想理论建设的影响。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一个升级版的哈耶克理论，或者说，对哈耶克理论遗产的挖掘与继承，需要一番新的反思，因为中国较之二十年前哈耶克初次登场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我具体阐发为什么哈耶克的理论遗产对分析中国现实依然是强有力的，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升级版的哈耶克理论之前，我准备先谈一个与它们密切相关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五年前的一篇论文《哈耶克主义与中国语境》提出的，我认为，一个系统化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是通过哈耶克的洗礼，才真正出现的，或者说，中国的自由主义系统理论，作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二十年来哈耶克思想理论的冶炼、整合与塑造，才真正出现的。为此我认为要必要梳理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发展史。我有这样一种判断，二十年来，伴随着哈耶克思想理论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的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学家，他们对于哈耶克思想理论的深入吸收，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中国哈耶克主义，我认为这个中国哈耶克主义，是百年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形态中的到目前来说较为完备的理论版本。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为此我先来梳理一下历史。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建国前大体上有两个形态。一个形态当然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基于启蒙思想的、理性批判的自由主义。这一脉自由主义显然在思想理论方面，还是相当不完备的，它们仅仅是社会评论、公共评论，政治、经济以及法治方面的自由主义系统性研究与论述还相当薄弱，虽然社会影响比较大，但系统性的自由主义理论构建不足。这一脉在大陆随着继承者储安平他们在49年共产党建国后被打倒，相当一段时间被剥夺了发言权，而在台湾，反倒在雷震他们那里获得了新生，并且在理论上获得长足的发展，构成了台湾自由主义理论的主流。此外，在49年前的中国，还有一脉就是张君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一脉自由主义不同于胡适派的社会评论，而是具有一套政法理论，并且深度地参与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创制与建国行动，对此秋风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张君劢的自由主义理论，我非常赞同，并且认为价值很大，但我不同于秋风的一味赞同，而是有两点存疑。第一，关于传统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结合。我也赞同两者结合，但这种结合应该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结合，也就是说，在现代思想的层面中对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予以某种批判性的反思，然后达到结合，我觉得张君劢这一脉的思想家们缺乏这样一种批判的穿透力，因为这里有一个古今之变，毕竟现代社会和古典社会是完全形态不同的两种社会，自由主义属于现代思想，虽然它有着深远的古典渊源，并不拒斥古典思想以及制度遗产。第二，张君劢一脉的社会主义情结以及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这些都与纯正的自由主义有所偏离，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对苏联模式的崇尚，这是张君劢自由主义的短板，但他们的宪政、人权理论以及制度实践，依然是卓有成效的，深化和系统化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阐发。总之，49年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叙述，无论是胡适这一脉还是张君劢这一脉，相对来说在系统理论上，都还不是非常完备，还缺乏一整套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法治以及哲学的自由主义体系构造。当然，后来随着共产党的建国，以及各种各样对自由主义的污名化和批判运动，尤其是反右斗争和文革运动，自由主义理论被打入地狱，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思想进入了自己的思想启蒙时期，人性的解放，反异化，文、史、哲对文革专制思想的批判，可以说80年代思想启蒙轰轰烈烈，但是，它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前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人性的觉醒、对旧体制的批判、对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呼吁，它们是一个长久思想压制之后的总暴发。犹如一个井喷式的现象，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一些思想都作为西方的新思想被一股脑儿地接纳下来，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多元开放的时代。此后，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出现了，先是自由派与新左派，后来又出现了儒家保守主义，在官方主流思想中外，三分天下。这些其实很正常，西方的启蒙思想也有三种形态，有法国启蒙思想、德国启蒙思想、英格兰启蒙思想，三者特性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在法国启蒙思想中，也有左、中、右，法国启蒙思想中孕育出一些自由派，也有中间派，还有激进主义的，德国启蒙思想也是如此，很快就有民族主义激进派，进而转化为国家主义，也有洪堡这样的自由主义的。
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但从本性上说，是随着哈耶克思想理论的引进与传播，而逐渐阐发和增强起来的，哈耶克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真正酵母。先是在经济领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以及一系列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哈耶克的影响，从经济领域逐渐进入到法制领域，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另译《自由秩序原理》）以及其他一系列著述，深化了人们对于权利诉求尤其是英美宪政制度的认识。从经济、政治与法治领域，哈耶克的思想理论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于对社会演进、文明进化、道德思想以及公民社会的认识，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社会的理论以及关于自由主义的两种路径的梳理，都对中国改革时期的自由主义理论之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决定了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英美气质，这与80年代启蒙时期的法德气质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在7、8年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哈耶克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法制领域、社会领域、道德领域，哈耶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系统、完备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又不是建构性的，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文明演进的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当然不仅仅只是学习哈耶克，而是通过哈耶克，可以认识苏格兰的启蒙思想，通过哈耶克，可以认识制度经济学，通过哈耶克，可以认识一套英美特征的宪政理论，等等。通过研读哈耶克，实际上就梳理出了西方思想史中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谱系，可以称之为狭义的自由主义谱系。因为像罗尔斯、像罗斯福总统，他们是自由主义吗？广义地来说，他们当然是自由主义，但是，他们不是哈耶克版本的自由主义，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属于自由至上主义，属于西方思想史上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属于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这个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在西方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深受哈耶克的影响，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宪政制度、基本自由，这些都是哈耶克这个路径的自由主义所努力捍卫与坚持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哈耶克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在10年前已经形成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由主义经过哈耶克理论的较为全面的整合之后，这个理论才具有较为完备的自由主义的品质，而且这派理论具有较为坚定的战斗力，对于旧体制以及各种新模式理论较少妥协。
我们看到，近7、8年来，随着西方一些新的显学引进，哈耶克的思想理论确实慢慢淡出了，尤其是在大学中，好学之人大多不读哈耶克了。之所以如此，我觉得并非主要是由于一些西方思想的引进，或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开发，我认为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在胡温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为什么我说要重新反思哈耶克的遗产，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十年前形成的中国哈耶克主义照搬过来研究当今中国，因为当今中国是经过胡温10年之后的现代中国，这对我们重新反思哈耶克提出了挑战，因为10年前，尤其是邓时代，哈耶克理论对于中国现实，是有很多切入点的，经济上还处在民进国退的状态，市场经济还处在一个扩展时期，而且法制改革还处在进步时期，法治宪政还是可以说的，宪法实施和司法独立还是有空间的。但是，随着中国模式论的崛起，中国在近几年进入一个全面停滞乃至倒退的时期，国进民退，维稳体制、政制固化、权利诉求受到严厉打压，改革开放变成禁区，自由主义被视为发动思想。
在当今形势下，重新反思哈耶克的理论遗产，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说到底其实是更为艰难地反思哈耶克思想理论中的基本理论，而不是简单的升级版。或者说，反思哈耶克，不是直线式的升级版，而是以退为进的升级版，即更为执着地坚守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在倒退的中国寻求理论上的出路。下面我分别就四个方面，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哈耶克的理论遗产。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我们要深化对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认识。我们看到，中国当今的国营企业是一个升级版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产物。这个国家权贵垄断的经济事物，与刚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是大不一样的。对于国企机制，如何认识呢？显然，它们肯定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单纯的计划经济之产物。那么如何认识一个升级版的计划经济之体制，这是重新反思哈耶克理论遗产所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的国营企业，例如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有企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用传统的二分法的经济理论，现在很难界定。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尤其是以这样一种新的国有企业来对市场资源的垄断性的榨取，这一类所谓的国有企业到底性质是什么，其行为模式是怎样的，等等，我认为这是反思哈耶克理论遗产激发我们提出新问题的一个焦点。这些国有企业虽然不多，但它们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如何认识这样的企业性质，如何推进它们的市场经济转型，第一轮的哈耶克主义，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它们是否能够转型，怎么转型，动力机制与经济学方法论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一些升级版的问题。
第二个，是在政治领域中，哈耶克的理论反思，或许能够从反面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哈耶克是坚定的反国家主义者，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国家主义甚嚣尘上，这是改革开放时代所没有的新现象。邓时代、江时代某种响度上是去国家化的。当今这7、8年，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大加强，共产主义没有了，社会主义淡化了，政治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斜，新左派、保守派、极右派、老左派，它们在国家主义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这股嚣张的国家主义怎样破解？哈耶克是非常反对国家主义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国家或宪政国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因此，讲国家必须讲宪政，如何国家权力真正装进铁笼子里。中国当今的国家主义，不讲宪政，只讲权力，说白了就是党国主义，这是新事物。是与中国的八二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哈耶克的法治与宪政理论，对于我们破除国家主义的迷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第三个，就是法制领域。法制领域更主要的是司法制度，立法与司法的关系以及制度性的实施。实际上哈耶克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普通法的法治国"，哈耶克的法治理论试图把英美路径和欧陆路径结合起来。因为普通法体制固然优良，但在中国缺乏一定的前提条件。中华民国以来，中国延续的是大陆法系，是立法主导的法制布局，单纯的普通法法治路径在中国走不通。哈耶克的法治国理论，强调立法、议会的作用，这对我们如何真正做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哈耶克还提出一种审议的机制，在他的宪政结构中设置一个审议性的、元老式的机制。这样的机制我们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在立法和司法之外，有一个局外的审议机制，来协调立法和司法中的一些重大矛盾冲突，这样一种开明的审议机制，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一直有的。当今的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党独大，没问题啊，甚至一党专制，也没有问题，好，你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样的话，集权程序化，立法机制是一块，审议机构是一块，司法机制是一块，这种的集权是可以制约的，《法律、立法与自由》，我认为其宪政结构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第四个，就是社会领域。培养公民社会，自生自发社会的基础就是个人自治、社区自治、城镇自治。在社会领域中，经济社会是一个方面，还要有公民社会还一块。企业家王瑛近期的言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公民社会要有一个自我人格的培育过程，这个培育过程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正义的道德，正义社会的背后一定是有一套基本的人在社会中的担当——权利和义务结合的道德基础。对此，苏格兰启蒙思想谈得非常到位，与法国启蒙思想不一样，法国也讲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但大多付诸于革命。而苏格兰是非革命化的，不是要通过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杀人如麻，它是通过社会演进，逐渐地在经济活动中、在社会活动中，通过道德感觉的扩展与人格的培育，而慢慢形成一个常态的正义社会。
最后，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谈二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要给一个社会提供一种安全感。当今中国的时局，我们都有一种认识，是政左经右。政左经右，作为权宜之计，在特定时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进一步发展下去肯定会撕裂社会。以前是撕裂社会的结构，现在不仅如此，还把心灵都撕裂了。政左经右的这套做法这几年一直持续着，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明显。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正义之道。名实相副，历来是一个社会治理中最基本的原则。名不实，则言不正，西方也讲这个，名实相副，做的事情堂堂正正才行。靠这个欺骗的把戏，不可能真正完成改革转型。应该回归正道，这个正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中国的宪法，实施中国的宪法，真正做到名实相副，把宪法宣示的东西予以实施。政左经右，最大的问题就是撕裂社会，撕裂人心，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没有确定性，谁都没有安全感。我昨天在法学院给博士生讲课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讲那些大理论，就说最基本的东西，一个社会至少有三个层次，大家觉得在这个社会还可以生活下去。第一个层次是安全感，哪怕在一个草寇社会、黑帮社会，或许它也能把这一块地方控制住，使你有一定的安全感。第二个层次是基本权利的保障感，我说的是那些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等，我的东西你不能说拿就拿去，要得到我的同意。第三个层次就是尊严感，在这个社会，我能够有一种做人的尊严感。这三个层次是逐渐提高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感觉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不仅是草民没有安全感，从最高的国家领袖到最底层的民众，没有一个人是有安全感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就在于现行宪法制度没有得到实施，现在的政左经右正在撕裂宪法。宪法中有一些左、右平衡的因素，但是政左经右恰恰是把宪法通过的一些技术手段予以弥合平衡的东西，进一步地撕裂，如此下去，这个社会就很难持续。
第二，要开放思想。别的不说，至少要使得有思想言论有一个开放、讨论的空间，对错并不一定最重要，谁也不能说自己有天然的真理，但是你要开辟一个思想空间，要开辟一个让大家讨论、辨析错误的空间。我的感觉是，现在的言论空间几乎没有了，至少我们回头看，前一、二十年还是有些空间的，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窄，几近于无。不但互联网上予以严加管制，而且在大学的教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大学的学术研究需要自由思想的开放与探索，现在这方面也很难实现。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不说你是一个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这都是扯，但你要是一个正常的大家有安全感的社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要开放思想，求同存异，官方归官方的，官方有一套意识形态，没问题，但是你要允许民间，而且尤其是在大学，有思想自由讨论的空间。这样的话，才使得社会的晴雨表有所反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政左经右，以及全面地对思想的控制，处在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混乱的迷失状态。李克强总理说的，骑自行车不骑就要倒。但是到底应该朝哪儿走？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有麻烦了。自行车朝哪骑不知道，不知道就应该允许或者说让学术界去争论、去探讨、去辩驳。所以，开放思想，在当今十分重要，远比什么经济上的保持增长更重要。
现在看来，哈耶克的理论反思，不是给我们提供更高的社会期许，而是使我们更加务实，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和言论的权利，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但哈耶克的文明演进论，又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不会彻底崩溃的，它有自发演进的文明的力量。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因文章较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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