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让我们珍惜政治进步成果
今年七月我访问了台湾。此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参观"228"纪念馆。"228"是发生在1947年台湾百姓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运动。这场运动中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大约处死了两三万人（编者注：死亡人数无明确统计数字），大部分还未必是共产党人，而是当地百姓中的优秀精英。他们在日据时代就反抗日本的统治，要求民主和平等。1947年正是国共两党战火最旺的时候。蒋介石本人忙于内战，台湾的事交托给了陈仪。陈仪在抗战前是福建省的省主席，他于1934年曾去台湾考察（当时福建和日据台湾有官方往来）。他对台湾社会管理和建设很赞赏，要求福建向台湾学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陈仪去接管台湾是事出有因的。
陈仪到达台湾时，台湾秩序十分混乱。一方面日本战败，以日本为背景的台湾政府顷刻垮台，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再加上大陆大批军政人员撤退去台，原来的秩序完全被打破。台湾本地人长久以来受日本人的欺压，现在日本人被赶走了，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万民欢腾。但是迎来的国民党政府既混乱又腐败，使百姓大失所望。本来台湾就要靠粮食进口养活当地人，现在新来了一大批外省人，搞得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人心惶惶。在此背景下发生了228事件。
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为了筹措政府收入，实行烟酒专卖，垄断烟酒买卖所的的利润，因而与当地小商贩发生冲突，打伤了一名贫苦的摆摊寡妇（后送医不治身亡），引起公愤，成为群体事件。本来失理的是政府方面，但政府误判形势，认为是反政府的力量在煽动，于是蒋介石从大陆调派几千名军人入台大规模实施镇压，在街头上开枪，入户搜捕，成批地处死政治犯。形成人人惊恐的白色恐怖。
一个月后陈仪被调离台湾去浙江任省主席。估计和他处理228事件不当有关。在大陆，国民党军不敌共产党的部队，节节败退，浙江岌岌可危。此时陈仪建议其密友汤恩伯一起起义投降共军。不料汤恩伯将此事向蒋介石告密。1949年2月7日陈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接着将陈仪逮捕，送回台湾。最后于1950年5月被枪决。这是国民党枪杀本党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一位。陈仪被处死一事议论颇多。蒋介石曾经同意免其死刑，但要求陈写悔过书。但陈认为自己没错，宁可被杀不愿认错。
国共两党争雄，互相杀对方的人，手段残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不但杀对方的人，而且也杀自己的人。只要怀疑对自己不忠，就杀无赦。陈仪被杀就是一例。比较起来共产党杀人更不计后果。共产党杀的自己人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人多出恐怕十倍都不止。共产党人坐自己的监狱，其人数和时间长度更超过坐国民党的监狱的数字。杀这么多人，害这么多人，都是为了一党掌权，和百姓的利益毫不相干。当然他们各自的宣传都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都是赤胆忠心为了人民才杀人整人的。
228事件，枉杀无辜百姓，一直是国民党不好交代的一块心病。终于在2008年，事过61年之后，在台湾总统府前的花园路右侧树立了228事件纪念碑，旁边还开设了228 纪念馆，承认白色恐怖杀害百姓的错误。虽然228纪念碑只对"228"而言，但碑文是对所有白色恐怖的被害人认错。
在大陆，毛泽东自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白了就是杀人夺权。为了夺取政权有几百万共产党这边的人死在其中。天安门前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就是纪念他们的。如果再把夺权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杀死的国民党人，加上被怀疑对自己不忠而被整死的共产党人又有几百万。死去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和夺权无关，完全是被野心的政治家所欺骗或强迫而送死。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政权的血腥真感到可怕。
所幸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情况也有了彻底的变化。改革前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而死的大概有几百万，平均每天都要杀人几百。而改革开放以后，因政治原因被处死的基本上是零，大陆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杀过一个政治犯（六四是一个特殊情况）。在党内虽然斗争还有，也不再是你死我活，顶多下台而已。赵紫阳就是一例。如果换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斗争失败的都要拿性命做代价，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所有的独裁国家，领导人去世新领导上台，都有惊心动魄的变故。但是在大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中国已经建立了有序交接班的制度。由于领导人争夺领导权，牵涉普通百姓为其送死的事，也不会再有了。
我们都说经济改革成绩伟大，但往往不注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重大进步。没有这样的进步政局就不可能稳定，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但愿我们珍视这一了不起的进步，全力维护这一成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因政治原因而杀人。最好连因政治原因抓人关押也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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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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