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重视“学习”？
中共为何重视“学习”？
中国共产党提出“学习型政党”口号后，外界普遍认为其在吸收西方管理学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即让员工不断投入学习中，使各岗位都能实现更高的效率与价值。然而，台湾学者蔡文轩和Nicola Dean经过研究发现，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学习”一说带有深刻的本土烙印：它上承毛泽东对思想统一的追求，下接当代执政党亟需适应新环境的现实。
“学习”是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常客。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曾大举学习苏联模式，而1990年代又开始研习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厌其烦地研究苏联崩溃的原因，以求避免重蹈老大哥的覆辙。
不过，中国政坛中的“学习”不单纯意味着掌握新技能、新知识，而是屡屡扮演思想的大熔炉。两位研究者注意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让自己的理念深入全党人心，宣称党应变成一所“无期大学”，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学习机制。整风期间，延安更是出现了地位在政治局以上、毛泽东以下的“总学习委员会”。一旦党内出现分歧，延安就会发动以阅读和讨论为主的学习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阅读内容的评语和解读由专人记录并在党内印刷发行。
文革期间，“学习”与对肉体和灵魂的折磨混杂到一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中曾有成千上万人以军事化劳动的形式接受“再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学习”的内容大有改观。为了协调高层对改革的引导，政治局层面的“学习”越来越多地涉足经济和法制。对于省部级官员，党校为他们提供话题逐渐丰富的短期学习体验。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也先后设立了自身的学习讲座机制。
200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实现了空前的制度化。据二位研究者统计，2002年至2011年间，中南海怀仁堂每隔数月都会举办讲座。先由中央办公厅配合中央政策研究室拟定话题的范围，而后具体议题由总书记拍板。议题一旦确定，与其对口的部门便开始联系主讲人和组织排练。论坛形成的文件由中央书记处下发到各级党委，由党委一把手领导各地方的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主讲人对讲座的内容并无十足的掌握，而是要接受高层对内容、乃至语速和语调的全权调试。例如，一场法治专题讲座被赋予传播“和谐社会”观念的任务。讲者因此提出：不鼓励群众为小纠纷动用法律武器，因为这种做法既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和谐传统，又容易滋生西方式的权利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由中央书记处下发到各级党委的学习文件，也就不再是主讲人自身的观点，而是最高层自身的政治意图。两位研究者由此认为，党内“学习”是毛泽东时期追求思想统一的延续。
当然，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开放前相去甚远。通过学习提升执政能力，也是执政党适应新环境、巩固自身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本能反应。除此之外，在已经走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威。在统一思想越发不易的背景下，“学习”顺理成章地再次扮演“熔炉”的角色。
参考文献
- Tsai, W. H., & Dean, N. (2013).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China Journal, 69 , 8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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