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经济学的要务与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近期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了“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七八十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笔者在此简谈观感。
首先，很高兴得知茅于轼老师获得英国《前景》 (Prospect) 杂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荣誉。茅老（ 85 岁）精通现代经济学，能用大众明白的语言论述重大道理，有忧世忧民又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高尚品格，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
从参会者在会议的发言与讨论中，可以说证实了中国这几十年来，不但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学者们对现代经济学的掌握与应用以及创新，也在不断进步。这显然是值得庆幸的。不过，经济学大概是很抽象，也相当深奥的社会科学。笔者几十年来，在对包括拥有美国有名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应征者的问话中，发现有很大的比例并不能够回答微观经济学简单纯基本理论的一些问题。我选微观，因为宏观的问题在不同情形比较有不同的答案。微观纯基本理论，像数学，答案是 100% 明确的，虽然这简单理论，未必能够 100% 在实际经济中应用。这个不能回答基本问题的比例，高到我自己聘请博士后研究员时，也不敢用它来肯定排除应征者，只用为考量之一，当应征者在其它方面的表现不错时，还是聘用了。在这次会议中，也发现一些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其实显示发言者不理解基本经济学。
要避免对基本经济学的误解与类似的错误，可以读读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上的论述。 其实，关于经济学上的错误多的是。所以，经济学并不完全像孙涤教授在 5 月 5 日会议前吃晚餐时讲的，经济学上是很难证误的。这本书上可以看到很多证误。（当然，难以证误的情形也很多。）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要务，并不是理论创新，而是先精读正统经济学， 掌握好它，把它用于解释现实世界，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在这过程中，发现正统经济学有不足够的地方、不全面的地方、不适合于中国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误导性的地方，再去补充、改进与创新。因此，我不同意会议关于“如何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法。我们的目的不是理论创新，而是提高经济分析能力。在很多情形，这只需要获得一些有关数据，对实际情形增加认识就能够达到，未必须要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提高分析能力而创新。如果新理论不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原有理论更好地解释实际世界，更好地对有关政策有所启示，这种创新是一种倒退，不应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莫志宏女士发言时，其发言速度比平均速度高至少 50% ，但其咬字的精确与清晰程度比平均高至少 100% 。至少以语言能力而言，显然远远是全会议所有发言者（绝大多数是男性）的冠军，让林毅夫教授或张维迎教授惊叹“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也是女子的平均语言能力比男子高的一个例子，男女能力大致平等，但各有所长。
在讨论时间，莫志宏至少有两次比较长的发言。有一次是关于陈平教授、全局均衡与价格机制的（也提到了茅于轼与黄有光），内容我不理解。不是因为她发言速度快，她的发言句句都很清楚，而且后来我读了会议记录，也不理解。另外一次，她说（根据会议记录），“因为读书读多了的人很容易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我的学生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说老师为什么衣服是不一样的大小卖一样的价格呢？张五常会提这样的例子，说（为何）餐馆里面放盐不放盐是一个价格呢？他们问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那么回事，实际上用一个著名哲学家的策略，就是说他们首先应该回到真实世界，不是科斯意义上的，而是把这个事情放到他产生的背景中，首先让他合理的理解，当合理理解的时候，意味着他们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只有读书读多了的人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会自动消失掉。”我不明白为何那位学生与张五常的问题是愚蠢的，对这两个有意义的问题的答案是太详细的价格划分会增加定价与交易的成本。
我不讲“一般均衡”，我讲“全局均衡”，“一般均衡”显然是大陆的错误译法（台湾没有错译），因为“一般”是与“特殊”对应的，不是与“局部”对应的。全局均衡主要要点，就是整个经济相互之间是相互关系的。 即使是你一个人的消费，你买苹果的时候，你买多少，不只受苹果价格影响，也受其他价格影响。各个消费者会影响整个经济，要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只是看其直接的作用，也要看其间接的、考虑全局均衡后的相互作用，包括考虑了成本、税收、人们的反应等作用。例如，对汽油征税，减少堵塞与污染，但驾车者可能认为高油价的损失更大，因而反对。这是忽略了汽油税的增加，可以使其它方面的税收减少，或增加改善交通与环保的投资，实际上利大于弊。
全局均衡与福祉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所谓福祉第一定理，证明在一些条件下（包括没有污染等外部性），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详见拙作《福祉经济学》第二章）。这定理让我们洞察市场或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的作用，明白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与局限。完全竞争与没有污染等假设很不现实，但这定理可以作为一个基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例如严重污染、行政垄断、金融危机等）需要政府对市场的补助。对于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政府宏观干预的论争，笔者也是折中派。对于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我在天则所会议第一单元的发言已经专门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黄有光 1942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1980 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近期于内地出版《宇宙是怎样来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 黄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Winsemius 讲座教授，本文为作者在 2014 年 5 月 6-7 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 年 0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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